胡适，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下面是小编跟大家分享的胡适生平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胡适人物简介

胡适(1891—1962)，字适之，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绩溪县人。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留学美国，1915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常识渊博，曾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页;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在全国影响极大;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石签订《中美互助条约》。政治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著述丰厚，治学方法上具有徽派朴学遗风。

胡适故居坐落在绩溪县上庄村内，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屋南向，砖木结构，二进三间两厢，“回”形通转楼。占地208平方米，建筑面积350平方米。门面二柱单门一楼式，上嵌砖雕、鸱吻。门前黑底金字“胡适故居”木牌，当代书法家沙孟海题。前进堂前摆设“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钱君匋书。东西分列茶几、靠背椅，壁间挂胡适直系亲属图表。西部是胡适和江冬秀结婚房间，房内有木床、桌、椅、橱、凳等。前厢房是胡适童年读书处。东部房间连厢房为胡觉(胡适二兄)使用。正厅两厢房展出胡适家书手稿和部分著作、胡氏宗谱、海内外名士所赠字画、诗词和胡适“全家福”照片。后堂堂前挂胡适父亲铁花画像，东侧有胡适生母冯顺娣照片。堂上高悬朱底金字巨匾“持节宣威”四字，为邑人程东屏书，款落“绩溪县长朱亚云赠，民国三十一年”。当时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这四字意在勉励他衔命持节，不忘国威。故居内12扇落地隔扇门阴刻兰花，4块窗棂板刻花草题字，为墨模高手胡国宾作。其中有一幅题有“兰为王者冠，不与众草伍”。故居还陈列有胡适各个时期的照片，胡适手书范缜《神灭论》立轴，张之洞赠胡铁花帽筒，胡铁花七星剑、诰命箱及从台湾带回的海螺。

胡适的人物生平

1.个人经历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

1904年，他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后任该报编辑。

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庚款官费留学生只取前二百名，考试两场，文章和杂科(政史地物理化生等)，头一场文章胡适扬扬洒洒一篇得了一百分，如此可见他的文章造化!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25岁)夏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所写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且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

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 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来去往台湾。

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7年，出任台湾“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2.任职经历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1946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电邀胡适“莅京出席国民大会，藉慰众望”。次日，胡适飞抵南京。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代表总额2050名。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胡适、王宠惠等12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12月25日上午，进行第三读大会前，十二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公推胡适代表报告整理结果。看来，像宪法条文这样百年大计的文献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适在，大家就不会选第二人，尽管有望重一时的法学家王宠惠在其中。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郑重通过，制宪大业，宣告成功。

学术研究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约翰·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才能救中国，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pragmatism)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造诣。

1.儒学研究

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荐》《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

2.哲学成就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虽然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但却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页)。

3.古典文学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红楼梦》研究是胡适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而胡适也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科学与民主两大思潮逐步深入人心。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科学精神的传播者。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是其科学精神在古典文化领域的重要实践。胡适研究《红楼梦》主要运用的是科学的考证方法。他指出《红楼梦》应当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从作者、作者家世以及《红楼梦》的版本进行研究考证。胡适《红楼梦》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情况，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间大概在乾隆初年到乾隆十三年。通行一百二十回本中后四十回是高鄂所作(当然这一观点还值得商榷)。诸如这些现在已为常识的问题都是胡适研究考证出来的。

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意义重大，其使红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其成果极大地超越了以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为代表的题咏、评点派红学，也超越了以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地将其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范畴。

胡适红学研究的著述颇多，其代表作有《红楼梦考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曹雪芹家的籍贯》、《谈<红楼梦>作者的背景》、《<石头记>一材料》，此外胡适与顾颉刚、蔡元培、钱玄同、周汝昌等人还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信件。

胡适热爱《红楼梦》，可以说他有着深深的红楼情结。1949年他即将离开陆时，许多珍贵藏书顾不上带走，但却将甲戌本《红楼梦》视若珍宝，催促周汝昌尽快还回以便带走，后来他从台湾到美国又将其远渡重洋带到美国。自1921年3月发表《红楼梦考证》初稿，到1962年逝世，胡适终生关注、追踪红学研究，胡适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1962年2月20日“致金作明”)，还是谈《红楼梦》的。无论是研究红学，还是研究胡适，都不可轻忽“胡适红学研究”的价值与地位。

4.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分，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1926年8月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慧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所谓“六祖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慧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慧能的弟子神会和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

5.《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

社会影响

1、新文化运动方面的影响

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20世纪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梁实秋并帮助他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胡适纪念明信片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

季羡林不是胡适的学生(他的老师是陈寅恪)，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连胡适

胡适诞生百年纪念邮票(台湾地区发行)

专家周质平也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并没有发生任何积极推动的作用，甚至于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证的老路。

胡适既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又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他还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蒋中正的挽联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在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极左”时期的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极左”的斯大林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其时的中国大陆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文革”结束后，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

2、不畏权贵的人生

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更是人们眼中的“自由主义斗士”。即使是对被软禁的封建帝王，也能报以人文关怀。胡适对已经退位十年有余的溥仪不卑不亢，与皇帝之间分庭抗礼，“他称我为先生，我叫他皇上”。即使卷入舆论的漩涡，他也能风骨犹存，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甚至不惜以身试险去劝说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等多名军阀。在人们狂热的打倒一切的革命旋风中，依然能保持自己的理性思维，并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一生是不卑不亢，不向权贵低头的一生，正如他的老师，哲学家杜威一样，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希望向权威低头的斗士。尤其是在1960年，蒋介石准备再次当选总统之时，胡适挺身谏言，劝说蒋介石放弃权利，不要参加选举;并提议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出新的总统。当然这些话语，却不为蒋介石所接受。然而胡适就是胡适，永远笑呵呵地向人们阐述他的民主、自由，和他心中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