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市场经济 价值观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有不协调、不对称的一面，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有积极的纠偏矫正作用。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杜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影响。

在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艰难过程中，中国人传统的价值标准、道德观念在受到迅速变化的经济关系、社会生活影响的同时，还会受到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发生嬗变、重组以至改头换面。于是，有人认为，以自然经济结构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借鉴、移植西方文化，消解、超越传统的中国文化。其主要根据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两种对立的经济形式。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结构上的伦理型文化，以求善为目标，注重对人际间社会关系的研究，不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缺乏科学精神。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具有流通性、开放性、社会性特点的市场经济难以协调融合。这种观点仅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考察，而忽视了其问的反作用力。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有积极的反作用的唯物史观看，恰恰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对称、不协调、不同步，它才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在价值导向上有着积极的纠偏作用。西方文化传统是“主客二分”，富于实证的科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蕴含着深厚的价值判断。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整合，恰好弥补了浸渍市场经济机体的西方文化的不足，有利于市场经济臻于完善。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观念有利于缓解市场分配机制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最有效率的运行形式，但是市场机制对调整产业结构、分配国民财富、治理环境污染等问题却是无能为力的，这些方面还需要国家作为经济管理和建设的主体，实施必要的调控。在国民财富如何分配问题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存在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有其自身的特点。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不能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对立普遍化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规定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关系。我们既要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效率，强调经济的迅速高效发展，又要重视社会发展、社会公平，重视收人分配差距的社会容忍度。同时，还要深人到分配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中探究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现实经济生活中、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和职工个人之间收人差距拉大的势头很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本意是鼓励合法经营、勤劳致富。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通过投机、贪污、欺诈致富。为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这就造成不合理的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间题。”对待这些财富分配的不合理问题，政府运用经济法规的硬约束无疑是必须的。但是，单凭健全二次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是很难从自觉性上使各个利益主体在财富分配上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均贫富的大同观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鳄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贼乱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种心理惯性对抑制贫富悬殊的加剧显然有积极的作用。也是公民支持、理解、贯彻二次分配机制中政府转移支付、筹建公共设施的社会心理基础。从秦末农民的“苟富贵，勿相忘”，再到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始终贯穿着均贫富的大同观念。所谓“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传统文化中这些观点和社会主义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处。其对市场初次分配不公、政府二次分配漏洞的纠偏矫正是显而易见的。应该发挥传统文化蕴含的同类相恤、同族相助的亲和力，通过捐助、慈善事业保障社会公平，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合理制衡，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即全体公民利益的相对平衡。

二、整体本位、国家民族至上的价值观，有助于遏制、消除市场经济条件下极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滋生蔓延

中国古代哲学以“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最高境界。与此相联系，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整体本位，以整体为基础消融个体的心理定势。表现为传统文化注重社会人格而不注重个体人格，主张以忠孝等伦理纲常来认知、体验、评价个人的存在及其与家庭、国家的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市场经济是发达的、以价值积累为目的、以交换为形式的商品经济。从法律角度看，交换经济是有条件的权利让渡，不能没有交换的主体。交换主体既包含国家政府，也包含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切自然人和法人。经济主体间摆脱了以往人与人依附、隶属关系，通过货币和实物的依赖关系发生交往。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参与经济活动的每个主体都有独立的利益。他们要生存发展，就必须遵循价值规律，以利润积累为目标，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导向，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自由决策、自负盈亏、自求发展。树立自己独立人格，培养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价值观。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以价值增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各个经济主体在形成独立、自主、平等意识的同时，极端个人主义、单位地方本位主义也会潜在地滋长。在社会转型时期，法制尚不健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可能发生:1、分权自主化倾向削弱中央宏观调控力度。各部门、各行业、各地方、各单位在不具备完全及时准确信息的情况下，盲目地在区域性市场按供求规律追求利润积累，参与市场角逐，就很可能引发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会出现地区封锁、行业壁垒、信息独享等人为垄断现象，阻碍整个国民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换代;2、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导向会诱发企业以邻为壑、转嫁成本，造成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大。解决第一个问题除了健全相应的经济法规、行政法规外，倡导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至上整体本位价值观是不无裨益的。《书经》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治安策》有“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格言，苏询说过:“贤者不悲其身死，而优其国之衰”，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这些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深人人心，那么，在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指导思想下实现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就会顺畅稳健，问题少，代价低。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固然要界定和理清产权关系，有完备的产权法规等硬件机制作后盾。但是，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差效应，还必须辅之以能够内化为人格境界的软件控制要素。象“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互助友爱、和气生财的传统价值观，就会在心理倾向上有助于消解各种道德沦丧、损人利己的动机，遏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外差效应。

三、先义后利、义利统一，追求高尚的价值观有助于从社会心理上遏止、抑制金钱拜物教的滋长、蔓延

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商品拜物教”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潜滋暗长，如果没有相对扼制观念冲销，最终就可能成为燎原之势。在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使社会财富迅速增长，客观上刺激了人们的求利欲望。改革开放前，由于收人水平的相对平均化、固定化，加上供给短缺，财富匾乏，人们的利益欲望普遍维持在低下的水平上，大家平等相处，相安无事。今天，随着收人水平和消费档次不断迅速地拉大距离，追逐金钱财富、沽名钓誉、崇尚享乐的物质实用主义和名利思潮冲击着现代人的观念与生活，人们的利益欲、享受欲急剧膨胀，由此出现了道德滑坡、人格丢失等一些丑恶、阴暗、卑鄙的社会现象。金钱拜物教价值观无孔不人，它把人生价值与商品价值等价处理，用财富、金钱评判人的价值，人际间的关系被视为纯粹的金钱关系。有些人甚至把人格、良心、权力货币化和商品化，只要金钱，不要理想情操。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生产也是不行的。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会受到破坏，会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成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避免金钱成为衡量人的唯一尺度，人沦为物的奴婶，成为纯粹的自然人和经纪人，避免人的主体性逐渐地全面丧失。对此，政府显然不能用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治理。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清除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影响，除了广泛宣传倡导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外，大力挖掘利用传统文化中合理的价值观资源，不失为古为今用的捷径。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等，对金钱拜物教无疑是消解的良言。在利益至上、物欲横流的商潮中，要找回丢失的个体人格家园，利用传统文化设定的精神境界，教民化俗，也许更为有效而持久之。“天地之性人为贵”，“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亘古流传的人格操守蔑言，如果能辈辈传诵，内化为每个生命个体的精神境界，那么，市场经济固有的负效应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金钱拜物教滋生蔓延的温床也就会土崩瓦解，形形色色的沉沦、堕落、犯罪也就会有所收敛。

四、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价值观，有利于培养市场契约精神

受高额利润诱导，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些企业和个人算尽机巧，不择手段。为中饱私囊，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骗，坑害人民，坑害国家，严重阻碍了经济活动的常态运行。经济秩序错综紊乱，效益高、业绩优的企业和经营差、有亏损的企业玉石俱焚，顾客和消费者更是身受其害。避免这些情况发生的办法是:国家一方面要健全各种经济法规，杜绝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中的各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一方面应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价值观，防微杜渐，让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即有客观的强制性的硬约束，又有主观的自觉性的软约束。所谓信，就是信用、信誉，真诚待人，言行一致，格守诺言。信是契约生效、执行、变更、终止的基本条件，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一种信用经济。“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企业界流传一句格言:“商海无涯信作舟”。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信誉尤其是产品质量信誉，常常决定一个企业的兴衰存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乎?”信是一向不带有阶级性的普遍的人类基本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是“仁、义、礼、智、信”五德之一，倡导讲信用，树信誉，对企业的合法经营，维护消费者权益，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整合虽然因不对称而举措艰难，但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诞生、发展、繁荣，是因为社会主义精神和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方面有许多契合处。经过社会主义思想洗练过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在冲突对抗中缓解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在丰富发展中拓宽底蕴，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任务趋向认同。面对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如何熔铸其精神，使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服务，就要在理性上分析化解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各种矛盾，又要在实践上尊重历史的积淀。从实践出发，因势利导，积极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合理有益成分，使其浑然一体，在矛盾互动中发展、完善，从而建立名副其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