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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热门文章：回眸股灾周年：经济转型中的一场荒诞剧

一年前的6月，被“改革牛”、“国家牛”豪言裹挟的股民，沉浸在4000点只是牛市起点的无限憧憬中，把所有的历史教训和金融常识抛在了脑后。股灾总是在猝不及防的时候突然到来。2015年6月15日股灾模式开启，指望靠“国家牛”脱贫的股民再次成为被割的韭菜：6月15日到7月8日，17个交易日上证综指下跌32%。

放眼古今中外，股灾并不稀奇。投资者固有的动物精神驱动着一次次的股价/楼市泡沫，随之而来的就是股灾。如果导致2015年股灾的只是“动物精神”，那就没有什么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因为没有人能改变或消灭动物精神。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2015年股灾鲜明的独特之处值得我们认真反思：1)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对股价泡沫起到了显著的推波助澜作用;2)证监会作为监管者的迷失：越位与缺位;3)股灾之后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力救市”。虽然股灾爆发已经一年，但我们并未看到足够的反思，遑论改进。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如果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朱镕基在96年就认识到了政府背书的危险性，“大概有近40%的城市人口与股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股市要是出问题不得了。暴涨就暴跌。我们不能不讲话了，于是发表了《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是证监会同志起草的，讲了三个道理：股市现在是非理性的;是有涨必有落，落的时候，政府不会托市，也托不起这个市;股市风险自负，政府管不了”。大音稀声，这样的“中国好声音”具有穿越时光隧道的历史意义。

很显然，这样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2015年牛市中被遗忘了。《人民日报》文章提出“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新华社则七论股市以论证牛市的合理性。在股灾发生前三天即6月12日证监会主席肖钢还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认为“改革牛理论成立”。可以说，官方媒体和官方人士的“背书”，彻底瓦解了投资者的风险意识，没有经验的新股民以每周百万的数量跑步入市，A股账户达8993万。这一“背书”现象在中国股市26年的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官方为牛市背书，或许是期望牛市创造出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助力中国经济转型。

牛市或许可以助力经济转型，但“人造牛市”是极其危险的，因为：1、官方背书不可能创造“慢牛”(这应该是官方最希望的)，而是必然成为“疯牛”;2、股民会把亏钱怪罪于官方。 90年代曾任证监会常务副主席的李剑阁警告，“怎么能说政府就希望牛市呢?国家牛市呢?只要脑子里有这个概念的存在，就很危险。所谓“国家牛”是不可持续的”。制造出了一个“国家牛市”的概念，这是在设置陷阱。如不及时加以澄清，后果是十分危险的”。果不其然。

股灾后，新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的反思触及到了证监会的定位问题，“俗话说，山有多高，谷有多深，泡沫怎么吹起来的，就会怎么破灭……资本市场的灵魂在于竞争，竞争就必然有美丽和残酷两种格局，“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为资本市场的参与者，都必须以平常的心态面对这种现实。政府的职能不能动摇，就是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离开“三公”原则就谈不上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谈不上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知易行难，证监会能否克制自身的“动物精神”，守住维护三公原则这一核心职能而“不逾矩”，这一直是困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二、经济转型中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两民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纠缠密不可分。在经济转型期，面对不断增加的经济社会压力，不少国家的政客把“两民主义”作为获得选票的利器，虽然在得票率上屡屡奏效，但却导致经济每况愈下，俄罗斯、拉美是典型。

2006年时任中财办副主任的刘鹤远赴拉美考察，在考察归来后发表的《 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中深刻指出“民粹主义”才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罪魁祸首，“拉美国家民主派上台后，为了取悦于民和获得更多的政治选票，纷纷向国内民众做出较高的政治承诺和福利承诺。 由于国内财力有限，普遍采取了对外举债和对内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政策，短期内人民获得一点虚幻的实惠， 但很快被极高的通货膨胀税所冲销。 高通货膨胀使当届政府下台，大量资本外逃，造成经济萧条。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又作出同样的政治承诺。这就形成了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恶性交替，政客与大商业集团在经济大起大落中获得巨大利益，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当地学者认为，如果说“拉美病”或者“拉美教训”，这一点是最根本的。“拉美教训”的实质是，在过度民主化过程中，政客们的民粹主义立场和态度引起经济大起大落。”

在股灾发生后，是否应该救市引发激烈争议。此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再次压倒了理性的声音。在民族主义方面，一个典型案例是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居然宣称，“暴跌时间点上的惊人巧合，显然并不是偶然，而是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的恶意做空，是来势汹汹的针对中国发起的一场经济战争。这场金融战争对中国股市的重创，特别是在中国加快改革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其本来目的正是打击中国社会的信心面，并配合各类喧嚣而上“唱空中国”的论调，诱导人民群众对中国政府不信任，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信任，最终破坏中国改革进程，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直至击溃整个中国经济。所以，在A股打响这场经济战争，是冲着五星红旗来的。”在民粹主义方面，典型者如复旦大学谢百三教授呼吁：“中国股市却熊长牛短，这轮牛市前，85%股民处于亏损状态，相当悲惨，有的人这次才得以刚刚解放。因此，牛市是对中国1.4亿股民的报答与补偿，天经地义，合情合理。这是1.4亿股民的狂欢节，是我们的春天”。

这些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者声音背后或许参杂了复杂的利益诉求，但依然对证监会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2015年6月12日时任证监会主席肖钢在中央党校的讲座中提出：“1.改革牛理论成立;2.市场不差钱……”。监管者这样的心态和定位，严重偏离了法律赋予的职能。可以说，证监会本身既是牛市的推动者，又是“暴力救市”的始作俑者。

证监会在此次股灾中的表现，完美地验证了中财办主任刘鹤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文中的警告：“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以此对照2015年股灾，刘鹤这段话可谓字字珠玑。

三、反思

此次股灾的危害之大，无论如何形容都不为过：1、26万亿市值灰飞烟灭，投资者损失惨重，股灾一周年之际平均每个股票账户亏损依然高达50万元;2、由于官方媒体的背书及政府的激情救市，政府与市场边界重归模糊，投资者风险自负观点严重倒退;3、证监会迫使21家券商买入股票、对大股东所持股份的交易做出限制、允许董监高突破《证券法》规定在限制期内买入股票、不断修改股指期货规则直至流动性几乎消失、每逢股市大跌就“半夜鸡叫”式的出台救市政策、令人啼笑皆非的短命“熔断制度”……，一系列的“任性”的救市政策，只看股指，全然不顾市场原则、规则严肃性和法治，严重损害了中国股市本就脆弱的制度基础，大大降低了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甚至令国际投资者怀疑中国金融改革能否坚持正确的方向。

最严重的后果是，股灾致使中国错失了推进IPO注册制改革的重要窗口。鉴于中国当前推进以“去杠杆”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从未有现在这么迫切需要注册制。这也是全国人大不惜以向国务院特别授权方式推进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但遗憾的是，由于“后股灾”时期股市的脆弱性，注册制改革的下一个机会窗口或许要等待很久，这导致中国经济转型失去了一根重要的枴杖。

截至目前，官方和社会各界都进行了一定的反思：

1、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发审皇帝”)、主席助理张育军落马，救市国家队“中信证券”高管团队集体陷落。

2、具有深厚央行背景的刘士余、方星海、李超被任命为证监会主席、副主席，方星海在周小川担任建设银行行长期间受其邀请回国，李超则长期担任周小川秘书。长期以来，周小川享有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口碑。如果联想到李剑阁此前所警告的“如果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不解决，中国股市的危机还会一波一波的到来”，这些任命值得回味;

3、 2016年1月中财办主任刘鹤指出：“金融监管者需要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和不断改良的能力”;

4、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12月27日表决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

5、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坦承，“我们应该认可监管者承认错误的举动”;

6、“权威人士”2016年5月接受《人民日报》专访称： ……避免一惊一乍，不搞“半夜鸡叫”…… 我们就明确了股市、汇市、楼市的政策取向，即回归到各自的功能定位，尊重各自的发展规律，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 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那就要命了。

7、证监会元老李剑阁成为对“人造牛市”及救灾过程批评最多的专家： “问题是去年一些官方媒体助涨了市场狂热的气氛。当时有一些官方网站讲4000点是牛市的开始。国家牛市、改革牛市，各种各样的牛市，就来解释牛市的合理性。包括当时有一些权威人士在中央党校作了报告，说当前的牛市是有基础的，是改革牛…… 去年中国的救市，由监管部门带着一批自己指定的监管对象去救市，就相当于裁判带着特定的运动员去踢球。这个球是没法踢的。”

8、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媒体言论助推牛市思维，媒体未在舆论监督和市场净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宏观上看，股市异动反映了对转型改革的过高预期与短期经济表现未达预期的矛盾;从制度上看，股市异动反映了资本市场基本制度和监管制度的缺陷。

这些反思无疑值得肯定。但迄今为止，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对于股灾引发的“制度忧虑”并未真正解除。

第一，李剑阁等人提出的一些反思非常有价值，但并未成为社会共识;

第二，证监会自身和官方媒体并未做出明确的、系统的反思;

第三，从政策层面看，证监会并未(也没有勇气)纠正一些备受争议的政策和做法，缺乏自我否定的勇气。例如，备受限制和打压的股指期货能否恢复正常做空功能?

第四，有关“战略新兴板”的内容被从国家规划中移除、证监会不再明确注册制改革时间表，这些信号无疑暗示IPO注册制改革的无限期延后。要知道，IPO审批制恰恰是A股的核心症结所在，注册制改革的延宕无疑也加大了中国资本市场制度演进的不确定性。

四、未走出的股灾和未竟的反思

虽然股灾已届周年，但股市依然未能走出股灾模式：证金公司救市资金不敢言退、大股东股份交易依然受限、股指期货奄奄一息、市场信心依然脆弱……种种迹象表明，要修复这场股灾的创伤，尚须时日。

对股灾虽有反思，但依然不够彻底和深入，例如：1)去年高呼“党给我智慧给我胆”的人士，居然在2016年依然我行我素地喊出“拿着党章进股市”;2)当时是否真的需要大力救市?发达国家有救市的情形例如2008年次贷危机，但也有不救的情形例如21世纪初纳斯达克从5000多点暴跌至1600点。究竟如何判断救市的必要性?3)假如必须救市，谁来救?香港当年是金融管理局而非证监会;4)假如必须救市，应该用哪些方法救市才能负作用最小化?5)如何约束杠杆的“顺周期”现象……

近日，MSCI再度拒绝纳入A股，其给出的解释是：相关决定将取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进程。有意思的是，去年6月10日MSCI公司宣布暂未将A股纳入新兴市场指数时提出的三个关键性问题：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分配过程、资本流动性限制和权益所有权认定，证监会都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对任性停牌的问题，今年5月27日沪深交易所分别出台了关于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指引细则，明确相关重大事项的最长停牌时间。为何证监会的“良苦用心”却得不到认可?笔者认为，最深层次的原因恰恰在于2015年股灾和之后的救市，打击了境外投资者对中国股市改革开放进程的信心。而过去一年“熔断机制”这样的“忽悠式反思”、股指期货被当成股灾替罪羊，更令国际投资者难以信任。因此，中国股市要纳入MSCI，真正要解决的是规则与法治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政策的透明度、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不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只做一些停牌制度的表面文章就指望被纳入MSCI，无异于幻想在白马身上画上黑道道就能变成斑马。

反思不彻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充分的公开讨论。还是“权威人士”说的深刻，“对问题不能视而不见，甚至文过饰非，否则会挫伤信心、破坏预期。对学术上、专业性的不同意见，要允许各抒己见，鼓励从专业层面展开讨论，对稳定预期也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这一段话呼应了诺奖得主科斯(Ronald Coase )在几年前的忠告，“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真理越辩越明。如果不能开展充分自由的讨论，类似四万亿、2015股灾这样的沉重经济代价还会重演，这才是股灾最大的启示。少一些股灾这样的荒诞剧，中国经济转型之路才能走得更加顺利。

最近热门文章：高考：录取率越“平衡”越失衡

高考之际，录取率引发教育公平的热议。事实上，这不止是个教育问题，而是社会和经济问题。去年提出扶贫，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建立长期和深度的人才资源扶持，这都和教育相关。这是经济改革的深度问题。

教育公平不公平?美国的例子

1978年，有个著名的“巴克案”(Bakke case)，巴克是一名白人男性，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连续两年拒绝他，而录取了不如他的黑人学生，巴克因此上告。最后，最高法院勉强支持了学校。

他不是个案。2003年，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案，最高法院以几乎对等的票数裁决，民族可作为录取考虑因素。与此同时，多州群众自发反对在公共教育中的这种不平等待遇。

美国的背景当然和中国不同，但由于绝对“公平”是不太存在的，如何从局部区别对待手段中获取总体的公平，成为经济社会一大难题。在中国，此议题也变得越来越成为焦点和引发焦灼。

美国教育的族裔之辩正是极好的例证。美国区域经济差距甚小，但其族裔差距也许正和我国当今的地区间差距一样，成为资源分配中是否能够得到公平对待的焦点。

美国各界认为应该将此种背景条件纳入教育录取考虑因素，有三个原因：纠正标准化考试中的偏见、补偿过往之错和促进多样性。

促进多样性

希望能够增加受高校教育目标的多样性是值得尊重的理由。多背景的学生团体中，大家可以通过对不同背景的了解和学习获得更多。

哈佛学院对于教育多元化的意见表示，一个来自爱达荷州的农场小伙子可以给哈佛学院带来一个波士顿人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哈佛学院中所有学生的教育背景的品质，部分的取决于这些学生带来的背景和观点上的差异。

也就是说，认识一个来自云南的骑着孔雀上学的小伙子和一个来自海南晚上只有在椰子树上才能入睡的姑娘，这种体验是一个在北京皇城根之下和上海东方明珠之巅的同学获取人生丰富体验的重要源泉，比和在大学里听迪顿讲康德不差分毫。

但事实是，互联网时代，世界变得如此扁平，云南同学已经脱离了大象代步、海南同学也不但吃鱼还吃鸡的事实，已经随着人手一个QQ、微信号变得真相大白，已经随着人人都在lol和Dota的走南闯北中变得去异趋同。

单单是地域性所造成多样化差异，尤其在城市中，恐怕不断缩小甚至几乎没有代沟。因此，此时，单纯以多样性为由来进行地域性的教育录取制度分化，就缺乏理论基础了。

补偿过往

补偿性的理由将反歧视看作对过往错误的一种纠正。在美国对于黑人的态度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中国的情况显然不同，但有相似。这个逻辑应该是，某些历史或者综合原因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因而造成教育资源不平衡，造成这些地区教育水平较低，所以要额外补偿，将他们的录取率升高。

这也没错。那看看，哪些地方的大学资源多。

根据2015全国普通高校名单，其中江苏162所，山东143所，广东142所，河南129所，湖南124所，湖北123所，若据此将资源输出，江苏首当其冲，接下来应是山东和广东。

有人说，重点大学才表明资源聚集度。一份39所985院校的名单中，前三甲依次是北京8所，上海4所，陕西3所，湖南3所。而且，大学多不一定录取多啊!看看重点大学录取率。参照搜狐高考栏目的计算，2015年211高校的录取率是上海13.9%，北京12.5%，天津12%，青海8.9%，吉林8.8%，新疆8.2%，宁夏7.8%，西藏6.7%，黑龙江6.5%，海南6.4%。那不看高校，看省份经济资源?2015年全国GDP总量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

补偿也不是不行，可是谁补偿谁?总得有个合理的论据吧。

纠正标准化考试中的偏见

事实上，和中国一样，美国的SAT、GRE和其它类似的标准化考试，长期以来都遭到非议。一个经常被提到的例子是，1951年，某人GRE很差，语言表达能力测试的分数低于平均分，所幸被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博士项目录取，后来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他叫马丁路德金。

特例总是格外激动人心。中国的教育改革也在这条路上激昂奋进的走着。

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我们作出了很多努力。教材的改革，学制的改革，考试的改革，录取的改革。学生都在“减负”，没有家庭作业的时候，他们都在补课;没有统一考试的时候，他们都在补课;没有补习班的时候，他们都在补课。因为缺少了更为统一的标准，只能靠不清不楚甚至不言而喻的标准进入下一个阶次，他们只好在全方位都付出更多的努力。

如果说素质教育实在包罗万象，也许我们也能把这叫做素质教育。

然而，这种教育方式的成本非常高。家庭的富裕程度、知识储备、人缘关系几乎就决定了“素质”的结果。当这种教育方式和其带来的教育考核结果成为教育主导，经济落后地区和家庭怎么还可能获得相应的公平?

我们号称要纠正标准化考试中的偏见，却不去想非标准化考试中的偏见更大。

现在我们在这里讨论要给他们补偿，然而我们根本不给他们机会!

教育公平的症结或不在录取率

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和教育资源配置非均衡常常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教育作为提高人们技能的重要途径，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层次关系的关键因素。因此，教育资源配置非均衡是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分离、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是社会不公平的加速器。

什么是公平? 如果说公平，就是人格上意义的绝对权利公平。那只好抽签。概率相同，童叟无欺。但是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专门人才，本身就有选择性，有竞争性。

因此，录取率持平了又怎样?

1990年，西部八省文盲率26.5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9%。经过多年高考录取指标“平衡”，西部录取率基本与全国持平，但教育实质是否真的提升?2014年全国文盲率最高的前六名都是西部受援省份，西藏39.93%，远高于全国的4.92%。

可见，录取数据上的不断“平衡”，是因为基础实质上的持续“失衡”。而把一个很努力的人的机会让给其他人，如果这种现象大面积存在，并不解决而且会加剧社会不公平。

竞争也是一种公平，需要保证的，是过程公平。在数据上做文章，不如想想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教育资源均衡化很重要，是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也是难题。

中国教育从极其落后起步，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不必妄自菲薄。但切记，资源越稀缺，公平越重要。

公平应该是让所有有资格的人都能参赛，都能有足够机会，都能为自己的付出负责。高校录取的症结，或者社会普惠平等，都应该体现在基础教育上。

首先是思路，需正本清源，不舍本逐末。基本公共服务作为社会公共服务最基本的内容，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其均等化日益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教育领域，就是提供义务教育。

其次，需确定公平的基本原则，科学规划。教育财政资源配置应运用科学模型，把公平和效率有机结合起来，加大对薄弱学校和弱势群体资助，体现差异原则和反向补偿思想，贯彻纵向公平原则。

此外，资源配置，往往是人的配置。美日法英等各国都将教师资源配置作为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教师定期额流动制度，保证偏僻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拥有充足和高质量的教师，缩小学校教育质量差异。

后记

我们谈高等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基础;然而，我们谈高等的时候，其实也在谈基础;因为，我们谈的是高等，永远绕不过去的是基础。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教育资源配置公平可以起到缩小社会阶层差距、缩小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作用;相反，教育资源配置非均衡会恶化阶层差距，加剧不平等。教育问题如此重要，我们需要找到真正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我们需要问的是，什么造成了不均衡?是招生制度?是教育基础?还是招生制度与教育基础的脱节?我们应当锐意改革，但改革前，要问自己，最终目标是什么?用什么方式达成这个目标?而在改革进程中，我们一直要不断诘问自己，是否因短期利益偏离了目标?

我们实在不能短视，因为不管我们能活多久，我们的子孙还要活很久，我们的社会还要活更久，我们都需要教育。

最近热门文章：地王豪赌，经济安否

一切恍如昨日重现，经济乏力，地王腾升。

2016可谓地王之年，仅仅前5个月，根据中原地产统计，市场上总价超过15亿出现105宗地块，进入6月之后，这一势头不减。根据媒体报道，以上海6月1日宝山新城顾村两块地皮为例，其周边的公路甚至被吐槽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在参加竞拍的众多房地产企业中，籍籍无名的信达地产以58.05亿元成交，溢价率306.53%。这意味着楼板价达到4.81万元/平方米，未来起步价或是7万元/平方米。按照这一拍卖价格，这些郊区房价未来几乎要等于当下核心房价才算经济理性。这一消息对于城区房价的影响可知，有人感叹《欢乐颂》中诸多白领，恐怕难以继续安居欢乐颂小区了。

地王刷屏朋友圈到麻木之际，又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悲喜交响曲。抛开升斗小民关于房价的担忧，多空双方也各有论证，如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说出手亿万的地王玩家不理性，那么未免太看不起人。这些观点，其实无所谓对错，当房地产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赌注之际，房价预期其实已经变为信仰之争，而决定房价走势的因素，早已不全然是经济因素。

问题在于，为什么是央企，即便是以处理不良资产起家的央企，仍可以在房地产领域呼风唤雨，将万科、碧桂园等诸多身价千亿的房地产巨头秒杀身后?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选择此时此刻，纵横地王大赛?对于地王现象，如果仍旧从通胀抑或货币超发等角度去思考，那么明显过于简单，属于思维的懒惰。显然，即使在货币政策相对中性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尤其央企仍旧获得巨量信贷支撑，当这些企业开始奋力捍卫自身存在价值时，其所能动员的经济社会资源能量惊人，地王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从资金成本而言，央企拿地无不理性之处，说央企不懂经济，未必如此。市场低迷，房地产面临调控，但是如果融资成本比别人低，融资渠道比别人多，那么意味着胜利了一半，剩下的无非是等待着穿越市场周期，更何况，房地产如此重要，谁能断言市场前景一定走低?

换言之，地王大战，玩的是以时间换空间的博弈，更何况，无数没有拿到土地的民营大佬，其实也陪跑到了最后一轮。这种半斤八两的商业贴身肉搏中，分分钟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的节奏。拿地如此，买房也是如此，比如对于当下按揭买入一线房地产的人群，何尝不是在举债加杠杆，以身家押注房地产上涨。在羊群效应面前，大佬们与小白领之间的心思，其实并无太多差别。关键的区别是，企业尤其是国企是用别人的钱去下注，买房者则是举家之力真金白银买单，谁比谁更精明还是更愚蠢，真不好说。

从商业而言，央企拿地如此凶猛，不无自身生存考虑。回顾四万亿之后一两年，房地产回暖，地王身影中也少不了央企身影。当时中央曾经出台“退房令”，要求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然而这一举措不仅没有落实，正如不少分析人士已经指出，事实上可能起到相反的激励作用：即将到来的整合大限，导致一些央企为了捍卫自身房地产业务资格而奋力拿地——其思路也不无理性，只要能够多拿一分地，即使价格再高，也意味着被他人整合的可能性小一分。这种聪明个体的精明算盘，在集体的羊群心理之下，正在演变为房地产市场估值疯狂。

从宏观而言，《人民日报》“权威人士”提出“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引来不少赞誉。但事实在于，房子在中国早已经不只是居住所在，而是中国家庭最大的财富资产。当企业与政府难以继续加杠杆之际，居民端唯一的杠杆也在于房地产。作为宇宙间最重要的行业，中国房地产市场各地差异巨大，而地方政府离不开土地财政，即使中央三令五申，仍旧一手行政控制房价，一手人为限制土地供应。昔日的地方竞争，如今也已经变为房地产竞争，这也迫使一些企业人才因为房地产原因退居二三线城市甚至海外。然而短期激励之下，官员其实很难兼顾长远。

地王现象有什么后果?至少目前来看，如果继续让没有出众的房地产运营能力而资金动员能力却出众的央企引导市场主流，那么成本毫无疑问主要由购买方承担。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2015年中国家庭总资产中，房产占比高达69.2%。这意味着，一方面房地产是唯一能够加杠杆的领域，另一方面家庭继续加杠杆的余地并不大。

福山之类政治学者指出，中国模式的一大特点，在于源源不断地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可以说房价上涨在过去很大程度上符合中产利益。中国房价现象很大程度是信贷现象，是对未来现金流的折现，过去的房价上涨对应中国经济的前景，是对于过去压抑的居住与投资需求的释放，基本也符合经济合理性;然而当下房价的猛烈上涨，其实是在对赌未来经济走势，也是拿明天赌更远的未来。如果房价上涨幅度超出中产承受能力与心理预期之外，其结果不仅透支了未来的增长可能，也使得都市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过去一种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定义就是起码要有两套房，然而这种定义未免太过于低估了当下中产的焦虑与彷徨，幸福感基于比较与感受，即使博得头筹，房价未必能给人安全感。

人人都在熬，买不起房的等房价跌，刚刚买得起的在还房贷，买上房的下一步想改善，而改善性住房之后又想拼学区房，搞定学区房之后或许下一步升级到海外学区房。生活就像打怪兽，打过一关只是下一个关口的开始。

此外，房价和人民币关系也引发不讨论。不少分析指出房地产价格上涨，其实消耗人民币竞争力，是货币贬值的前奏。虽然这种分析颇为解气，也看似符合直观感受，但是真相却充满矛盾。人民币汇率价格确实与资产价格紧密相关，但是其间关系往往是货币币值与资产价格同方向变动，目前情况则是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而房地产面临上涨势头——这种势头从去年以来呈现，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抑或最后的疯狂?

未来怎么做呢?当前风头正健的国企改革，或许倒是可以从房地产领域做起。既然地王的诞生多数凭借其体制优势，那么，去除追逐地王央企的不当优势，应该还原其市场地位。我多次在《印钞者》一书中强调，中国未来的风险在于通缩而不是通胀，房价前景最终是取决于经济增速，印钞可怕不在于直升机撒钱，而在于定向宽松。回顾中国改革，在解决了价格层面的双轨制之后，在金融等核心要素层面，仍旧是偏向体制内企业，其结果自然是某些国有企业失去自生能力，却成为提供资金的二道贩子或者次银行机构，其主营业务不振情况之下，愈发追逐高杠杆行业。于是，不少国企纷纷转身为资金掮客，竞争也变为信贷资源的竞争，而对于资金渴求最高而前景相对看好的房地产成为资产荒中的不二选择。这种风险在顺周期情况下或许是可以通过时间消化，但是如果逆周期来临，后果则不堪设想。当下地王现象烈火烹油，倒是恍如未来的危机天启，此刻更应该做出决策，以防泡沫到了无法支持的最后一天。

《欢乐颂》可谓都市白领的部分写真，其中出身寒微心比天高的白领樊胜美最终跳槽、男朋友也走上创业的光明尾巴，符合时代创业致富的主旋律。然而更大的真相在于，即使其男友创业成功，两人修成正果，在当下情况下，很可能买不起想象中的豪宅，要么不过是无数接盘侠之一——创业不如炒房，已经成为屡经验证的名言，至少在过去十几年大概率如此。个体理性并不意味着集体理性，而集体智商本身不值得信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经济规律可以暂时被扭曲，但最终会发挥作用，所以朋友圈看客真不用为深圳地价和华为之间关系感叹。时间总是公平的，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当下的选择，然而不无悲哀的是，顾及各方的政策药方几乎不存在。人性屡屡短视，我们也不得不活在经济周期之中。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