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一般定义为：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给定经济体中的物价水平普遍持续增长，从而造成货币购买力的持续下降。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陕甘宁边区通货膨胀的表现与成因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陕甘宁边区通货膨胀的表现与成因探析全文如下：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金融业发展过程中，持续存在的通货膨胀甚至数度出现极为严重的状况，是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一大难题。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金融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且对当今也有可资借鉴之处。

一、边区通货膨胀的形成与主要表现

1、边币从属法币时期通货膨胀的出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即于1937年10月被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宣布法币为边区流通货币，收回苏币。由于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基本都是法币5元和10元的整币，市场缺乏小票，给边区市场贸易带来极大不便。为了找零需要，1938年6月，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名义自行发行元以下辅币，票面额为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光华券虽不是边区银行发行，但边区银行对光华券负有保证和兑换之责，有可靠的保证[1].因此，光华券发行后深得群众信任。光华券发行初期，边区政府对光华券的发行数量严格控制，因而对边区物价影响不大。

然而，1940年8月以后，国民党政府不按时发给八路军抗日经费，11月19日起干脆停发，造成边区财政的极大困难，不得不增发纸币来解决。因此，从1940年下半年起光华券的发行数字逐步增大，供边区财政透支，弥补赤字。11月1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决议》，规定银行要增发钞票400万元，交付财政厅作生产基金及经费之用。所以11、12月份边区政府共增发光华券2090415元，以垫付财政支出，货币发行每月增额分别为59%和100%[1].从开始发行到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发行为止，光华券前后共经历了两年零九个月。光华券发行额及同期延安和国统区物价指数统计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截止到1940年上半年，光华券的累计发行数量并不大，但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发行数量大增，是上半年发行数的十余倍，延安物价指数已经上涨6倍多。可见，这时的陕甘宁边区开始出现了缓慢的通货膨胀。

由于延安物价不断上涨，1941年上半年延安的物价指数超过了国统区，市场上对货币周转需求的增加，原来发行的小面额光华券已不能满足需要，边区银行于1941年初，增发了面值7角5分的一种光华券。这种高面值的辅币，接近主币，实质上视为主币使用。因此，大量增发光华券以解决财政急需，无疑是促使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此外，光华券是法币的辅币，它的价值和法币的价值是完全等同的，由于国统区自1939年以后通货加速膨胀，物价急剧上涨，对边区物价亦有影响。

2、边币成为法定货币后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

皖南事变以后，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边区经济的发展，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30日发出《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禁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同时决定建立自己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2月18日，边区政府发出布告，指出：“边区银行发行1元、5元、10元的边币”,“逐渐换回光华代价券，使边钞成为唯一的边区通货单位”,“使人民免受法币狂跌的损失”[3].边币成为边区的法定货币后，边区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边币发行数量多、速度快，而边区市场对边币的需求量有限1941-1945年边币具体发行数字详见表2:从表2来看，边币发行的数额增幅较快，1943年下半年，发行额就已经达到13亿余元，1945年上半年更是高达54亿余元。1941年上半年、1943年上半年和下半年是三个发行的高峰时段，其中最大月增幅高达 71.2%.从 1941 年上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累计增幅高达928.8%.原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整顿财政会议上指出：“一百多万人口的边区，发行额竟达到小数点以上十位，也就相当可观了。现在边币的发行总额，相当于抗战前若干时候中、中、交、农四行发行额的总和，跌价是不足为怪的。”[5]可见，1941-1945年间，边币发行不仅数额大，而且发行速度也过快。

此外，边区市场对边币的需求量有限，从而造成边币流通量相对过剩。一方面，边区贸易有时仍采用以货换货的形式，大大减少了货币的实际流通量。例如，1943年以前，“对外贸易全要通过货币，去年(1943年)则以货换货的形式代替了一部分。这部分约占对外贸易总额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这些东西换回之后，多是不需经过市场，直接拨给有关的部门，……这就缩小了边区的商品流通量，而我们的发行额则向着相反的方面发展，只有发行，而没有收缩，结果通货过分膨胀”[1].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地方使用实物，也挤占了一部分的边币流通空间。边区政府最大的收入为公粮、公草、公盐等全要实物。有些地方的税收，如绥德营业税，关中的各种税收，也不要边币而要实物或法币，其他税收用边币的也是不多的，因而使老百姓觉得边币没用场或作用不大[2].这样就造成了边币的用途缩小，使老百姓觉得边币派不上用场，不利于边币流通范围的扩大，同时也造成了边币发行额激增与商品流通量缩小的矛盾。

第二，边币贬值导致有些地方拒用由于边区可供流通的商品极其紧缺，过多的边币追逐过少的物资，必然使边币贬值。边币发行时与法币等价，但不久边法币比值开始猛烈跌价，明显反映了边币的贬值。例如，绥德的边法币比值，到1941年4月跌到15:1,到5月跌到20:1.绥德的边币推行不开了，大批边币像狂风暴雨般的转往陇东，接着又挤到关中，使得边币猛跌，关中边币完全垮台。接着，边币挤到三边，加之盐务处曾一度停收边币，更影响到定庆路一带，边币被完全拒用。于是，边币又挤回到延安。凡是大批边币所到之处，边币猛跌，法币飞涨，黑市盛行，物价飞腾，囤积投机等现象屡见叠出，边币公开的或变相的被人拒用[3].6月底，边币跌价是最严重的时候，关中、陇东、三边，均跌落到法币的三四毛钱，好多地方根本拒用边币[4].1941年延安市上半年边币物价指数从926.21上涨到1914.5,而法币只从926.21到1219,前者上涨了 155.3%,后者上涨只有 31.6%,边区多涨出了 74.7%.下半年边币物价指数从2175.6上涨到4421,而法币只从1087.5到1768.4,这当中，多涨了40.6%[5].可见，边币物价指数比法币指数的上涨幅度大得多，说明边币逐渐在贬值。

边区政府对法币实行严格管理之后，1942年2月，边法币比价回落到2.58:1,6月份又跌到3.55:1.1943年，边区实行以边币2.1元换法币1元的固定牌价。但延安市的法币黑市，从3月起开始上涨为1:2.24,12月高达1:9,有些地方还升到1:10,陇东、庆阳、西华池曾高达1:18.1944年初，边法币比价黑市价格继续上涨，比价高达1:13或14,甚至达到1:18或19.2月中旬，从延安开始到各分区相继大量供应法币，市场上边法币比价很快提高到1:10至1:12之间。同年6月，边区银行将各地兑换法币牌价改为1:8.5,此后比价才基本保持稳定[6].因此，边法币的比价持续下跌，除了当时边区法币供应紧张之外，边币贬值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边区物价上涨一方面边币发行数量多、速度快，一方面边币贬值，因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边区的物价暴涨。1937-1945年延安市物价总指数详见表3:表 3 显示，1937-1944年间延安的物价总指数持续上升，1937-1940年物价总指数还是缓慢增加，但1941-1944 年间则物价上涨迅猛。与1937年全年物价总指数相比，1941年上涨约21倍，1942年约94倍，1943年约1181倍，1944年约5871倍，直到1945年物价总指数才开始有了较大下降。

事实上，边币发行量、边法币比价和物价三者是密切相关，环环相扣的。原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认为：“边币发行快，物价涨得快，边法币比价跟着跌落;边币发行慢，物价涨得慢，边法币比价跟着也要涨些。自然，物价及边法币比价之涨落还有其他许多重要原因，不可完全归之于发行量及速度，但发行数量及速度与这二者是有重大关系的。”

二、边区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出现的通货膨胀，有其深刻的原因。择其要者，有如下几方面：

1. 对发行边币认识和政策上的失误

党和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对边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有过争论，尤其是1941年，对于边币发行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且一直未获定论，而最终倾向于放松发行。有人认为要渡过财政困难或筹码不够，不能不无限制发行，被称为无限制发行论者。另一些人则认为，票子多了，物价则涨，不能发行;商品少，货币多，不能再发行;外贸不平衡，发行要缩少，被称为保守的发行论者。本来两种观点都有它的片面性，而银行的主要领导基本都倾向于后一种认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迫使银行不得不大量发行[2].

上述争论的问题，毛泽东的认识也有较大转变。1941年6月，毛泽东两次致函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认为“凡不可免之钱，予以概允”,“此时不与斤斤计较”;他还认为，在货币发行问题上，“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1000万，宜作1500万打算，较不束缚手足”,“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3].可见，此时毛泽东还是主张不要过于限制货币发行的数量，货币首先应从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出发。7月31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信中建议他们：“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纸币发行工作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4]

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金融问题讨论会，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5]

可见，毛泽东这时已经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认识到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即货币的发行应以生产的发展为基础。边区银行的两任行长(即曹菊如、朱理治)都因坚持保守发行而被免除职务，甚至被戴上金融本位主义的帽子。批评者揭露，朱理治“只是在消极方面打主意，紧缩通货，以求金融之稳定”,“他想以发展储蓄来收缩通货……可是朱理治都想自己另来一套，而不想与财政厅搞好关系，密切配合，这是金融本位思想，这就给两年来银行工作以极大损害”,形成银行与财政厅对立，是银行“本位主义”和“闹独立性”[6].然而，财经办事处有的领导过分强调了政府威望在货币发行上的作用，认为银行的任务就是发行边币，调剂金融，支持财政。财政厅的领导更是只强调需要的一面，而忽视了可能的一面，认为多发点纸币没有什么害处，甚至说：“只不过多用点马兰纸么!”[7]因此，边区银行和财政机构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边区银行的主要领导受到打压，从而导致政策上的失误。

2. 边币发行准备不足，甚至毫无准备

尽管陕甘宁边区相关负责人认识到边钞发行必须要有充足的发行准备，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边币的发行准备不足，甚至是毫无准备。1941年2-7月，边币猛跌时期，发行无准备，银行没有法币也没有物资了[1].1943年7月，遭遇第三次反共高潮，为蓄备物资，发行更猛，但发行毫无准备，金融上所用资金占不到发行的(0.3%)。银行发行以大公家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为准备，同时也承认准备金以有价证券及部分法币保证之，但实质上没有准备，更不允许银行蓄存大量的法币[2].

边区金融方面的负责人曾指出：“边币发行，去年(1943年)总计发了十八万万余元，政府以全部税收(盐税、货物税、营业税等)及公营企业的全部资产作保证”[3].这些担保品都是潜在的资源财富，因而边币的发行实际上缺乏现实的价值基础。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指出，1943年3月-1944年2月，“我们无法币准备的尽量发行，仅到年末(发到18.6亿)实际流通额发到17.5亿，比可能增发额4.4亿多超过了四倍”,“这样无保证兑换的结果，物价与比价都超过此速度达到比友区多增跌了六倍”。曹菊如在抗战胜利后曾总结经验：“在四年半的发行历史中，开始三年几乎是没有准备金，不能无限制兑换，甚至完全不兑换，结果是边币惨跌。”[5]

直到1944年7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以逐步收回之前发行的边币，这时发行保证金才增加为50%[6],银行准备金虽不足，但法币可充分接济，获得了较长时间的金融稳定[7].由于边区物资匮乏，再加上需要建立正规的边区金融制度以摆脱法币的影响、调剂财政和投资生产等，又不得不发行边区货币，客观上导致边币发行准备金不足，有时候甚至空发边币。这样就无法有效约束货币发行的规模，必然会出现通货膨胀。

3. 以增加发行来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

边区的外援突然断绝之后，边区政府被迫把发行货币作为解决边区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1941年前边区财政因有外援，年年有节余。1941 年财政亏空达567 万余元边币[8].1941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提议，决定在3月底前发行边币200万元，交财政厅作为生产资金和经费之用。1942年3月份物价金融波动，边区财政支出又突破了原来的预算，5月财政厅给西北局写信要求增发票子[9].1942年下半年的增发额，已达1400003400元，而财政垫支便占去1109000000元，占增发额的77%,这样过分支持财政的发行方针是错误的[10].1943年5月，边区政府做出边区银行归财政厅领导的决定。银行发行基本上多用于财政开支。1943 年下半年生产与贸易放款增长3倍多，财政放款则增长了8倍。银行三分之二的贷款用于消耗性的财政开支上，引起物价金融空前大波动[11].边区银行归财政厅领导后，显然会过多地强调财政需要，而放松了对货币发行的控制，更助长了货币发行过多支持财政的倾向。对此在1944年作了纠正，边区银行由财政厅领导重归边区政府直接领导[12].1943年陕甘宁边区发行、物价与财政指数比较详见表4:表4说明，物价、财政开支和发行是亦步亦趋的关系。从全年来看，12月发行指数比1月份增加11.7倍，但同期的物价则上涨了18.5倍，同期的财政开支也扩大为16.3倍。

1944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第二次高干会议指出：“盲目的用银行的发行来满足财政上的开支，……同时银行变成了财政厅的发行机关， 而放弃了扶助边区经济发展的任务。”[1]任弼时在会议上总结 1943 年金融经验教训时指出：“盲目地用银行发行边币去满足财政上的开支”[2],“为什么去年下半年发生金融波动、物价高涨? ”“财政开支增加引起的银行发行政策的错误”就是原因之一[3].因此，金融物价大动荡使边币发行、物价、财政预算循环增长。边币增加发行，导致物价的上涨，物价上涨使财政预算支出突破，又须追加财政预算支出。财政支出又赖于银行增发边币。边币增发，物价更以高速上涨，如此逐月恶性循环。而且，财政支出增加的指数，大于货币发行增加的指数;而物价上涨的指数又大于财政支出与边币发行的指数[4].

4. 边币无法独占边区流通市场，有一部分被法币代替

虽然边币在内部中心区域已作为唯一流通手段，但是在边界的流通市场上，还是法币多于边币，甚至在米脂佳县一带，边币尚被拒用，因此就使得法币代替了不小一部分的边币市场。换句话说，边区内部总的商品流通所需要边币流通量，有一部分被法币代替了，结果使边币量与商品量的矛盾更加尖锐化起来[5].1942年12月，法币在边区仍占有65.4%的份额[6].据1943年中共西北局的调查：边币的流通范围只占全边区市场半数左右。关中几乎80%以上用法币，警备区、三边和陇东的一部分甚或大部分也用法币。

就在延属边币也未能独占市场，有些地方以及有些东西连计算单位也用法币或小米，而不用边币，由于边币价格日益下降，物价日益上涨，大家都存货而不存边币[7].陈云也曾指出：“边区流通市场中实际有边币又有法币，法币约占65%左右”[8].而且，边区与友区在对外贸易上是联系着的，但在金融上是隔断的，因为边区银行不给兑法币。所以，在这两方面之间，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商人要外汇到境外买东西，银行不能供给，迫得他们在黑市中购买。老百姓到境外卖了东西，取得法币之后，决不愿到银行以一元之法币兑值五毛法币之一元边币，也只有把它在黑市上卖掉。我们成天叫“不许做黑市买卖”,实际是句空话[9].因此，有些地区法币还占主导地位，使得边区内部总的商品、物资流通所需的边币流通量，有相当一部分被法币所代替，从而造成边币量与商品量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而边币法币黑市交易的猖獗，也进一步扰乱了边区的金融秩序，影响到边币币值的稳定。

5. 外贸入超数额大，导致法币需求增加，边币跌落边区生产不能自给，因而可供流通的商品极其紧缺，不仅导致边币流通量过剩，而且引起边区出入口的不平衡，所能够出去的货物，远远少于从边区外进来的货物，历来入超都占相当大的比重。在皖南事变以前，边区需要从外输入的东西甚多。所能输出的，只有食盐为大宗，占整个输出90%,其它一小部分的皮毛、药材等只占总输出的10%.根据贸易局统计，延安1941年上半年输入总额是6637000元，输出总额是2147000元，入超4490000元[10].1941年延安出入口的相差达9678666元。除掉延安而外，绥德亦是大的入超区域，其他各口亦多处入超[1].1942年边区贸易局计划出口6200万元，入超控制在1200万元左右，但到这年6月，仅延安市就入超3332万元，几达边区全年计划入超数的3倍[2].因此，由于边区外贸入超数额较大，对法币的需求不断增加，影响边币对外价格的日益低落。进口货物大量涌进边区之后，边币比价(对外价格)即要随之降落，进口的物价也跟着上涨，随之其他物价也跟着上涨起来。

毛泽东于1941年8月13日就曾精辟地指出：“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八百万元)”,“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3]1944年4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去年下半年发生金融波动、物价高涨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入超”,“更基本的原因就是由于有一部分生活必需的资料，我们还不能够自给;而已经可以自给的生产品，还没有能够使它的产量增加得更多，以至于我们能够把它输出边区以外，来抵消必须由外面输入货物的价值”[4].因此，边区贸易的大量入超，最终必然导致边币贬值以及各类物价的全面上涨，解决途径唯有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

三、结 语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数年的通货膨胀无疑是边区金融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在边币发行流通的不同时段，通货膨胀的程度有所不同。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即出现了缓慢的通货膨胀。边币成为边区法定货币后，边区的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的特征表现为货币发行数量多、速度快，且边区市场对边币的需求量有限，边币贬值甚至很多地方拒用，同时还出现了物价暴涨的现象。货币发行量、币值和物价这三者之间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只要其中有一个超过了限度，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出现恶性循环。

实际上，陕甘宁边区通货膨胀的产生有一定内在的必然性，在战时条件下也是难以避免的。造成边区通货膨胀的原因，既有内外部因素，又有主客观因素。对发行边币认识和政策上的失误这是内部的主观因素。边币发行准备不足，甚至毫无发行准备和以增加发行来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是客观因素，也是内部因素。边币无法独占边区流通市场，有一部分被法币代替以及外贸入超数额大，导致法币需求增加，边币跌落，这些属于客观因素，也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显然，内部和主观因素对边区通货膨胀的产生起着更直接的作用。由于边币的跌价与由此所引起的物价高涨造成了人民生活某种不安的情形，影响了党政军人员生活的改善，甚至大大影响了政府财政预算数目不断的膨胀，所有这一切就使得整个边区经济生活的发展不能不受到某种严重的不必要的损失[5].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意识到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为治理通货膨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到1945年后，边区的通货膨胀明显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