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这个名字，陪我们走过了一百一十年的风雨历程，我们重温周恩来，绝不仅是一种缅怀我们提起的，是一个毫不褪色的人格话题。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的周总理为什么没有孩子，希望对你有用!

周总理为什么没有孩子

1919年的盛夏，原本相隔数千里、年龄相差6岁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天津的一次学生集会中不期而遇。

那天，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念书，担任着女师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和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的邓颖超在天津南开学校的礼堂里进行讲演。而此时，不久前刚从日本回国参加五四运动、担任着《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周恩来正巧坐在礼堂的中间。邓颖超精彩的讲演打动了周恩来，这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开始相识。

这次相遇的背景决定了他们日后爱情的性质。他们是因为革命才走到一起的，革命是他们爱情产生的媒介和前提，他们的爱情注定是两个革命者的爱情。

此后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发起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革命刊物《觉悟》。这一段时间共同战斗的经历却为他们日后情感的发展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远在法国的周恩来每每思念起祖国、思念起祖国的朋友和亲人时，邓颖超那热情、勇敢而又淳朴、端庄的形象便在他的眼前一次次闪现。

1923年春天的一天，已经转到天津仁达女校任教的邓颖超收到周恩来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明信片的背后，周恩来用刚劲、奔放的字体写着：“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邓颖超被周恩来这漫涌而来的爱的激情打动了，在频繁的书信往来和情感交流中，她也越来越感到智慧、坚定的周恩来是自己最理想的伴侣，在征得母亲的默许后，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确定了两人间的爱情关系。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回国，9月抵广州，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8月初，21岁的邓颖超只身从上海来到广州。在爱情的呼唤下，两位分别5年的年轻人再次相聚。8月8日，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请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吃了一顿便饭，这顿便饭也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宴。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之后，因为事业需要总是聚少离多。聚时，他们恩爱有加，离时更是互相惦念，互相关怀。

10月6日，周恩来率领国民革命军东征。就在这时，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丈夫不在，母亲不在。左思右想，她决定将孩子打掉。她第一次放弃了做母亲的机会。本以为做母亲的机会以后是很多的，没想到，第二次怀孕，她竟因难产而死里逃生，而且从此失掉了做母亲的机会。

在艰难的岁月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广州，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武汉，他们曾面临着一次次死亡的威胁，却又一次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在长征途中，当红军长征到毛儿盖时，周恩来病倒了。他连续几天高烧，不能进食，肝区肿大。经医生检查，周恩来被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但是在当时条件下无法消毒，不能开刀或穿刺，只能采取用冰块冷敷的办法，控制炎症的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周恩来的病情凶多吉少。闻讯急急赶来的邓颖超在周恩来的担架边苦苦守候了三天三夜。也许就是这三天三夜的苦苦守候，使得周恩来终于在早晨奇迹般地从地狱边回转……

周恩来人物履历

1910年春，随伯父离淮安，先后在奉天省银州(今辽宁铁岭市)银岗书院和奉天(今沈阳市)东关模范学校读书。

1913年春，到天津。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1917年6月，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9月，赴日本留学。

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1月，领导天津学生运动。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

1922年参与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3年2月，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书记。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1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2月和10月，先后参与两次东征的领导工作。8月，与邓颖超结婚。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 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0年9月，同瞿秋白等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等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

1934年10月，参与领导中央红军长征。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7月，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2月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

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8月，赴苏联疗伤，翌年3月回延安。

1941年1月，在《新华日报》上为皖南事变题词，怒斥国民党反动当局。

1943年7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中共七大筹备工作。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11月，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1945年4月至6月，出席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8月，和毛泽东等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0月，和王若飞代表中共在《会议纪要》上签字。

1946年1月，同马歇尔、张群谈判达成停战协议。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5月，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11月，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和毛泽东、任弼时等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8月，为中面军委副主席，兼代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迁至河北西柏坡。从9月起，在此协助毛泽东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3月，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谈判。6月，主持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关于《共同纲领》问题报告，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出席开国大典，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随后又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50年1月、2月，和毛泽东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0月，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和陈云等领导人开始主持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1月，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法起草工作。

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阐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9月，出席中共八大，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12月至次年2月，出访亚、欧十一国。

1957年8月，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党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

1958年1月，出席南宁会议。3月，出席成都会议。勘察三峡大坝坝址。5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8月，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9年4月，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7月、8月，出席庐山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1960年4月、5月，访问亚洲六国。8月，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1962年1月、2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讲话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工作作风。3月，在广州向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代表作报告，赞成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同月，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9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1月，主持领导发展尖端科技的中央专委会工作。

1963年1月，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12月至翌年2月，访问亚非欧14国，提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宣布中国政府关于核武器问题的承诺和建议。12月至翌年1月，出席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完整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战略。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1965年3月至7月，先后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欧洲、亚洲、非洲八国。

1966年春，担任北方八省、市、区农业小组组长。3月、4月赴河北邢台地震灾区视察并指导华北抗旱。8月，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后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9月，在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连”中宣讲党的政策，保护党内外干部，坚持抓生产、抓业务。

1967年1月，坚持不迁出中南海，反对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2月，在不同场合强调应坚持党的领导、保护广大干部、保持军队稳定。8月，制止外交部“夺权”，果断处置王力、关锋、戚本禹(翌年1月)。

1968年夏，主持起草制止武斗文电。10月，出席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9月，在北京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谈。

1970年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

1971年4月，会见应邀来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7月、10月，两次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9月，和毛泽东一起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2年1月，安排并出席陈毅追悼会，致悼词。2月，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中美发表《联合公报》。5月，确诊患膀胱癌。5月、6月，主持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8月，提出要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9月，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谈，中日发表《联合声明》。

1973年3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 8月，出席中共十大，作《政治报告》，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1974年6月，离中南海住院治疗。10月，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支持邓小平与“四人帮”斗争。12月，抱病飞长沙同毛泽东商定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

1975年1月，出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四届人大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5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支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6月，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并致悼词。冬，嘱咐叶剑英等注意不使大权落入“四人帮”手中。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邓颖超生平经历

学生时代

在邓文淑考入直邓颖超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今天津美术学院)后，老师为她改名“邓颖斌”;但她自己又改为“邓颖超”。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时年15岁的邓颖超积极发动同学参加到这场爱国运动中;她和郭隆真、张若名等人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自任执委、兼讲演队队长;走上街头，宣传鼓励各界妇女参加运动。后来，她和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周恩来、马骏等人组织了觉悟社。

社会活动

1920年后，邓颖超先后在北师大附小、天津“达仁女子小学”任教。1923年她和觉悟社社员李峙山成立“女星社”，继续从事妇女社会活动;还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1925年，邓颖超来到广州后，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当时中共中央鼓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邓颖超也是其中之一。1926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八位中共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其中就包括邓颖超和毛泽东等人。当时，邓颖超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在中国国民党妇女部为部长何香凝担任秘书。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许多中共分子被捕，邓颖超不得不拖着难产后还尚未恢复的病体，辗转寻找当时在上海的周恩来。

来到上海后，邓颖超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等职;和周恩来一起在上海工作。1928年，她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邓颖超协助周恩来和中共机关度过了危险;两人又先后辗转到达了江西瑞金。

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瑞金后即出任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邓颖超半年后来到瑞金，就主动淡出了领导层，默默支持周恩来工作。在瑞金期间，邓颖超历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等职。1934年，她带病随部队参加长征。

抗日时期

在到达陕邓颖超北后，邓颖超又先后出任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跟随周恩来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战工作，并先后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等职。1938年1月，她当选“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常务理事;同年3月，和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等人共同倡议组建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并出任该会的常务理事;5月，参加起草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6月，又和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出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的参政员。

1943年7月回到延安后，邓颖超接受了“整风运动”的考验，曾在中央党校一部进行学习。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颖超和蔡畅、陈少敏作为仅有的三位女性，一起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并出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兼解放区妇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内战时期

抗战胜邓颖超在办公利后，邓颖超又作为中共唯一的女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她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自1947年3月起，她历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等职。1949年6月，入选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委员，成为《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后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亲赴上海，邀请宋庆龄到北京参与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在中华邓颖超和毛泽东在一起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颖超先后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副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自中共八大以后，邓颖超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始终没有担任政府职务;直到1976年丈夫周恩来逝世后，才再次回到了中共的政治舞台。于当年12月，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被增补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197邓颖超和邓小平8年3月，连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邓颖超于当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出任刚恢复设立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并同时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不久，邓颖超利用早年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和联系、以及她在统战工作中的人脉和声望，全面出掌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并兼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1983年6月，年近八十高龄的邓颖超，当选为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此外，她还曾兼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三S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等职。1985年9月，邓颖超主动申请辞去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在1988年4月全国政协主席一职任期届满后，离职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