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可以使人更充实、丰富，有知识。使思想训练，境界提升，但是读书也要讲求方法,不要死读书而是要活读书.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因为它记载着前人从事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的成功和经验、失败和教训，记载着他们的痛苦和欢乐，追求和成长……有了它，后人就免得一切从“零”开始。牛顿说他之所以比前人看得更远一些，仅仅是由于他站在前人的肩上的缘故。

因此，书不可不读，但要读得活。所谓“活”,就是在深广理解的基础上检验真伪，鉴别是非，不但去伪存真、去粗存精，而且要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死记硬背，生搬硬套，拜倒在前人的脚下，盲从书上的结论，就是所谓“死读书”。死读书，势必沦为书的奴隶。活读书，就是要做书的主人。

只有活读书，才能出新意，“新”从“活”来。

读书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我们熟悉的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是初唐时期一位有创新精神的诗人。为官期间，曾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后被人陷害入狱，最后冤死狱中。这首诗是他随军出征，登上幽州台时所作。作者体弱多病，但想奋身报国，不料却遭到降职处分。他俯仰天地，感慨古今，深感仁人志士理想难以实现的愤懑和悲哀，挥笔写下了《登幽州台歌》，得到当时及后世无数读者的共鸣。

一般说来，对于这首诗歌，鉴赏到这个地步也就差不多了，再完整一点，可以从诗篇的创作技巧、语言风格等方面继续加以剖析。然而《唐诗心语》的作者却没有就此搁笔，而是另辟蹊径，从陈子昂当时的心境入手，从心境的心理学概念，心境变化的原因，层层说理，最后得出贴近当下时代性的结论：“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境，从而产生不同的言行，出现不同的结局。以积极的心境去应对环境，是健康人生的标志，也是人生存发展的智慧。”这就从大家耳熟能详的传统名篇中读出了自己的理解，饶有新意。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鲁迅先生上世纪30年代的一篇杂文，针对当时严峻的社会情状，作者明确揭示文章主旨说：“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这篇杂文是一篇名文，因为它写出了一个真理，而且写得非常雄辩，连它的论敌林语堂先生也因之服膺了鲁迅先生的观点。“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先生说得对不对?对!你读后信不信?信!于是“费厄泼赖”便被搁置一边，万一有人检出来，便会不假思索地说：“应该缓行!——难道你没有读过鲁迅先生的文章吗?”数十年来，千千万万的读者中去思考“缓”到何时这一问题的恐怕不多，主张现在应当实行的恐怕更少。于是“应该缓行”似乎成了“永远不行”，似乎成了一个超越时空的永恒真理。

王蒙也是鲁迅先生这篇文章的读者，他真正读懂了，真正信服了，并且进而思考：“费厄泼赖”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行呢?经过分析研究，他得出了新时期应该实行的结论，写出了《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这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缓行不是不行和现在已经具备了实行条件”、“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注意‘费厄’”，在“学术问题上尤其需要‘费厄’”及在“‘费厄’问题上不能搞僵化和‘凡是’”等观点，新意叠出，发人深省。

“应该缓行”与“应该实行”，从表面上看是针锋相对的。实际上，“费厄泼赖”当然是要的，在这一根本点上两人的认识也无有不同。——王蒙的观点显然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形成的。然而王蒙并没有只是重复鲁迅先生的论断，而是有所发明，有所发展，解决了“缓到何时”这一鲁迅当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正是王蒙这篇文章的价值所在。不读鲁迅的那篇文章，王蒙当然写不出这篇文章。但是，如果读得不活，不联系社会实际思考问题，王蒙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创见。“新”从“活”来，王蒙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所谓“活”，联系实际是它的主要途径。不是只躲在书房里读得摇头晃脑，更要走到生活中去分析思考。引入生活这一源头活水来浇灌它，方能开出新的花朵，结出新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