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定义新文学的起源多以五四为中国现代文学之开路先锋，鲁迅、胡适、钱玄同等文学巨匠也被赋予现代文学开山宗师的地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本科毕业论文绪论范文，供大家参考。

现代文学本科毕业论文绪论范文篇一

《 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在华夏民族内部沧海桑田巨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中国现代文学利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形式阐明现代化的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形式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继承。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为研究视角，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旨在为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民族文化贡献力量，推动现代文学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前言

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提高。文学作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文化产品，在陶冶情操、愉悦精神方面甚至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文学的消费者数量不断攀升，使得文学市场欣欣向荣。现代文学面临如此发展环境，必须进一步挖掘古代文学资源，提高现代文协的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笔者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一题的研究谈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文学界开始觉醒，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特征上，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1917年到1927年之间，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亦或是生活造就，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返璞归真势在必行，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2015，02(01):79-82.

2.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2015，01(02):208-218.

3.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06(03):131-136.

4.吴晓东.古典语境在现代文学中的移植——何其芳对中国古代志异文本的改写[J].名作欣赏，2011，10(07):35-42.

现代文学本科毕业论文绪论范文篇二

《 现代文学创作知识分子类型分析 》

摘要：知识分子由于他们丰富的学识和思想，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并且承担着社会预言者与启蒙者的言说角色。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利益法则的兴起、商业化的冲击以及各种欲望的刺激，文学依靠政治制约而高居精神文化领域的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和动摇，造成文学的璀璨光芒慢慢消失，而且逐渐从“中心”向边缘发展。新时代下，不再有过多束缚的现代文学，呈现出了流派纷呈、兼容并蓄的全新发展形势。

关键词：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创作

引言

在现代历史环境下，由于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新时期文化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重新审度。知识分子作为“非常”年代里备受摧残和非难的群体自然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可是，知识分子同时又使文学和政治再次走到一起，以一个新的身份作为新的社会价值体制的参与者和传达者。因此，在作品中，作家们一方面尽力表现“文革”中知识分子受难者的形象，审视知识分子的心灵伤痕。一方面又极力张扬其坚守、高昂、高远的爱国热情。

最终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他们两个结合的地方被有效地确认出来。王蒙的《蝶》《布礼》、谌容的《人到中年》、史铁生的《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等都表现了这一主题。作者借助文学作品，有力地控诉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伤害，更好地歌颂了知识分子的坚贞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情操，重新使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作家们的情感表达处在一种使命感、集体性写作的状态之中。而新生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群像则完全脱离了这种使命感的写作模式，转而选择从个人的视角出发，展示其琐碎的、无聊的生活细节。

在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不到道德感与使命感的纠葛，看不到对理想、国家命运的关注，看不到因为关注国家命运而不得施展抱负的苦恼，看到的只是他们对欲望等人性情感的追逐，无目的的、无价值追求的游荡生活，被挤压的卑微的生存状态等等多向的、动态的人性范式。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的类别逐渐显得更为趋势化，具有类别色彩。

一、生命之原——欲望的狂热追逐

穿越久远的时间隧道，我们可以发现欲望合理存在的机制和土壤:我国古代中的一些言论充分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如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可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论断又对人的欲望造成异化与阐割。当封建体制走向末路时，一股新的争取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新文学应运而生，作家一致将笔触伸向家庭、爱情、婚姻等主题上，表现恋爱婚姻中个人和家人所面临的不幸福和悲伤痛苦。其共同书写的模式是：通过作品，表明个人在自我觉醒后，对于性爱的痛苦郁闷，又着重强调在社会的历史解放中对人的解放，以此来昭示出情爱和性爱深度发展的趋势。新时期以后，作家们重新开始将目光集中在欲望这一人的本性上来。可是让知识分子遗憾的是，虽然对人的基本生存的欲望进行了充分地展示，并且是以情感的表达为中心，可是最后还是要和社会的主流意识结合，传播微言大义，迎合市场的需要。

欲望书写依然没有揭开附着于其身上的面纱，依然在启蒙叙事话语的规范和模式下踢跚徘徊。然而，在面对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侵袭之时，各种世俗的、被遮蔽的欲望追求随之浮出水面。新生代作家以敏锐的笔触捕捉到90年代欲望的复苏，将各种欲望图景勾勒出来就成为新生代作家创作小说的突破口。

当社会历史语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以及精神境况都将迎来一场激烈的风暴。同时，经历重大洗礼的知识分子的境遇也给这些新生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多维的观照对象和载体。在他们的小说中实现了欲望书写的真正解放，欲望被他们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桎梏中解脱出来，他们不犹疑，不牵挂，将欲望光明正大地从幕后拉到台前。

他们揭开缠绕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精英神话面纱，把知识分子从高居庙堂拽回到现世现实，着力书写他们这个群体在面对五光十色、物欲横流的社会时的趋同、取舍、追逐、欲海之中的航进以及“停歇”下来之后身体及心理两方面无可言说的失落感和无力感。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常常被性的欲望所困扰，从而将千百年来附着在知识分子身上、欲望之上的种种文化灰尘一扫而光。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却是在以身体、金钱为工具，意在实现对秩序的解构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

二、生命之轻——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游走

新生代作家对知识分子身上物欲、情欲性的还原，结结实实地实现了把知识分子形象书写从带有沉重道德枷锁、背负社会使命感的集体性写作中剥离出来，让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个体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本质想法。但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还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契约关系之中，他们需要承受来自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新生代作家在实现对其独立个体性的观照以后，也不失时机地关注到他们的社会存在状态。在走过漫长的个体淹没于社会洪流的历史时期之后，个体的真实存在状态和常在的生命体验开始得到关注，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选择远离宏大叙事的文学立场，另一方面又立足于知识分子在90年代遭遇到的自身身份危机的体认上，反映在作品里面就是知识分子大量地遭受过放逐的现象。

在文学作品里面，知识分子好多是失落游离地生活着。他们寄居在都市的边缘，游走在都市生活之中，不再高居庙堂之上，祛除了精神和文化的全部负载，游离于权力中心和主流文化之外，不再以心忧天下为己任，被政治、市场抛弃，身心都处于相对失重的状态;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又使得他们显得空虚无聊，无所适从。

相比于80年代作为时代宠儿的辉煌，90年代的知识分子直接遭遇到的是急转直下的境遇，从而呈现出不知何去何从的窘态，并进而选择了以身体的位移性来完成自我放逐的企图。所以说，9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生存于精神废墟和精神悬空之中的，这也构成了那个时代靓丽的生存景观。韩东等作家们借助游走这一特定的生存形态，拆除了知识分子身上原有的藩篱，直面他们卑微的、漂流的、零散的生存现实，透视他们卑微的、孤独的、悬置的精神状态，关注他们游走背后的力量和呼声。

在作者笔下，这些生活在漫无目的游走状态之中的小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去体会在急转直下的社会转型之中被甩向边缘的痛楚，只是在这个纷繁芜杂的社会中饮尽那份无来由的孤独。他们虽然游走的是身体，可实际上是精神世界的漂泊与迷茫。也就是说，放逐精神性追求以后的游走必然与孤独相伴而行。他们一直被围困在无处可去、无法融入社会的困境之中。游走是他们选择走出去的姿态，回到自我的世界，他们依然无法寄希望于通过游走来排解灵魂世界的孤独，无法为精神领地找寻到一片栖息之地。相反还陷入到时时出去却又无处可去的怪圈中。

三、生命之痛——被挤压的失语者

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游走，背后必然伴随着“合法”言说权力的丧失，知识分子惯有的精英脸谱被改变之后，知识分子已经逐步从中心走向边缘，其标志性特征就是“失语”。传统的价值观念正慢慢地饱受拆解，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由于经常以教导众人的姿态出现，不得不面对话语权“失落”的尴尬局面。良知、正义、责任、启蒙、人格，这些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品质，但是在残酷的威胁和生存的压力之下，这些品质都变得岌岌可危。

社会在不断发生变化，无法预测，在此期间，知识分子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份都无法得以确定，他们正遭遇由精神导师、启蒙的英雄以及中心地位走向边缘的残酷现实。此情此景、此情此势下，一部分知识分子自愿地接受或者选择以“边缘人”的姿态，放弃对“他者”、对世界发言的机会，游走在个人的或者公共的空间内“浪迹天涯”、游手好闲。作者还将笔触聚焦在知识分子被挤压、社会地位被取代，以及与社会地位被取代以后相伴而行的种种失语的情形的描绘上。

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们捍卫着良知、诠释社会价值，并是大众精神的精神支柱，他们具有常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失落，让他们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优越感，人们以及社会逐步将他们的价值、良知等抛之脑后，进而，他们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越来越低，也使民众对他们不再怀有敬意。90年代文化发生了全面转型，知识分子话语权的旁落，促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开始清醒而且理性地反观自身的生存境况。因此，知识分子的命运、际遇就成为了中国现当代作家描写和书写的内容之一，多元化的形象刻画也丰富了整个文学的人物形象谱系。作家们通过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来使自己的主体精神得到一致的表达，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也随之处于社会关注的中心。

这是个由金钱烘托出来、由金钱作为强大的根基、金钱拥有无限魅力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如此地崇尚金钱，从而导致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从事任何工作都只不过是填充社会罢了，就连作家也不例外，知识分子也变得只是社会金钱的补充者，因此，在金钱威胁和商业性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变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结语新生代作家由以往的焦虑性叙事心态走向轻松性叙事心态，非常平和、客观地去表现知识分子身上所被遮蔽的欲望属性、日常生活细节和被挤压的社会现实，展现的是这个群体“藏污纳垢”的一面。新生代作家细致地描绘他们的庸碌生活，展现这个群体无聊与无意义的生存状态，捕捉他们被激发的欲望诉求，以个人化视角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分子存在价值所作出的探索。

在他们的文本中，既有对知识分子内心欲望的尽情演绎，也有知识分子身体和精神双重飘泊的游荡、迷惘，还有知识分子社会地位遭受挤压之后出现的失语者，表现出不同于以前生存状态和生活内涵的知识分子形象。新生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不再以高昂的姿态去对待现实和理想之时，也就意味着新生代作家把文学从过去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创作理念转变为反思个人生活的进步，当华丽的行情或者愤怒宣泄遭到遗弃，宏大的、紧跟主流意志的叙事不再成为作家写作和思考的唯一去处时，那么，知识分子的凡俗生活就日渐显示出其本真意义并获得不一样的阅读感受，进而获得独特的审美意义。归根到底，文学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承担起作家对现实思想的孕育和呈现功能。

参考文献

[1]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3]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许纪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5]周德清.价值断裂与精神乱象：社会转型期文化失范的症候分析[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

现代文学本科毕业论文绪论范文篇三

《 现代文学复仇神话重写意义》

摘要：复仇是重要的文学原型，但是受传统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复仇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并不发达。近代以来，在外族入侵、民族救亡的文化语境中，复仇的文学情绪再次被激发起来。作为民族文化形成的基础，神话复仇意味着文化复仇，更有助于激起民族成员的内在复仇情绪。鲁迅以基督耶稣之死和黑衣人、眉间尺、王的同归于尽来表达对阴冷人性、黑暗社会的拯救。夸父追逐太阳向权威者宣誓的果敢和参孙报复非利士人的复仇行为，都表达了被欺凌的弱者不甘示弱的反抗情绪。在民族救亡的高涨情绪中，复仇神话的重写承担了作家自我、环境、时代和文学传统的共同责任。

关键词：现代文学;复仇;神话

在远古先民的世界里，有仇不报是难以容忍的耻辱和失职，愤怒和痛苦的折磨似乎只有通过酣畅淋漓而又血腥残忍的复仇才能得到解脱。因此复仇作为人类早期记忆的一部分，是在远古先民争取生存过程中不得已的选择，大到部落的沦陷，小到家庭的杀父之仇、夺妻之恨都通过复仇的方式加以回击。复仇作为原型也是文学的永恒母体之一，它是传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持久的亮点。但是，中国本土文化追求圆融、悟性，排斥情绪愤激、敌对鲜明的复仇，因此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创作中，复仇不是传统中国文学的主要看点。但是自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民族主义情绪的复苏、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追求、对个性自我和国民性的批判的启蒙要求，加之西方复仇文学的影响，尤其是九•一八和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文学也掀起了复仇的一角。

众所周知，鲁迅的作品中就弥漫着一种复仇的情绪，有研究者发现东北作家群的抗战作品中也表现出复仇精神，其实复仇情绪在抗战文学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现代文学以神话题材表现民族复仇目的，使复仇具有了深层的文化意义，从而激起受压迫的人民的原始反抗激情，使复仇具有了合情合理的文化心理基础。佛克马说：“所谓重写并不是什么新时尚。它与一种技巧有关，这就是复述与变更。它复述早期的某个传统典型或者主题(或故事)，那都是以前的作家们处理过的题材，只不过其中也暗含着某些变化的因素———比如删削，添加，变更———这是使得新文本之为独立的创作，并区别于‘前文本’(pretext)或潜文本(hypotext)的保证。”[1]由此，我们看到重写的前文本多是读者熟知的神话或历史故事，同时，他指出重写比前文本的复杂之处在于重写必须在主题上有所创造，因此重写应该是对主题的改变。现代文学对复仇神话的重写就是承继文学传统前提下的时代反应。

一、先知式的文化复仇

1924年12月29日《语丝》周刊第七期同时刊发了鲁迅的《复仇》和《复仇》(其二)，关于《复仇》一般都认同是对看客心里的批判和嘲讽。一对裸身男女执剑立于广漠的旷野上，四面赶来的如密密麻麻的槐蚕般的看客们伸长脖子要鉴赏他们将“拥抱或杀戮”的风景，永久的站立而无行动的表演，终于使看客们无聊而走散，从而使复仇者“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复仇》(其二)是继《复仇》的“极致的大欢喜”后更具体的酣畅淋漓的复仇抒发。

这篇短文的复仇重点主要表现耶稣被钉杀的痛苦过程：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他们要钉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悯的人们呵，使他痛得柔和。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然而他们自己钉杀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诅咒的人们呵，这使他痛得舒服。十字架竖起来了;他悬在虚空中。疼痛从掌心、脚背开始蔓延，直到心髓，痛楚从肉到骨再到心，疼痛成为身体最真实的感觉，疼痛使他清醒，疼痛使他在场，当疼痛达到极点时，便是灵魂之痛了。疼痛中，他看到竖起来的十字架“悬在虚空中”，在这则对宗教神话的重写中，鲁迅让读者深切地领悟到上帝对神之子耶稣的离弃，人类因钉杀“神之子”———一个先知而陷入精神的虚空。但我们知道耶稣之死是自我毁灭与对麻木无痛感的同胞的拯救。

鲁迅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顽疾，人性的麻木和人性之恶都通过耶稣被钉杀的情节暴露。在《两地书》中他也说过自己怀着几分恶意站在对手面前，“为敌人活着”，他要在对手的不痛快、不舒服、不圆满中寻找自己生命的价值。但是在经历了鲜血淋漓的疼痛后，他不得不独自直面残酷、直面虚空，他要独自与一个烂熟的古老文化传统对抗，这是一个现代文化精英与古老历史的对抗。复仇的蛊惑，催促他更直接地创作了神话复仇小说《铸剑》。

早在《杂忆》中他就写到“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2]比之自我损伤，这是更积极的复仇。于是，在《铸剑》中出现了悲壮的与仇敌同归于尽的复仇场面。黑衣人是一个比眉间尺更具有复仇理性的复仇者，他以一副“严冷”的形象出现：一团漆黑的黑衣，“声音好像鸱鸮”，两粒磷火似的眼睛。眉间尺在感激他的同情时，黑衣人冷静地回答：“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待到眉间尺的头颅落地，冷冷地尖利地笑着，对着那热的嘴唇吻了两次，扬长而去。

仿佛他就是为复仇而生，他就是复仇的化身。复仇情节的高潮是眉间尺的头与王的头在水中酣战，二十个回合后，眉间尺只有招架之功，黑衣人也伸颈头落，三头在沸鼎中撕咬搏斗，直到王的头已彻底断气，于是眉间尺和黑衣人四目相视，微微一笑合上眼睛了。《铸剑》主要以《列异传》和《搜神记》为前文本，在《列异传》中，干将用三年时间铸成天下闻名的雌雄两剑，将雌剑献给楚王，雄剑自己收藏，谓其妻曰：“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君若觉，杀我;尔生男，以告之。”果然楚王杀了干将。有一天“楚王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

购求甚急，乃逃朱兴山中。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楚王。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夜跳不烂。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三王冢。”[3]简单的一段传说，经过鲁迅的铺排渲染，“客”的形象异常突出，他不再有对这个世界的情感依赖，“仗义，同情，……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正因为摆脱了个人情感的束缚，黑衣人的复仇不再是简单的替眉间尺复仇，而是指向了幽深的人性和社会的黑暗，人性的麻木、迟钝和社会的黑暗造就了更严酷的冷漠和阴暗，因此黑衣人的复仇是向阴冷的人性和整个社会的复仇，他表达的是自我解剖式文化的复仇。

二、孤胆英雄的血泪复仇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内政治局面的动荡，国民党统治的严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也日益高涨，于是借助神话传说表达反抗和复仇情绪的政治倾向也更加鲜明。汪玉岑的长篇叙事诗《夸父》表达了与强敌对抗到底的决心。

全诗共分九部分，自第一部分开始夸父不再是那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逐日英雄，而是一个受高高在上的太阳欺负的小人物，“自从老天爷把我送出了娘胎后，一睁眼睛就不知受到它多少气”，太阳也不再是那个普照大地、给万物以生机的生命源，而是扼杀生命的强悍无比的无情物，“那热辣辣的光直往瞳孔里死命钻，……到夏天这怪物又叫我生疮，生疙瘩”，一位老乡邻竟被它活活晒死，到了冬天除了那副冷面孔，还总是黑天多;有时它出来那么早，想贪睡都不成，有时想用功，它又早早缩回了头，一点亮光都没有，人间冷暖它全不顾及。正是它对人间的无情统治，于是夸父要将几辈人的债去找太阳理论个明白。在偿债算账的感情基调中，夸父穿大街小巷，跨千山万水，如惊怒的野马一样狂追太阳，一定要抓住它，拼个你死我活。

可是太阳却不停地戏耍他，像捉迷藏一样一会儿上山，一会儿隐没水里，致使追赶太阳的夸父疲累不堪。中途小憩，梦中听到了母亲唱的动人的歌谣，看到父亲弓腰劳作的辛苦，以及与妻子儿女团聚的亲热，扯不断的乡愁牵扯着他不能清醒，冷风吹来，才发觉太阳都快下山了。赶紧拼命地追，“追过了白水，黑水，青山，大雪山，/又曲折地盘过了赤道和温带;/再踏上南极，北极。重新绕回来/……追呀!追呀!还追吗?追了这半天/那怪物仍旧是摇摇晃晃地在前面，/没法抓到手，反而愈追它愈远”，虽然追得头昏眼花，精疲力竭，口渴折磨得夸父像是“发狂的猛兽”，直到对水的渴望变成幻觉：一粒种子在雨水的滋润下发芽，成长、衰老，人不也是如此吗?他感到自己在慢慢下沉，在大漠深处，他成了一具骷髅，“狂妄”的夸父被太阳烤焦了。

没有追上太阳的夸父，遭到闲人们的讥讽。因此，长诗的最后一节，叙述者站出来，对夸父勇于与强劲对手对抗的斗争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死后撇下的膏肉和形骸，/它们将永远如繁星般闪耀着光耀。/待宇宙把神秘的手轻轻地一触，/让水草，花果和人烟点缀了沙漠：/一扫这无边的寂寞，无边的荒凉，/从此有‘邓林’展开了绿荫的天堂。”而闲人们“始终盘桓在那只蠢脚旁”，又哪知天翻地覆时的下场?神话传说夸父逐日不具有传统中国神话务实性特点，夸父知其不可为之，无休无止地追逐太阳，太阳没有追上，还落得“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的悲惨结局。

夸父逐日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夸父逐日的起点在北方，北方属水，他的行程就是太阳的运行轨迹，原始祖先认为，太阳早晨从东方升起，经过南方，最后落入西方，晚上进入了北方的大水的黑暗世界。叶舒宪据此认为它首先是原始先民对空间方位确认的神话;其次这则神话要解决的是为什么雨水从天上落下来，祖先运用神话思维的方式，解释这一现象，“太阳从地底下生出，直达天顶，所以天上的雨水是由太阳从地底下带上去的”[4]，从哲学角度讲，叶舒宪将其归入阴逐阳的二元对立统一的哲学观中。但是在父系文化改造和神话道德化的过程中，它的哲学性已经完全消解，而夸父大无畏地敢于追逐太阳的英雄性和浪漫性进一步夸大。汪玉岑在写《夸父》前后，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华之际，随着北京的陷落，他被迫中止了在燕京大学的学习，开始伴随多难的祖国一起经历苦难和波折。“特别是在去年(1940年)的秋季到今年2月间，我从这颓废的古城回到了孤岛上的家乡，再从家乡重新奔波到这古城。

在时间方面，前后距离了半个年头;在空间方面，亲自经历了南北的几座大城;而人生经验方面，更时时刻刻地尝透了一些太苦涩的滋味。于是，强烈地意识到转向新的生活方式的必要”[5]。“转向新的生活方式的必要”，这是诗人在经历了民族国家从独立到被殖民统治的惨痛中，在切身体验中发出的肺腑之言，于是长诗将太阳与夸父完全对立起来。追日不再是英雄的浪漫行为，他负载了几代人倍受压迫的冤屈与仇恨的复仇行为，虽然他们之间力量对比悬殊，但却为夸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复仇行为带上了几分悲壮色彩。饥渴难耐的夸父在被太阳烤焦后，还招来一片讥讽，更赋予了夸父逐日的时代特点，外族入侵都不能唤起全民族同仇敌忾的反抗情绪，这是民族的悲哀。

在人心离乱、扰攘不休的时代氛围中，诗人要肯定的就是他“弃其杖，化为邓林”精神价值，即使在追逐太阳的过程中失败了，但是还要将尸骨化作闪耀的繁星照亮后来人继续奋斗。在夸父追日的漫漫行程中不时有浓浓的乡愁袭来，梦境中母亲的歌谣、父亲辛苦劳作的背影、妻子儿女期盼的眼神、兄弟姐妹的嬉闹使“逐日”显得更加艰辛、坎坷，这就从侧面表现出对手太阳的惨无人道。郭绍虞评价说“吴侬软语，软绵绵，腻致致，有一搭无一搭，若高，若低，似有声，似无声”，“声声打动人的耳鼓，震动人的心弦。

《夸父》，其作风将变之兆乎?其为音，不复如琴瑟之专一;汹涌如浙江之潮，澎湃，澎湃似地一起而一止;如钜鹿之战，如昆阳之战，鼓噪而前，奔腾而出，于雷声风声中，呼声也足以震动天地。那又须幽燕健儿引吭高歌，才足以尽其淋漓奔放磅礴恣肆之致。”[6]由吴侬软语而激越悲歌，在储藏着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神话中，寻找对抗现实的力量，激发民族的凝聚力和反抗力，这是生逢乱世的青年学子的复仇方式之一种吧。茅盾《参孙的复仇》根据《旧约•士师记》重写而成，参孙在《旧约》中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形象，参孙是神受孕于其母而生，上帝对其母说：“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作拿细耳人”，“他必起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一出生，上帝就赋予他非凡的神力，他曾路杀猛狮，用驴腮骨击杀1000多个非利士人。成年后参孙曾与非利士女子结婚，也与妓女有染，他与客人打赌狡猾机智地胜于对方，在狐狸尾巴上捆上火炬烧毁庄稼。因此，参孙形象丰富而复杂，他是基督的先驱;他是一个拯救民族的勇士;他是一个沉溺于女色的好色之徒;他是一个狡猾奸诈的小人;他是一个敢于复仇的斗士等等，文艺复兴之后，参孙的宗教喻义成为欧洲作家的主要聚焦点，纷纷描述他的忏悔心理和行动，他因违背与上帝的约定遭受非利士人挖眼的惩罚，在磨坊推磨的黑暗中，心灵净化，最后复活信心，终于报仇雪恨，其中弥尔顿的长篇叙事诗《斗士参孙》最具有代表性。茅盾也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来书写复仇者参孙的。茅盾的《参孙的复仇》写于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借参孙的形象既表达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与日本侵略者奋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也指出了与敌斗争的艰难和艰苦。

小说中参孙的妻子大利拉一直在纠缠着问他力气大的秘密。“像一条蛇，大利拉纠缠着参孙粗壮的躯干;像蛇的尖端开锋的毒舌，她那一会儿软媚，一会儿泼辣，一会儿佯嗔，一会儿呜呜咽咽的百般做作，百般花言巧语，刺进了参孙的耳朵，刺痛了他的脑，有时使他麻痹，有时使他战栗;甚至有时也使他不免一阵儿的迷惑晕眩。”不管大利拉对他怎样的诱惑或刺激，他都“打算给她一个绝对的不理睬。”可是大利拉一直在不屈不挠地、柔媚地表白着爱情，之所以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力气，都是因为爱他，可是她被参孙骗了三次了，她还是爱他。慢慢的，参孙开始怀疑“到底是她来试我呢，还是我试她，我开头就不相信她，这也许是我的不对罢?……也许是我太坏，把好人都当作坏人了!”最后在大利拉的韧性而又辛辣地攻势下，参孙在“得救”的喜悦中告诉她说“我从来没有剃过头发。我出娘胎后，从没剃过头。如果剃掉了头发，我就跟平常人一样了!”，在大利拉的怀抱中，参孙的七绺头发被非利士人剃光了，挖掉了他的眼睛。在被惩罚推石磨的监牢里，那剃掉的头发又慢慢长出来了，参孙的信心也在生长。终于，在非利士人盛大宴会上，准备戏耍侮辱参孙时，他再次凝聚神力将大殿的柱子推倒，三千非利士人与参孙同归于尽。茅盾说借用宗教神话创作小说是为了“迷惑检察官的眼睛，使文中有刺而他们又无词可借以进行他们那‘拿手戏’的削改”[7]，于是就借用《圣经》中的故事来一点指桑骂槐的小把戏，可见小说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借参孙被大利拉柔媚诱惑的攻势下，如何丧失神力，意在说明敌手狡猾、诡计多端和保持坚定意志的可贵性。作品用大量篇幅描摹在大利拉千娇百媚的纠缠中参孙由“不理睬”到软化、自责、动摇的心理过程，参孙不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先知神(研究者认为“参孙”的希伯来名称是Shimshon，是太阳“shemesh”的变体)而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使参孙形象更具有现实的生活气息。因此参孙一时糊涂说出自己的秘密做了铺垫，特别是参孙最后发力与三千多非利士人同归于尽，更具有了悲壮色彩，参孙复仇的价值意义也就更大，为受尽屈辱的中国人赢得抗战的胜利注入了更大的信心。

三、结语

复仇是希腊神话、北欧神话和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文学原型，但是受传统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复仇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并不发达，近代以来，在外族入侵、民族救亡的文化语境中，复仇的文学情绪再次被激发起来。与大量的复仇文学相比较，重写神话的复仇原型，更具有文化上的价值意义，神话作为民族文化形成的基础，神话复仇意味着文化复仇，更有助于激起民族成员的内在复仇情绪。鲁迅以基督耶稣之死和黑衣人、眉间尺、王的同归于尽来表达对阴冷人性、黑暗社会的拯救。夸父追逐太阳向权威者宣誓的果敢和参孙报复非利士人的复仇行为，都表达了被欺凌的弱者不甘示弱的反抗情绪。佛克马说重写包含着“重写者的自我(ego)，他的环境(hic)和他的时代(nunc)”，在民族救亡的高涨情绪中，复仇神话的重写承担了作家自我、环境、时代和文学传统的共同责任。

参考文献：

[1]D•佛克马.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J].范智红，译.文学评论，1999(6).

[2]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6.

[3]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1.

[4]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37.

[5]汪玉岑.夸父：后记[M].北京：北平燕京大学，1941：32.

[6]郭绍虞.夸父：序言[M].北京：北平燕京大学，1941：1.

[7]茅盾.茅盾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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