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时事与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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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会时事与政治论文篇一
G20峰会的机制化与发展中国家
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倡议召开20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并迅速提升为G20峰会。经过华盛顿、伦敦两次G20峰会之后，匹兹堡峰会决定把G20峰会转为机制化安排。G20峰会机制化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长期斗争的产物，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上升的结果，同时，G20峰会机制化也向发展中国家提出挑战，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相互间的团结与合作，进一步巩固G20峰会机制的成果，继续推动世界经济秩序的变革。
关键词：G20峰会;机制化;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秩序
中图分类号：D8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4-0186-03
一、G20峰会机制化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的产物
战后。发展中国家一直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斗争。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指出：“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我们要求改变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剥削状态。我们要求发展亚非拉独立自主的经济。”此后，发展中国家加强经济合作，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成立了一些地区性经济组织和原料生产国、输出国组织。如1960年成立的欧佩克，该组织多次以石油为武器，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产油国以减产、禁运和提价等手段，限制石油出口，最终迫使西方国家改变中东政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求与发达国家进行直接对话。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推动下，联合国于1964年3月召开首届贸发会议，而且在这次会议上还形成“77国集团”，为后来的联合斗争奠定了基础。后经第19届联大决定，贸发会议正式成为联大的常设机构。但贸发会议毕竟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受到联合国中力量格局的制约，而且这种安排并未实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直接对话，从而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
自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经济领域中的斗争进入新阶段。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发展中国家提出全面改革国际经济关系的纲领和行动原则，并深入到国际经济结构和体制的改革。这标志着南北关系问题提上国际议事日程。1975年在巴黎召开部长级“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参加国有19个发展中国家和7个发达国家及欧共体。这是南北之间的首次高级对话。1977年，在第二次部长级国际经济会议上，南北双方达成两项协议：建立稳定原料价格的共同基金;向最贫穷国家提供10亿美元特别援助基金。但在其他重大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西方国家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南北对话出现逆转。1979年，“77国集团”提出，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就资金、贸易、能源、原料和发展等问题举行全球谈判。尽管联合国接受了该建议，但由于西方国家的反对，未能就谈判议程达成一致，全球谈判未能举行。
虽然南北经济矛盾日益加深。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有所降低。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其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5.6%和5.3%，高于发达国家的5%和3.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到1979年，其制成品出口比重已增至21%。1981年，14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发达国家在坎昆召开峰会，探讨国际合作和发展问题。这是最高级别的南北对话，但由于当时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发达国家拒绝恢复全球对话，会议未取得任何实质进展。此后，南北对话实际陷于瘫痪状态。
20世纪70年代中，随着西方经济陷入“滞涨”困局，“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应运而生。到20世纪80年代，G7已形成机制化，开始主导国际经济格局。最初，G7主要讨论世界经济问题，后扩展到核裁军问题、东西方关系和人权等国际政治问题。苏联解体后，俄总统叶利钦多次应邀参加G7峰会，逐步形成“G7+1”模式。1997年，叶利钦以正式身份参加会议，并首次以“八国首脑会议”名义发表最后公报。这样，G7开始向G8演化。但在经济问题上，G8依然保持七国体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G8集团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在2002年G8峰会期间，不仅俄罗斯被接纳为正式成员，而且一些非洲国家应邀出席有关会议。在发展中国家，一些新兴经济体，如中、印、俄、巴西等国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推动国际经济格局的演进。2003年，胡锦涛主席应邀出席G8集团在峰会前与发展中国家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在2005年G8峰会上，胡锦涛应邀出席了G8集团与“展望五国”举行的南北领导人对话会。这种模式被称为“G8+5”。在以后的G8峰会中，都穿插举行G8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但这仍然是不平等的对话模式，会议仍由G8主导。在2008年G8峰会期间，东道国日本把八国首脑安排在洞爷湖山顶上开会，“展望五国”首脑们在山下等候。G8首脑们定好调子，才让五国首脑们上山。日本政府如此刻意安排，实际上是为了显示G8的主导作用。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为历史上所罕见，发达国家已无力单独解决世界经济中的难题，被迫联合新兴市场国家。当时美国深陷严重的债务泥潭，至2008年6月，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0亿美元增到515430亿美元，年均增长8.2%。而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奥巴马政府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美国为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以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但是，这在G7或G8机制内都无法完成，必须有新兴大国参与。于是，G20峰会应运而生，并迅速从应急措施转为机制化安排。发展中国家终于以平等的身份，与发达国家共同协商应对危机的措施，共同治理全球经济。正如陈凤英所言：“当前G20峰会机制化等于宣告，发展中国家开始揭去贴在其身上长达60余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行中的地位将以不可逆转之势渐渐迈向公平、公正、平等”。
二、G20峰会机制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上升的结果
进入新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尤其一些新兴经济体。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从23.6%上升到33.6%，发达国家则由76.4%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产出比重从40.4%上升到50%，发达国家由59.6%降到50%。在国际贸易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从2001年的29.7%;升到2009年的43.5%。新兴经济体占全球大宗商品消费的比重也明显上升，2002-2008年。其原油消费由45.8%上升到51.8%;铝消费
由42.8%增到59.2%;铜消费由49.3%增到61.7%。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2000-2009年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2005-2009年的五年中，“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
“金砖四国”中，中国的经济表现最突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25%。自2000年以来，其GDP的增速只有一年低于8%。2005年，其GDP增长16.8%，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GDP增长13%，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经济危机之下，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金融危机深重的前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依然达到9%和8.7%。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GDP从2683亿美元猛增到58790亿美元，增长20余倍，平均增速近10%。2009年，中国取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外贸出口世界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发动机”。
近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明显增强。尤其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积累起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统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4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降到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其经常项目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到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09年3217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亚洲的经常项目顺差几乎将全部集中于中国。这或许是美国多次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所在，也是美国胁迫中国在G20峰会多边机制内调整全球失衡的原因所在。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合作，全球发展失衡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而单凭美国一国的力量，又无法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要求。所以，美国迅速搭起G20峰会这一平台，乘中国希望扩大全球治理话语权之机，借用东西方力量，在多边合作机制迫使中国“就范”。
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对外出口，所拥有的外汇储备也逐年增加。200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仅为8025亿美元，到2008年的增加为49614亿美元，2009年更增加到55002亿美元。其中，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据IMF预测，后危机时代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继续呈增长趋势，2010-2011年将分别增加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由于这些国家的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只能将外汇储备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在IMF中的投票权也相应提高。2006年，IMF通过投票决定，增加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的投票权。中国的投票权从2.98%升至3.72%。韩国从0.77%升至1.35%，墨西哥从1.21%升至1.45%，土耳其从0.45%升至0.55%。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新兴市场国家积极推动IMF改革，要求进一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通过努力，匹兹堡G20峰会决定，IMF和世界银行分别将发达国家5%和3%的投票权转给发展中国家。同时还决定G20峰会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平台。G20峰会机制化凸显新兴经济体在治理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近来，“金砖国家”首脑会议趋于机制化，新兴市场国家不断加强相互间的团结与合作，增强自身的实力地位，推动世界经济格局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总之，G20峰会机制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上升的必然结果。同时，也预示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具发展潜力。
三、G20峰会机制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机遇和挑战
G20峰会的机制化使发展中国家拥有了一个固定的平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而参与世界政治治理。从长远来看，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个国际舞台，继续与发达国家进行博弈，最终推动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
一是G20峰会机制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的历史机遇。首先，G20峰会将成为国际经济和金融合作的首要平台，发展中国家最终会实现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共同致力于全球经济乃至政治治理的目标。我们相信，随着G20峰会机制化的不断深入，它必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的机遇。
G20峰会实现机制化进程已近两年，发展中国家得以利用这个国际舞台，继续巩固成果，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G20峰会首尔峰会前夕，IMF执行董事会就成员国份额和治理改革一揽子方案达成一致。该方案将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6%的份额，基本符合匹兹堡峰会提出的目标。印度、俄罗斯、巴西的排名也将前移，“金砖四国”均居前十位。其中，中国份额将增至6.394%，排名上升至第三位。印度增至2.751%，升至第八位;俄罗斯和巴西也分别上升至第九位、第十位。这样，发达国家的份额将降至57.7%，发展中国家升至42.3%。美、日、德、法、英的份额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可见，“金砖四国”的话语权都有所提高。
其次，G20峰会机制化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治理全球经济失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上起到建设性作用。G20峰会机制化不仅标志着新兴经济体将在世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也预示着全球经济权力中心的转移。从G8到G20，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世界开始进入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时期。G20峰会的初衷是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但是随着G20峰会机制化的日益深入，其治理的范围绝不会仅限于经济和金融。由于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G20峰会机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以最终会纳入国际政治、军事、安全等议题。
当然，G20峰会机制化推动国际体系转型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甚至会出现反复和动荡。期间，南、北之间，南方国家内部，各种矛盾与冲突会不断出现，各种力量的博弈将异常激烈。据估计，到2030-2050年“金砖国家”在经济上真正崛起时，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才会基本形成。所以，发展中国家仍须致力于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提高竞争力。
再次，G20峰会机制化将推动发展中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增强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在金融危机中，“金砖四国”加强了相互间的合作。2009年，四国领导人在俄国举行首次会晤，提升合作机制。次年，“金砖四国”第二次首脑会议就进一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商定推动“金砖四国”合作与协调的具体措施。2011年，“金砖国家”第三次首脑会议正式接纳南非作为新成员。扩大后的“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的近30%，人口占42%。2010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 量的18%，贸易额占世界的15%。相互间的贸易额达到2300亿美元。可见，新兴经济体之间加强合作拥有稳定的经济基础，也具有强大的经济推动力。五国的合作也必将有利于巩固G20峰会机制化的成果，推动国际经济格局的变革。
二是G20峰会机制化也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挑战。首先，发展中国家普遍人口较多，总体经济水平较低。以中国为例，2010年的GDP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与美国的差距则更大。有学者认为，中国仍是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百名之后的“穷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座次不宜被盲目夸大，以免国际舆论借机再度炒作“中国经济威胁论”。所以，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总量和质量，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项艰巨任务。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总体较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耗能高，污染严重。这些都严重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目前，中国每百万美元GDP能耗是美国的2.3倍，欧盟的4.5倍，日本的8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这是我国今后向经济强国迈进的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当务之急。而西方国家往往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变相制裁，使发展中国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其次，G20峰会发起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并迅速由应急机制转为机制化安排。如果世界经济危机得到恢复，全球经济失衡得以矫正，发达国家还会对发展中国家做出让步吗?值得深思。要从短期应急向长效机制转变，还需要完善G20峰会机制，落实前期的决定和各方达成的共识，维护G20峰会的信誉和效力。
再次，发展中国家仍无力左右国际经济格局。尽管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投票权会有大幅增加，但仍未超过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仍占有优势，美国17，407%的份额使它在重大问题上仍拥有“一票否决”权。尽管G8已呈现式微之势，但它毕竟运行了30多年，形成比较完整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长期发挥主导作用。在G20峰会机制下，G8会通过自身调整而继续生存，IMF也会在新机制的框架下扮演新角色。
总之，G20峰会机制化并未导致其它相关国际机制的瓦解，这些机制将与G20峰会机制同时运行，在促进新机制不断完善的同时，更多的是对G20峰会机制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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