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有共识，中国继续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亦即实行转型发展，但是，学界讨论的只是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很少讨论转型发展路径即如何从原有模式达到目标模式。文章运用拙文《农民工、时空差、政体特色与“中国发展之谜”——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获得的认识来探讨有关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的几个重要问题，即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突破口和成本化解栽体。

[关键词]转型发展;基本问题;突破口;成本化解载体;农民工市民化;小城镇建设;土地;家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353亿元(人民币)，按全国人口13.3亿计算，人均国民收入接近37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统计，2006年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051美元，由此推测，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许多学者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认为我国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并对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二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笔者认为，学者们上述探讨很有见地，给人以启示，但讨论也有不足。其一，提出的政策建议限于一般化。根据资料分析，从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日本和韩国，“其高增长过程伴随着或直接带来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性，……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高增长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高度一致”。而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徘徊的国家，如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其根源就在于“收入差距过大”和不能实现“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而由此可见，学者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一般化的，即对任何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适用。笔者以为，如果已经实现的中国发展奇迹有奇因(特殊原因)，那么中国继续发展必有奇题(特殊问题)，然而，学者们的对策建议并没有抓住中国继续发展的特殊问题。其二，提出的政策建议不完整。显然，所谓转型是相对原有发展模式而言的，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原有发展模式进到目标发展模式的过程。因此，探讨转型发展必须弄清两个问题：第一，弄清与原有发展模式相区别的目标发展模式，从而知道转型发展的方向;第二，弄清从原有发展模式达到目标发展模式的路径，从而知道如何实现转型发展。但是，学者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即“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和“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只是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并不涉及转型发展的路径。诚然，知道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是重要的，正因为此，我们认为学者们的讨论是有意义的;但是，要实现转型发展，更重要的是应当知道从现有发展模式达到目标发展模式的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学者们的讨论不完整。

从大的方面说，本文旨在探讨中国转型发展的路径，亦即中国如何从原有发展模式达到目标发展模式。不过，本文不能提出清晰明确的转型发展路径(本文后面将谈到，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在转型发展之初就预见到清晰明确的转型发展路径是不可能的)，而只能讨论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此前，笔者写了一篇拙文《农民工、时空差、政体特色与“中国发展之谜”——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以下简称《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其中获得了一些认识。本文以《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获得的认识为指导，分析中国转型发展面临的形势，由此探讨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突破口和成本化解载体。

二、农民工市民化——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

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探讨中国转型发展路径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诚然，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并不等于知道了中国转型发展路径，但是，以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为依据来谋划转型发展，就有可能在实践中实现转型发展的最优路径。

要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首先需要讨论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问题。我们的依据有如下两点：第一，中国发展是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经济发展过程，是农村分散人口向城市迁徙的城镇化过程。然而，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经济发展过程，最重要的变化是农民变为工人，而实施农村分散人口向城市迁徙的城镇化过程，最重要的变化是农民变成市民。显然，这两个变化就是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内涵。就此来说，农民工问题体现着中国发展的社会性质。第二，农民工与中国发展过程相始终。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就是农民工诞生之日，且中国前30年发展是农民工化解了发展成本，因此农民工是中国前期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发展的完成(即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重要标志是农民工消亡(农民工市民化)。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农民工问题是贯穿中国发展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因为发展阶段不同，其基本问题也略有区别。笔者认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我们的论据有如下几点：第一，到今天，农民工本身发生了变化，农民工制度不能再继续下去了。“80后‘农民工’……没有农业生产的技能和经验，对农业生产本能地不喜欢”;与“老一辈农民工中80%～90%将工资送回家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中65%～70%将收入主要用于自己消费”，“新生代农民工舍得光顾和享用‘城里人’的消费场所、生活方式”。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将不再愿意做兼有“农民”和“工人”两种身份的“两栖人”，他们希望市民化。第二，中国转型发展必须使农民工市民化，中国转型发展需要农民工市民化。如前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二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中国最大的分配不公是农民工分配不公，农民工在中国前期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农民工工资低，生活条件差，没有进城做市民的资格;在住房改革中，城市居民大多低价获得了一套住房产权，而农民工及其家人却分文未得。因此，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最重要的是对农民工进行补偿，而对农民工进行补偿的最佳方式就是帮助农民工市民化。提升自主创新从而实现产业升级，需要高技术水平和高组织化程度的产业工人队伍，这需要作为中国工人主力军的农民工市民化，“没有他们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总之，农民工市民化，既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第三，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实质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据资料显示，中等发达国家城镇人口比重一般在70%左右;我国目前人口约13亿，如果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城镇人口应达到10亿。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5.94亿，其中包括1.5～1.6亿的流动人口;显然，这里所说的流动人口就是农民工，减去1.5～1.6亿的流动人口，真正的城镇人口只有4亿左右。由此，我们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