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大学生实现就业的过程也是其社会流动的过程。从社会流动视角分析，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结构因素、社会出身或家庭背景因素、自然因素以及教育因素。解决对策主要有：消除社会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障碍，降低转换成本；建立合理的、科学的组织人事制度；给予区域和产业间适当的政策倾斜，以扩大就业区域和容量；调整高校人才培养的思路和模式。

[论文关键词]社会流动 大学生就业难 归因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从某一个社会位置向另一个社会位置的变动现象。随着社会位置等级的升高，财富、权力和社会声望也随之增加，故社会流动既表现为个体社会地位的变更，也表现为个体社会角色的转换。由于在现代社会，社会位置及与此相连的社会地位总是与职业密切相联，因而随着职业声望的变化，社会流动便主要体现为个体在各种职业位置之间的变动。按照以上理论，大学生毕业找工作，实现就业的过程也是他们社会流动的过程。因此，从社会流动的视野来探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具有特殊的现实价值。

一、社会流动视角下大学生就业难原因分析

(一) 社会结构因素：社会二元结构阻碍了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动

目前，我国社会结构呈现二元特征——城乡二元结构、东西部地区二元结构、体制内与体制外就业二元结构等。这些二元结构严重阻碍了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动，即使流动，也有很强的单向性，即从大中城市流向小城市或乡镇容易，反之却很难。正是这种阻碍作用，使大学生高度重视第一份工作的选择，即一次性择业。一次性择业观念，必然会使大学生通过延长寻工期来增大成功概率。大学生在不同的城乡、地区、行业间就业，工资收益、户籍收益、社会保障收益等差别很大。就户籍收益而言，如果在大中城市就业而没有该市户籍，要付出许多额外的成本，仅子女人学的借读费每年就要多负担数百至数万元不等。就社会保障收益而言，由于行业性质、效益的差异，不同就业形式享有的社会保障范围和程度差异非常大。不同的就业形式，非社会保障性福利收益(如实物分配)、享有闲暇也不一样。这就导致大量毕业生对城市就业，尤其大城市体制内就业的过度偏好。比如，2010年国家机关政府公务员录用考试报名人数超过146万，报名人数与职位的比例高达93：10，报考者中应届大学毕业生是绝对的主力军。这说明大学生追求工作稳、地位高、待遇好的工作倾向是非常明显的，说明他们在极力逃避社会二元结构给今后工作、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 社会出身或家庭背景因素：“人情关系”干预了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动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布劳、邓肯的经典研究表明，个人受教育多少受其父亲的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又影响其职业。而美国科恩的研究则发现，不平等是通过社会化过程世代相传的，这种阶级差异进而影响到子女职业的选择。费孝通在分析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格局时，曾经提出“圈子”概念，用以描绘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在我国，一个人生活在伦理社会中，也就被各种伦理关系所包围，并要承担起相应的义务来服务于这种关系。人情就是日常生活中一种难以名状，却又很有约束力的义务。中国社会极为重视人情，人情贯穿着人的社会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国社会传统的单元结构虽然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但并没有演化为西方社会的团体结构，依然保留着“圈子”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际关系的最基本特征就是讲人情、拉关系。在现代制度安排的一套严谨而规范的资源分配系统之外，中国社会结构的某些传统特性仍然存在，并巧妙地作用于现代人的职业获得过程中。据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调查，自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之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

(三) 自然因素：区域经济及城乡发展不均衡影响了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动

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地理环境和人口变迁。这里的地理环境主要是指居民生活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这往往意味着当地所能提供的各种发展机会。例如，城市与农村相比，所能提供给人的发展机会就有极大的差别。高校毕业生的流动是劳动力流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内外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托达罗的城乡预期收入假说。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在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我国区域经济及城乡发展不均衡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各地区收入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虽然大学生到东部地区成功就业的几率要低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但是他们一旦在东部地区实现就业，其实际收入要远高于其他三个地区，这就足以弥补找工作所花费的成本，大学生在东部地区的未来预期收入仍高于其他地区。根据托达罗的城乡预期收入假说，由于在不同地区就业的预期收入不同，多数大学生在初次就业时会将目标定在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由于是众多大学生的首选，成为人才聚集地，而其他急需人才的地区却难以吸引、留住人才。有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流动呈现出一个突出的趋势，即向东南沿海以及大城市集聚，而西部等欠发达地区以及广大农村，则呈现出社会流动的逆差。从2007届大学毕业生省际流动比例来看，广东、上海、浙江、北京四地的毕业生净流入比例分别为185.2％、130％、117％和70.8％，均超过其他省市，其中广东的人才净流入率更是遥遥领先。

(四) 教育因素：大学教育对大学生角色构建不足限制了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动

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与人才培养的局限性密切相关。目前高校的专业认知教育、专业知识的系统传授以及所设专业对相关学科的兼容程度等因素，直接影响学生对专业的认同和对社会专业活动的选择。根据斯特赖克的认同理论，这种认同表现为一种心理预期，是自我标定的内在化，它直接影响着个体对未来社会活动的选择，以及选择后对社会适应的程度。就业状况反映了高校教学体系中设置的专业对社会需求弹性的不适应，以及大学生在专业认同和心理预期在大体保持一致方面存在缺陷。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对大学生的角色构建存在明显不足。教育者作为领导者对学生角色意念的形成或角色内涵的领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教育互动过程中这方面的缺位或力度不够导致学生对角色构建的不稳定，其直接后果是学生对自己的未来角色期待具有非现实性，一旦走人社会就会无所适从，或因现实的工作岗位与心理预期的差异而眼高手低。调查显示，公务员岗位虽然只为毕业生提供1％的就业机会，却吸引了30％大学生。以浙江省为例，2006-2008年报考省公务员的人数年年攀升，分别为12.77万人，22.27万人，25.77万人。这种功利化的就业定位明显与社会发展相违背，与科学的人才观格格不入，反映了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不和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