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电影电视，在我们这一辈都能激起共同的话题。第一次对电影有比较深刻记忆的，大约是我八九岁的时候。至于电影的影名，现在怎么想也回忆不起来了，依稀记得是抗战的黑白片。

那时候，农村里放电影是很稀罕的事情，我们只要听说哪儿放电影，放学后就特别勤快，料理完每天必干的家务，接着就是完成家庭作业。草草吃完夜饭，便随着看电影大军赶集似地出发了。像我们这样的外庄影迷，是很难找到看电影的好位置。因此，银幕背面，甚至连离影幕较远的围墙上树杈上都大有人在。大家不管是熟悉不熟悉，都比较友好，整个场面弥漫着喜庆的气氛。偶尔有为了一个好位置而互不相让的，那一准是本地的孩童影迷，他们往往要在大人们的斥责下才能平息风波。夜幕完全降临了，放映也便开始了，许多赶了上十里山路，走得大汗淋漓的影迷，由于没有好位置，便搬来大石头，坐在靠边处，斜视着影幕。多数时候，带领我们前来观看的大人们为了我们这帮小不点们第二天的正常上学，往往不等电影结束，就强行喊走我们，虽然有诸多遗憾，但没有谁敢独自留下来继续观看的。于是在回家的路上，大家津津乐道着电影中的情节，议论着电影会是怎样的结局，没有照明工具，路旁的稻草秸秆，很快就扎成了火把。忽隐忽现的火把斗折蛇行着，远远望去，颇似电影中红军夜行军的情景

又一年，我们村盼来了一次放电影。我们这些小“地主”们，没等天黑便扛来条凳霸占了放映机四周的最佳位置，并端坐在上面，以免个别投机取巧的人插凳挤占了位置。大家虽大呼小叫的，但待到电影开幕，影场上便是一片充满快乐的和谐气氛了。那时在正式放映前，总会放上一卷胶片纪录片什么的，不是国家大事就是革命新闻，在放映员换胶片时，我们这些小淘气们总喜欢将双手高举过头，就着投射灯做手影，什么蛇头啦鹅头啦兔子呀等等，惹得观众们哈哈大笑。记得那次放映是和别的村放跑片，第一片结束，村里就派一名村民坐拖拉机将片子送到邻村，再从邻村拿另一部影片的片子来放，因此时间拖得较长。许多同伴们困了，便偎在父母的怀中，虽然迷糊着双眼，仍不忘叮嘱父母再映时喊醒自己，可结果硬是错过了放映。次日一早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不免老大的不高兴，有的甚至跟父母闹别扭，早饭没吃就背起书包上学去了。到了学校，听着某些“铁眼睛皮”同学绘声绘色地讲述，心中不免气得直咬牙，发誓下次看电影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后来，村里又放过一次电影，是谢晋导演的《牧马人》，影片中，女主角李秀芝的勤劳、纯情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现在的我，喜欢将“她”与文学作品《边城》中的翠翠、《人生》中的刘巧珍来相提并论。也就在那次放映中，我发现邻村的陈家金大哥哥喜欢往我堂姐身边凑，趁人不注意还拉起了堂姐的手，后来居然将堂姐拐到最后面去了。当我将这个发现悄悄地告诉母亲时，母亲瞪了我一眼，并嘱咐我不要乱讲。现在回忆起那动人的一幕，便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毛毛孩。在陈大哥和堂姐的心目中，影片上的故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两颗年轻的心灵借助拥挤，偷欢在了一起。

也就在同年，镇里建起了电影院，只要花上几毛钱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阶梯大厅里看电影了，然而我一次也没有光顾过。掏钱看电影，我连铅笔和书写本都是用鸡蛋换的，不看也罢。

大约是82年吧，在村里任大队书记的大伯，买来了本村里第一部 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时间，村民们像热锅里的沸水一样奔走相告着，当天夜里，差不多有300多人一下子拥到了大伯家，直把大伯家的堂屋堵得水泄不通，就连门角落的鸡窝上也站满了观众。前面尿急的人想出来方便一下也成了问题。大伯没办法，只得将电视机关上了，告诉大家先出去，而他自己，则拉了一根导线，放在廊檐前，再搬来一张桌子，将电视机稳稳当当地放在上面……待后来放功夫片《霍元甲》时，大伯家门前的晒谷坪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电视迷了，好在那几日，村里又有两户冒尖的农户同时买来了电视机，大伯家的电视迷才稍稍缓减……

转眼就是几十年过去了，电视机已经完全普及到了各家各户。在家里，往沙发上一躺，遥控器一摁，你想看啥就看啥，精彩纷呈的，一台电视机就圈起了“自我”世界。也就在这不知不觉地改变中，我谛听到了偶尔几声犬吠后的山村的宁静。在这宁静的畅想里，我又开始怀念那远去的电影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