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讲究个性、尊重个性，并试图塑造自由个性的时代;同时，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秩序，谋求秩序，并试图构建良好秩序的时代。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总是既要保证人的个性化发展，又要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正在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其核心主旨可以说就在于解决好个性与秩序的现实问题。然而，在当代，特别是立基于风险社会的现实，人的个性与秩序有着十分复杂的矛盾关系。

个性是个人比较稳定地保持着的独特的人格、思想、社会形象和能力体系，主体性和差异性是个性两个最为重要的特征。个性的主体性是指人的自由自觉的能动性的方面;差异性则是指个体因为各自的独特性而彼此区别的方面。个性因此体现为个人较为稳定的主体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与生活中人们对个性的理解不同，从哲学的角度看，主体性才是个性最为本质的特性，没有主体性的差异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个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的。如果说相对于社会而言，个人往往代表着个性的话，那么，相对于个人而言，社会就代表着秩序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个性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可以视为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古老问题的现代表述。社会秩序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有规则的状态;这种规则所束缚的主要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顺序;人藉此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顺序所需要获得的是整个系统的功能——协同彼此的行动，分享自然和社会的资源，以保障自己的存在和发展。[1] 35-36社会秩序并不神秘，一定的社会秩序总是人们活动的产物，社会秩序是由有个性的个体相互作用、合力的结果。比照于个性的主体性、意向性与差异性，社会秩序表征着人的活动的受动性、外延性与同一性的方面。

当我们把主体性理解为个性最为本质的特性时，就不难看出人的个性是历史地形成的。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把个人区分为“偶然的个人”和“有个性的个人”，历史也因之表现为一个从偶然的个人向有个性的个人的发展过程。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性个人的差别主要在于对包括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主动驾驭与否。马克思认为，“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2] 122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说，我们可以推论：在人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个人绝对地从属于群体，个人的主体地位没有确立，所以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个性发展。极少数所谓有“个性”的人也必然遭受悲剧性的历史命运。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在那个阶段社会秩序以压倒的力量战胜了个性。在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们着力于个性的伸张，反抗以往旧秩序对个性的压抑。当然，个性的伸张依然需要秩序，但不再把秩序看成先于个性的存在状态，而是往往把秩序看成个人契约达致的一种结果。但是，这种获得丰富和发展的个性依然是异化的——与此相对，社会秩序对于个人而言也总是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只有在人类更高的发展阶段，也即人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2] 89-90人的个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发展，到达自由个性的境界。自由个性的阶段必定是个性与秩序完美统一的阶段。

总的来看，目前人类已基本进入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代全球化也因之表现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中国已经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但从人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的情况十分复杂。当代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方面，她必须尽快摆脱封建血缘的“人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又必须把“自由个性”的高远理想具体化为行为的规范，尽量减少“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从个性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处于努力使偶然的个人向有个性的个人、自由个性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是从世界，还是从中国来看，目前个性发展的阶段就决定了个性与秩序之间还远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完美统一的状态。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先从一般的意义上理解个性与秩序的相互关系。

一方面，社会秩序是个性解放的手段，是否有利于人的个性发展是现代社会秩序是否良好的重要判断标准，或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根据。离开人，秩序并没有独特的价值，人们追求秩序一定是秩序能满足人的需要。人们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最初是为了获得一种本体性的安全，但现代社会中，人们追求的秩序有着更高的合法性标准，而不止于一种本体的安全。作为社会秩序的组织者、维护者，政府往往成为社会秩序的代言人，而确如保罗·库尔兹指出的，在当代社会，“无论社会接受什么样的政府，都必须以人类自由——即为保证每个人类个体在经济上、社会上以及文化上最大限度地发展他或她的个性的那个自由为基础。”[3] 64如果我们把历史看成是有个性的个人对偶然的个人的生成的话，社会秩序则只是人们个性发展、解放的手段，是否有利于此文章采集自778论文在线人的个性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现代社会秩序合法性的标准。一种社会秩序，如果不能允诺和保障个性发展的自由，这种社会秩序就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持续认同，这种社会秩序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

另一方面，个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形成的，社会秩序既为个性的形成提供条件，也以内化为人的社会性的方面对个性形成一种制约与规训。有个性的个人，即主体性的个人之所以可能，来自于对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的全面、充分的占有与驾驭。对于个人而言，这些社会条件、社会关系总是编织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之中，对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的占有与驾驭也就是社会秩序的内化。对于有主体性的个人来说，这种内化首先不应该理解为一种受动和压迫，社会秩序的内化以“一般化的他者”造就了“宾我”，使个体自我成为可能。“一个人之所以有一个人格，是因为他属于某个共同体，是因为他接受整个共同体的各种制度，并且使它们转化成为他自己的行为举止。”[4] 176也就是说，个性化与社会化并不矛盾，只有在社会化中才能个性化，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个性才得以可能。同时，社会秩序也是个性、自由得以扩展的条件，没有秩序就没有确定性，个性的主体性就无从显现，个体的自由也就成为空中楼阁。当然，社会秩序的内化必然表现为对个性的某种规范，只有这种规范才能保障其他个性的显现。也就是说，秩序对个性的规范使得作为复数的个性成为可能。从根本上，与其说秩序对个性的规范是出于秩序自身的需要，不如说是出于其他个体个性、自由成为可能的需要。

如果说个性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从来都很重要的话，那么在当今世界和中国，个性与秩序的关系则因为其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而被极端地突现出来了。

首先，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秩序具有立体多维的层次。在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社会主要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界限的关系总和，相应地，社会秩序也主要用来描述、解释和规范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稳定性。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生、发展，社会秩序逐渐现实地展示出全球秩序(类秩序)与民族—国家秩序(群体秩序)的双重面相。在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秩序与众多民族—国家内部秩序的相互关联更为明显、强烈。确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 68而且，在世界交往的层次，就全球秩序而言，不仅包括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秩序问题，而且还包括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个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之间的秩序问题。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化了，全球社会业已形成。这些立体的、作为复数的社会秩序构成了个性形成的重要历史条件，必然对当代人们的个性产生重大影响。更为棘手的是，各个层次的社会秩序对个性的制约与规训在现实中有时是相互矛盾着的——例如全球秩序与民族—国家内部秩序，使得个体无所适从，产生种种焦虑，甚至是出现身份认同的危机。

其次，个性为虚假的意识形态所蒙蔽。不同社会秩序对个性制约的矛盾使个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意识形态撕扯的结果。各个层次的社会秩序不仅需要为自己的正当性进行辩护，而且会提出和努力实现基于自己利益的全方位、立体的社会秩序构想(当然也包含其对个性进行独特理解的辩护)，并把它说成普遍的、唯一合理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主张总是包括自己的和世界的两部分，而且这两部分的合法性总是相互支持的。为了获得内部成员，乃至全世界的认同，意识形态作为其辩护工具就在所难免。意识形态是“系谱学意义上的第一科学，……它是一种最伟大的艺术，因为在一个控制良好的社会，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成功地协调起来。”[5] 133但是，既然作为一种“艺术”，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就不可能是科学，其越来越抽象的普遍性也掩盖不了其虚假的方面——这正是马克思批判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意识形态越是隐蔽、越以貌似真理的方式出现，个体受其影响、控制就越深刻，既有的社会秩序就越是能得到更好的巩固。但在本质上，只要意识形态有虚假的成分，受其辩护的一定社会秩序对于个人来说就是异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