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大家的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就是金融界来钱比较快,意思是说在金融界能容易混出头。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金融界,你成功了可能会很风光,但是同样的,在金融界,你要想成功是很难的。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金融行业励志故事，供大家参阅!

金融行业励志故事1

1890年冬天，康心如出生在四川绵阳。当时，他的父亲正从陕西前往四川彭山县去做县知事，一家人乘着一辆马车，沿着驿道奔驰。就在经过绵阳小镇的那一天，这个家庭中又增添了第二个儿子。

父亲自然很高兴。但是他绝没想到，就是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重庆举足轻重的金融家。

康家世代都有人做官，可也没出过什么大官。康心如的父亲最大只做到县令。这样的官阶，下可以直接接触民间疾苦，上可以了解官场的腐败和没落，所以，他一直倾向于变法维新，认为不改变现状，中国就没有出路。对于自己的子女后代，他也主张接受西方科学、民主的教育，从这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的长子康心孚，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专科，并且成了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运动的积极追随者，后来又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家里有了个革命家，康心如在十一二岁时，就开始阅读新书新报。1906年，康心如考进成都的客籍中学堂。哥哥康心孚在书信中不断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年轻的康心如也立志投身革命，在家乡开设了一家小小的“粹记书庄”，大量推销传播哥哥从国外寄来的进步书刊。不久，康心如又来到当时的革命思想中心上海，在哥哥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他也像哥哥一样东渡日本，考进了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专科。除了学习，他还考察了日本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对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大垄断资本集团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这种大规模实业的出现，是民族复兴的开端，也是谋求民富国强的出路。

不幸的是，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在成都病逝。康心如悲痛地赶回家乡奔丧。他本打算办完丧事后仍回日本学习，可是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康心如毅然放弃了继续出国深造的机会，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洪流中，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他和朋友们一起，在成都先后创办了《公论日报》、《国民公报》等进步报刊，宣传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1913年，康心如以《公论日报》京沪特派记者的身份，由成都到上海，将上海、北京等地的革命讯息及时传送到四川。当时，康心孚正在北京大学教书，在哥哥的支持下，康心如又在上海创办了《雅言》杂志，以学术刊物的面貌出现，不断发表抨击袁世凯复辟倒退的重头文章。同时，他还兼任了四川浚川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职务，实际上成为他在金融界的最初的操练。康心如发现自己对新闻和金融具有同样的兴趣，也自信在这两方面都有才能。

袁世凯倒台后，康心如来到北京，与好友张季鸾一起创办了《中华新报》。由于宣传革命，抨击北洋军阀政权，报纸被封禁，康心如和张季鸾竟被北洋军阀逮捕，关了将近一年。

在监狱中，康心如仔细回顾了十几年来的经历，认识到凭自己过去那样的奋斗，还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命运。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他在迷茫中一时找不到出路。这时，他的大哥又不幸病逝，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压到他的肩上。康心如苦苦挣扎，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是越来越差，最后不得不靠上当铺当衣物过日子。康心如不得不开始寻找谋生的手段。

康心如并不缺少赚钱发财的能力，他缺少的是机会。严格地说，过去他一心投身社会革命，根本没有注意过这种机会。现在，他不能不关注这种机会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1921年，康心如的四川同乡、重庆大盐商邓芝如来到北京，并且住进了康心如的家中。邓芝如的父亲和康心如的父亲是结拜兄弟，两家的交往很深。邓芝如虽然是个土老财，但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也想在北京寻找一个同外国人合资办银行的机会。康心如这时也接受了“实业救国”的思想，所以热心地为邓芝如帮忙。当然，他也希望能在未来的银行中，为自己谋取一个小职位，解决全家人的生活困难。

康心如原来有过银行工作的经验，对从事金融业也有兴趣。在寻找外资合作的过程中，他对中国的金融业也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料定金融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会有大发展，而中外合资的银行就更加有利可图。在康心如的积极努力之下，邓芝如与上海美丰银行的代表谈妥了在重庆设立分行的意向。不久，美丰银行总经理、美国人雷文来到北京，与邓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签订了合资合同。在谈判中，康心如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学识、教养。眼光和才能，不但取得了邓芝如的完全信任，而且也获得了雷文的赏识。双方一致认为，四川美丰银行要想搞好，就不能缺少康心如这样一员干将。因此，美方和中方都邀请康心如担任这家新建银行的协理。但是康心如却婉言谢绝了。

因为，按照规定，银行的上层领导人，必须由银行的股东担任。可是康心如家境贫困，连饭都吃不好，哪里有钱来投资入股当股东呢?

雷文舍不得放弃康心如。他仔细权衡着未来银行的领导人选问题。总经理自然是由他来担任，可他的事务太多，主要精力肯定无法放在这里;经理由他经营上的伙伴赫尔德担任，也可定下来;而预定的两位协理邓芝如和康心如，邓芝如虽然富甲一方，但只是个旧式商人，未必合适，要想搞好中美双方的合作，他能指望的看来只有一个康心如。

邓艺如同样也在盘算。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洋务”的能力，同时，他已经看到康心如与洋人打交道的能力。可以说，如果不是康心如，就不会有这个银行，也就不会有他邓芝如的协理位置;同样，今后如果没有康心如，他只怕也难保住这个职位。他比雷文更离不开康心如。

实际上，美丰银行四川分行还没有成立，康心如就已经使自己站到了主角的位置上，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

最后，邓艺如毅然决定，借给康心如1.2万银元作股本，使康心如取得股东的资格，名正言顺地担任协理的职务。

康心如非常感动。因为，这样一大笔借款，不但使他从此可以养活一家人，更重要的是使他得以进入金融界。他今后的一切发展，都将在这个基础上开始。1922年4月2日，四川美丰银行在重庆热热闹闹地开业了。

康心如是一个精明的人，还在银行筹建之初，他就已将自己的四弟康心远及朋友林少谷、贺友梅派到上海美丰银行见习业务。后来，也是他亲自从北京到上海，为新银行招聘人才，并将他们带到重庆。他既然当上了协理，就绝不能仅仅为了捞点小钱过日子，而应当将它作为通向未来宏伟抱负的阶梯，就此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

不料，四川美丰银行出师不利，由于缺乏经验，业务上没有打开局面，第一年甚至亏损了几千元。更严重的是，中美双方的职员从一开始就争斗不休。美方经理赫尔德咄咄逼人，根本看不起中国同事，而邓芝如和旧式钱庄出身、不通新式银行业务的业务主任陈达湾的业务外行和思想保守，又给了赫尔德骄横跋扈的借口。尽管康心如竭力在中间调解，双方的矛盾还是越来越尖锐。脾气火爆的邓芝如几乎每天都要在办公室里拍桌子，打板凳，大骂美国佬，说他再也不能忍受洋人的歧视和侮辱，并且要康心如也站出来与洋人作斗争。他认为是他借给康心如1.2万元股本，康心如才当上这个协理的，所以康心如理所当然地应该同他站在一起打击美国佬。

康心如却让邓芝如大失所望。他始终坚持在中间充当调解人，有时甚至站在美国人一边反对邓芝如。他从来不像邓芝如那样意气用事，而是冷静地从银行的生存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比如邓芝如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推荐了一大批旧商人、旧官吏要进银行当职员，这些人连会计业务都弄不通，所以赫尔德坚决反对录用他们。康心如在这一点上就支持赫尔德。结果，邓芝如认定康心如忘恩负义，连康心如也成了他攻击的对象。

面对银行的困境和矛盾，康心如坚持请总经理雷文前来研究挽救措施。1923年春天，雷文来到重庆。他才一下船，康心如就前去拜访，冷静地向他分析银行亏损的原因：开业时的庆祝活动浪费太大;美方人员的薪金和开支过高，造成流动资金严重不足;美方经理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美国的经营方式，影响了业务的正常开展……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境，康心如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采取中西结合的经营方式，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和商界的习惯;二是实行裁员减薪，以缓解银行内部的矛盾。

雷文认真地听取了康心如的意见。他立刻意识到，这两条建议，尤其是裁员减薪一条，非常重要，也非常明智。人员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争斗自然也就会少;降低美方人员的薪金，不但可以减少开支，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中方人员的不满，缓解双方的矛盾。在领导层调整方面，雷文毅然采纳了康心如的建议，决定在两个中方协理中裁去一个。结果当然是裁去不通业务的邓芝如。为了安抚邓芝如，雷文任命邓芝如担任顾问。邓芝如当然明白这实际上夺去了他的实权，他无法对抗雷文，便把仇恨都集中到康心如身上，到处大骂康心如是“奸诈小人”。同时，雷文又决定，邓芝如的心腹陈达璋可以继续担任营业主任，但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康心如的指挥。

接着，雷文又调整了美方经理，他物色了一个叫鄂更斯的美国人前来重庆，并且一再叮嘱他上任后要“一切听从康协理的安排”。这实际上就是把四川美丰银行的大权，交到了康心如的手上。

然而，邓芝如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更不甘心康心如在洋人的扶持下掌握银行大权，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在银行内外发动了一场“倒康”运动。他大量印发各种传单，对康心如进行诽谤和攻击，并且把银行内部人事变动的内幕，也都宣扬出来，使不少人对康心如产生误解，以为他“崇洋媚外”，又不讲朋友交情。当然也有人看出邓芝如太无能，认为他搞洋务根本就是一个误会，当然要吃苦头。

不管外面怎样议论纷纷，康心如却始终保持着过人的冷静，不仅不向邓芝如反击，而且都不作任何解释。时间一长，人们听厌了邓芝如的谩骂，反而觉得康心如待人宽容，并不是邓芝如所说的那种见利忘义的人。更重要的是，康心如掌握银行大权的事实，决不会因为邓芝如的攻击有所改变，所以人们愈来愈对邓芝如冷淡。邓芝如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的一招杀手铜：他宣布退出四川美丰银行，不但要银行退还他的股份，而且逼康心如立刻退还借他的1.2万元股金。他料定康心如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还他。

邓芝如的所作所为，使康心如更清醒地认识到，对邓芝如这样的人，是不能迁就的，美丰银行要发展，就一定要搬掉这块绊脚石。但是，从哪里弄钱来还债呢?他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将成都老家祖上遗留的产业卖掉。照中国人的旧观念，这样做是要被人骂作“败家子”的。但他明白，只有卖掉祖产，还掉借款，才可能守住手中不易得来的权力，也才能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于是，他很快地办好了变卖田产的手续，钱一到就还清了欠邓芝如的债。

邓芝如拿到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彻底失败了。他自己把自己永远赶出了美丰银行。

新上任的经理鄂更斯，对康心如十分信任，言听计从，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康心如充分利用合资银行的种种有利条件，按照中国的国情，努力扩展银行业务，很快扭转了银行的亏损局面，当年就获得纯利润1.1万元。1924年，银行存款比上年翻了一倍，利润也达到7万元，股东们开始分到股息和红利，也真正认识到康心如的经营本领。

白手起家的康心如，凭着过人的能力，在重庆金融界赢得了最初的声望。康心如没有满足。一旦脚跟站稳，他所想到的便是事业的更大发展。而当时合资银行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有权力自己发行钞票兑换券，也就是说，银行自己印发的兑换券，可以当钞票在市场上流通，而使用者凭银行印发的兑换券，随时可以到银行兑换成银元或钞票。尽管如此，康心如也没有贸然行事，他首先着手调查社会和市场行情以及商业界的心理，研究其它银行发行钞票兑换券的成败得失，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弱点，预测未来的市场效应。在对每一步都有了确切的把握之后，他才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使银行发行美丰兑换券的工作万无一失。

美丰兑换券发行后，康心如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措施，大做广告。他甚至编造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故事，说有一次重庆的白理洋行失火，火势铺天盖地，结果把洋行所有的财产都烧完了，连保险箱里的几千元美丰银行兑换券也烤成灰，幸好残余的部分，还能勉强认得出兑换券号码，美丰银行还是将这些美丰兑换券兑现了!“美丰兑换券烧成灰也能兑现!”这种说法一下在重庆以至四川传开了。人们都相信美丰兑换券的信用可靠，所以美丰兑换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最高曾经达到150万元!

就在美丰银行蓬勃发展的时候，又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与康心如亲密合作的美方经理鄂更斯，因故辞职离开了美丰银行。继任的美方经理经寿岩，虽然出生在北京，要算个“中国通”了，可是他却是个花花公子，除了在养狗方面是专家外，其它一无所长，对专业化极强的金融业和银行业务，就更是一窍不通，而且又不想学习，整天只顾与他心爱的狗儿作伴厮混。

康心如很快就对他感到失望。他对外国伦养狗始终抱着蔑视态度，认为养狗是养不出教养、养不出出息、更养不出百万富翁的!

可是，那个邓芝如的心腹陈达璋，不久就嗅出了新任美方经理的味道，认为这正是打击康心如，为邓芝如报仇、让自己出人头地的好机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其所好，对经寿岩百般献媚，为了他的养狗需要到处奔波。结果，经寿岩和陈达璋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与康心如的关系自然也就越来越疏远了。

陈达璋抓住这个机会，拉拢银行中的一些人，组成了一个排挤康心如的小集团。经寿岩也就撇开康心如，把银行中的大小事务，全都交给陈达璋去办理。尽管美丰银行的业务状况这时一天比一天差，他们却好像没有看见一样。

康心如十分气愤，对他苦心经营的美丰银行眼看就要毁在这几个无能小人手中，非常痛惜。但是，他采取了冷眼旁观、等待变化的态度。不久，他就以去北京探亲为借口，向经寿岩请假3个月。经寿岩很高兴地批准了。

康心如在北京探望亲友，可连一天都没有忘记金融事业，没有忘记过美丰银行。他感到自己不能再满足于协理这个为他人做嫁衣的位置。他应该在发展美丰银行的同时，发展个人的财力，并买下美丰银行更多的股权，从而彻底摆脱被人控制的状况，成为美丰银行真正的主人!

此时，四川美丰银行已经面临危机。经寿岩倒不乏聪明，一看情况不妙，便向总经理雷文提出辞职的要求。康心如人虽不在重庆，但有亲信立刻把这个重要信息报告了他。康心如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雷文，一方面揭露经寿岩、陈达璋的胡作非为，以及银行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明智地提出了自己挽救危机的有效措施。

雷文又一次毫无保留地站在了康心如一边，全盘接受了康心如的改革方案。花花公子经寿岩带着他的洋狗灰溜溜地离开了重庆，而他带不走的陈达璋，也被免去了营业主任的职务。雷文小心翼翼地挑选了一个叫海翼德的人来担任美方经理。康心如重新掌握了美丰银行的大权，而银行内部已经没有人敢同他唱对台戏了。他不久就使银行的业务情况恢复到兴盛时期的水平。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了。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军阀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在四川云阳长江中公然撞沉3只中国木船，数十名中国乘客落水身亡。当地的中国军队和老百姓怒不可遏，扣留了英国太古公司在万县的轮船。9月5日，穷凶极恶的英帝国主义竟派出军舰，重炮轰击万县，造成死伤近千人;烧毁民房、商店近千家;史称“万县惨案”。

惨案发生后，四川各界人士纷纷集会抗议、游行示威，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声援。反帝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将在中国的侨民撤回国去。1927年2月，四川境内的外国侨民也陆续撤回。美丰银行的美方职员自然也要撤离了。一直和康心如配合默契的海翼德，匆忙找到康心如，向他转达雷文的意见，要求在美方人员撤离前，将银行的所有现金、帐册、文件等全部封存进库房，然后把钥匙交美方人员带走，等他们以后有机会回来时再收拾残局。

康心如认为美方这种要求是蛮横无理的。因为，美丰银行是中外合资的，怎么能在美国一方撤离时，就完全封闭呢?这就是对中国人的不尊重!而且，这样做必然要给中国股东和储户造成损失。康心如明确表示，雷文的要求是无法接受的。

康心如冷静地思考对策，提出了唯一能挽救美丰银行的办法，就是拿出巨额现金把美方的股权全部收买下来。他看透了，美国佬对于他们是否还有机会回到中国是毫无把握的，他们一定会接受这样的办法。果然，海翼德和雷文想也没有想就同意按康心如的建议办。

下面的问题，就是要在美国人离开重庆的最后期限之前筹集现金了。因为时间只剩下短短的几天，这确实是个大难题。康心如左思右想，只能依靠当时重庆势力最大的军阀刘湘了。他当即找到美丰银行的股东周见三，请他利用和刘湘的同学关系，去请刘湘出面帮助筹集这一笔巨款。周见三连夜赶去，向刘湘陈述保住美丰银行对于稳定四川金融局势、稳定社会民心的作用，取得刘湘的支持。结果，由当地原商会会长曾禹钦出面，邀集刘湘的部下和当地大商人，组成一个“美丰新财团”，火速凑齐了这笔巨款，在美国人撤出重庆之前，办好股权转让手续。

海翼德离开重庆的最后期限是3月30日，而由于筹集现金的困难，股权转让手续也直到这一天才得以办理。事关巨额现金，手续是缜密而又繁杂的。眼看就到了例行晚上关闭城门的时间，如果城门一关，海翼德就无法出城上船了。康心如急忙同刘湘联系。刘湘破例下令当晚推迟关闭城门，保证海翼德可以出城上船。灯火通明的美丰银行里，中美双方代表在一份份文件上签名盖章，一直到黎明时分，才将全部手续办完。

美丰银行四川分行的历史结束了。从此它成为一家纯粹属于中国人的银行。

金融行业励志故事2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创使人陈东升先生，有回去日本旅行，乘游船游览城市风光。当他站在甲板上眺望城市的高楼大厦时，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众多高楼的顶端安装着许多广告牌和巨大横幅，上面用日文写着硕大的“火”字，他感到非常奇怪，就问导游小姐：“这楼顶上写着那么多‘火’字究竟是何意?”导游小姐笑着说：“先生，你可能误会了，在这里，‘火’字代表着保险的意思。”陈东升这才恍然大悟，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原来，日文中包含着许多汉字，但念法与火字的意思完全不同。

“保险!为何在经济发达的日本如此受关注?”带着这个疑问，陈东升拜访了一些日本保险业人士，做了一番调查，对保险行业有了一些认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个人对保险的需求越来越大，保险业的春天即将到来，而在中国，从事保险的也仅有几家保险公司，老百姓对保险头脑中还没有什么概念。可以说，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这恰好是进入保险行业的最佳时机。

回国不久，一个名叫“泰康人寿”的保险公司成立了，它的创使人就是陈东升，随后，“泰康人寿”在保险业的名声越来越大，成为知名的保险品牌。偶然的一次出国旅行，却让他发现了商机。陈东升的成功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他一味驻足于拍卖行业那片天空下，不去行走江湖，怎能发现这样的商机?

温州商人出国都有目的性的，是抱着向强者学习，向对手学习的态度走出去。比如，制鞋的商人，他出国关注的不是风景，而是所到城市那里人们脚和脚上穿的鞋子。他将所见到的各种款式的鞋子记录在相机里。回国后，高层在一起，对着这些照片，共同研究，设计出符合国外人体型与文化喜好的鞋子。用不了多久，来自“中国温州”各种款式鞋子就将登陆到这里，并慢慢蚕食市场。以此类推，温州人的皮鞋、眼镜、阀门、打火机、服装、变压器、制笔、印刷品、锁具等等都名扬国内外，中国鞋王、笔王、锁王……比比皆是。“只有鸟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温州人的成功除了依靠自己能吃苦，不服输的意志外，还靠这种智行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

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行走江湖，是大有可学的。

金融行业励志故事3

邱致中,荷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回忆起50多年来的人生历程时,思绪翻飞,恍然是在向我们描述一部情节跌宕的影片:

如果时光再倒回去36年,1972年,18岁的他,此刻正投入到上海崇明农场热火朝天的“双抢”中,割稻、插秧、施肥……如果时光再倒回去30年,1978年,24岁的他,此时刚刚洗脚上田,参加完那场后来改变他命运的高考,他正焦急地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如果时光再倒回去28年,1980年,26岁的他,已漂洋过海,正攻读他的纽约大学双学士……如果时光再倒回去20年,1988年,已经获得电力工程硕士学位的他,再赴哈佛攻读MBA,成为首批中国学生……如果时光再倒回去16年,1992年,他说服仰融,促成华晨汽车在纽约上市,成为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第一单的“推手”,成功上市后获接见……再回到1年前,2006年5月10日,荷兰银行宣布,委任邱致中为荷兰银行亚洲区副主席兼中国区主席。

2007年7月3日,荷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开业典礼上,邱致中以荷兰银行(中国)董事长身份出现,意气风发。他是外资银行在中国实现本地法人化后,首位担任外资银行董事长的内地人士。

回忆往事,邱致中感慨万千。他说:“如果你知道投资银行家也做过农民,你会更加懂得什么是生活。”

忆往昔崇明农场务农6年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和很多银行家一样,邱致中也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金融领域从业经验。拥有美国纽约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学士学位、俄亥俄州立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商业院MBA学位,具有18年金融业务资深经历。

但是,鲜有人知道,在读大学之前,他曾在崇明农场务农六年。“那时,我下田、种地都干过的。改革开放后,才重新考取大学。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政策,我可能永远都呆在乡下了。”邱致中说。

由于历史的原因,邱致中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崇明农场,但他却并没有放弃希望。在那里,他自学了初高中六年的课程,这也为他最终考取大学奠定了基础。

谈及过往经历,邱致中认为这是一笔财富,这也形成了他后来的思维和处事哲学。“我很希望我的小孩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让他们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很多不同于理想的地方,让他们知道世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这样才能更好地感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邱致中感慨万千。

“现在大家都认为,投资银行家很受人尊敬的、外表很光鲜,但是,当你知道一个投资银行家也做过农民的时候,你才能更加体会到什么是生活。”

想当年揭秘“中国第一单”两三天也讲不完

做企业上市、融资等传统意义上的投行业务,邱致中始于1992年。

他成功地抢到仰融实际掌控的华晨汽车融资上市的单子,这也开创了中国国有企业概念股赴美上市的先河。1992年,仰融掌控的华晨汽车计划赴美上市。邱致中所在的投行听说了这件事情,就派香港团队中唯一的一名中国人,也就是邱致中,负责联系此事。当年,中国证监会还没有成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邱致中觉得这是极具挑战性的事情,就去登门造访仰融。

开门见山,仰融直截了当地告诉邱致中:“我已经口头承诺另外一家投行,让他们来做这个IPO项目了。”邱致中依然不愿放弃,极力邀请仰融到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办公室去参观。由于双方都讲上海话,在乡音、乡情的辅助下,仰融最终答应到瑞信办公室去看看。

有意思的是,邱致中将仰融邀请至瑞信衍生产品部门的交易楼层。“按道理讲,接待他的应该是投行业务部门的人。但是,投行业务部门家家都一样、一个个的小格子间,没有什么好看的。”邱致中说。瑞信的交易楼层有几百台电脑,无数个荧光屏在闪烁,上面显示的是无数个市场的曲线、数字。“我刚刚加入瑞信的时候,第一次进入这个楼层,我面对这些时立刻就被震撼了。我想,仰融也一定会被震撼。”邱致中回忆往事,有着些许得意。

仰融来到我们的交易楼层后,说:“你们这里一定比另外一家投行好,它们没有这些东西。”“其实,它们也有的,只是在另外一个楼层而已。他去那家投行的投行业务部门,而去我们的交易楼层而已。”邱致中暗自得意。果然,两三天后,瑞信就拿到了这笔美国上市的单子。

面对这开天辟地的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第一单,瑞信遇到很多问题。比如,1992年中国证监会还没有成立,到底需要哪个部门批准,华晨究竟是国有还是私企。“这里面有很多故事,写出来的书都有这么厚。”邱致中伸出右手比划着,“大约有三寸厚。这里面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两三天可以讲完的[FS:PAGE]。”

谈选择投行业务最适合我的性格

从管理咨询、投资银行,到现在的综合性银行,邱致中的职业道路看似丰富多彩,但在他内心深处、却保有一些“坚持不懈”的东西。“我并不总是在寻寻觅觅,如果去了一个喜欢的地方,我会从一而终的。”邱致中说。

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邱致中第一份工作选择了著名管理咨询公司BoozAllen&Hamilton。“但是我觉得提供咨询服务的工作不适合我的性格,于是,我去了投资银行,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我都没有选择跳槽。”

邱致中认为,他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因此,极具挑战性的投资银行工作,才是最符合他追求的地方。“这适合非常有进取心的人来发展自我,锲而不舍、迎难而上。”

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邱致中拥有纯粹的工科背景,最终却选择了金融行业。在“转行”的过程中,邱致中并不认为自己遭遇太多波折。

“最初在投行,我是从事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和交易,这是我的偏好。”邱致中说,从1991年到1999年,他的时间、精力全部都花在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在香港的金融衍生产品业务上。

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各种投资组合的建立,实际上依赖于“金融工程”的技术和创新。

在邱致中的眼里,金融工程和电子工程存在诸多类似之处,这使得他可以触类旁通、省去许多摸索的周折。1991年,邱致中加盟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香港团队,潜心致力于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开发。“1991、1992年的时候,内地很多人连‘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都不知道,只知道‘利息’。”当时,在中国市场拓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犹如“开荒牛”一样艰难。“那时,我每年都会在内地举办几次讲座,讲述衍生产品,当然这也对我们的业务开展起到很大作用。这段时间我很开心,我们从没有衍生品交易到最后做到中国市场上最大的,提供很多尖端产品。比如,石油掉期等。”

到了1998、1999年,除了做衍生产品业务,邱致中开始分管中国市场的投资银行业务。“当时中国市场投资银行还没有什么业务,我的老板说,你这个‘中国开荒牛’,既然衍生产品可以做那么好,投资银行业务也去‘开荒’吧。”

于是,2000年,赶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邱致中领导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在中国市场上连做了搜狐网海外上市等三个项目。

聊新职综合性银行平台是吸引我加盟的原因

2006年,在对个人职业生涯做了充分的“尽职调查”后,邱致中正式加盟荷兰银行,出任其亚洲区副主席暨大中华区主席,负责拓展荷兰银行在中国的所有业务。

“在荷兰银行的平台下,包括零售银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等诸多业务板块,这里存在很多机会,这是我在投资银行时梦寐以求的,也是最终吸引我加盟荷银的原因。”邱致中娓娓道来。“如果有零售银行、企业银行业务在客户源等方面的支持,投资银行业务会做得更好,这是单纯的投资银行无法做到的。今年上半年,荷银在内地市场上,投行业务可以增加2倍,不是没有道理的。”邱致中对荷银在内地市场上取得的成绩颇为满意。

邱致中为记者列举了综合性银行平台的优势。以江苏某企业为例,荷兰银行为它提供了其他单一业务银行不能提供的“一条龙”服务。首先,该企业曾计划增发,但是当时市场状况很不好,增发对企业明显不利。荷银建议,等市场情况好的时候再进行增发,并向该企业提供一笔数额巨大的过桥贷款。“如果我们单纯是投资银行的话,就无法提供过桥贷款的业务。”邱致中说。提供过桥贷款的同时,荷银在其中加入金融衍生产品,所以这就变成一笔结构性过桥贷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金融衍生产品部门也做成了一笔生意。”

今年上半年以来,市场状况转好,荷银建议该企业发行5亿美元的可转换债券,代替直接增发股票。“这使得企业价值进一步提高,企业可以以超出市场价30%左右的价格来出售股票。”在增发结束后,荷银的资产管理部门又代为管理这笔增发款项,加入衍生产品、为该企业提供结构性存款。“投行业务、资产管理和衍生产品部门都做到了生意。”

“以后,这家企业的老板,将来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私人银行业务的服务对象。”依赖“Crossselling”(交叉销售)的技巧,邱致中将荷银综合性银行业务平台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这是单一投行无法提供的,如果我不在荷银,我就无法同时做到这些事情。”

看未来竞购案不会影响荷银对中国市场的承诺

目前,以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英国巴克莱银行为首的两家竞购团,分别对荷兰银行发出竞购要约。

根据巴克莱银行的最新正式要约,它将以换股和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荷兰银行,每股荷兰银行普通股将可换得2.13股巴克莱银行普通股,外加13.15欧元的现金。而苏格兰皇家银行为首的竞购团中,富通银行[FS:PAGE]和西班牙国际银行也分别召开股东大会,通过了联合并购荷兰银行的计划。此外,竞购团双方对荷兰银行未来发展的前景,也各有不同的规划。巴克莱银行竞购团提出整体融合的方案,而苏格兰皇家银行竞购团则提出了拆分业务方案。据悉,如果苏格兰皇家银行竞购团收购成功,则会对荷兰银行业务进行拆分。苏格兰皇家银行将得到荷兰银行在美国和亚洲的分布及其投行业务,西班牙国际银行将得到荷兰银行在巴西及意大利的业务,而荷兰境内的零售银行业务、私人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则由富通银行接管。面对摆在荷兰银行面前的两份正式要约,各有优劣的条件让荷银无法快速做出决断。

荷银竞购案会对其在中国业务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也是邱致中就任荷兰银行(中国)董事长以来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1992年的时候,ABN和AMRO合并成为现在的荷兰银行,当时它们是两家互无联系的银行。我想,当初也会有新闻猜测,两家合并之后的前途会怎样。”邱致中说。“但是,荷兰银行现在的全球业务中,无论是管理资产的总量、资产负债表,还是网点、业务等,没有一样是比92年合并之前差的。合并本身是一种市场行为,它一定会起到一种效益增加的作用。”

而对于并购后,荷银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发展,邱致中则持有乐观态度。“无论和哪一家合作,都会对我们在亚洲、中国的业务有帮助,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中国市场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