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你有什么想说的，高兴，伤心，还是风情万种。来看看作者们是如何说的吧。

十月的随笔一

父亲又住进了医院，这次住院，不可能再出院了。因为仪器检查和医生诊断，父亲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随时可能乘坐泪水和呼唤去西天极乐世界，不再回来。

父亲住院后，开始一天天消瘦，不能进食，大小便已经失去了控制。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每天只能靠营养液延长生命。我不知道，父亲这盏燃烧了八十一年的生命火炬何时熄灭。但我还是希望父亲能多照亮我一些时间，减少我心灵的疼痛和黑暗。

父亲四年前患了脑溢血，经过抢救治疗，留住了生命。在父亲卧床的四年里，我和弟弟一对一天的在床前侍侯。每年春秋两季给父亲输一个疗程的治疗液体。血塞通，甘露醇，起到了调整和拯救的作用。每月还要给父亲吃六、七百块钱的药。使父亲的病没有往坏的方向发展。如果父亲不再添病，再活十年八年一点问题也没有。

今年入夏以后，父亲开始消化不好，经常拉稀。我以为是肠炎，找社区医生在家里给父亲输液。父亲是好一段时间坏一段时间，半年内住了四次医院。化验，B超，透视，照相，都查了，也没发现病变。这次住院一查，癌细胞就扩散了。病来得真快呀!

这次送父亲住院时，父亲说什么也不愿意去。他拉着我的手说：“我不去，我怕去了回不来了，我怕死。”像是父亲有预感一样。父亲像个孩子拉着我的手直哭。

父亲的病痛我不能代替，父亲精神上的疼痛我无法医治。我只能用孝心和良心来侍奉父亲。也许能减轻一点他精神上的疼痛。

我家姐弟妹五个，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姐仨个早已退休。父亲有病后，夜里看护就是我和弟弟的事，我从来不用她们，甚至连三个姑爷也不用他们。我始终认为：出嫁的姐妹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她们来照看看是良心和客情，不来是本分。我没有理由挑她们。再说，我自己做好我该做的事，别人怎么做与我无关。

我妹妹很少回家，有时给她打电话说父亲病了也不来，她和我母不知有什么矛盾。我大姐退休十年了，每天坚持早晨锻炼，参加老年社会活动。旅游，演出活动很频繁，就在父亲在家输液期间她还去旅游或看望单位的宋姐，她说宋姐也发烧了。姐姐在外干的事情可以选上《感动中国》的女性了。二姐退休在家给儿媳做饭，有事打电话就来，没事十天半个月也不来。姐仨之间也有攀比的心理。我想那是她们的事情，我没权利干涉，我也不想过问。

父亲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我坐在床边盯着父亲一些细微的变化。父亲额上很深的皱纹已经浅了，脸上细密的皱纹也舒展开了。其实，我知道这不是好兆头。父亲非常消瘦了，腿上的肉就剩下一层皮包裹着骨头。

父亲仍不停地咳嗽，肺里积液很多。但他吐的力气都没有，我只好用手往外掏。只要咳嗽，就拉大便。说是大便，其实就是黄水。每天夜里妻子不知要洗多少次，为父亲换多少次尿布。妻子一点怨言也没有。妻子的行为得到了同病室住院的人们好评。人们说妻子比我的三个姐妹还好。我听了感到很自豪也很欣慰。

我父亲在没病之前一直不喜欢我，生病后，知道五个儿女谁好谁差了。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我祖父也不喜欢他，一九六二年我祖父病倒在抚顺，在回河间老家的路上，是我父亲背回来的。我伯父和叔叔只拎着很轻的包袱。祖父爬在我父亲的肩上说，就我父亲是最孝顺的儿子。如今，我父亲也像我祖父一样，知道了我的重要，但我不埋怨他。

父亲这一辈子很不易，十四岁就到辽宁抚顺煤矿下井，十六岁来到唐山煤矿。在开滦机械厂干了三十多年的化铁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退休。父亲在开滦工作了四十多年，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可到享清福了，又得了病。如今父亲已是儿孙满堂了，其实他也该知足了。

父亲躺在床上已经不能进食了，每天凭着液体延长生命。看到父亲受罪的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就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有一种疼痛不能代替。父亲被病魔折磨着，有时呻吟一两声，但声音非常微弱。他每天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我不知什么时候，父亲睡着了就不再醒了。

守在父亲身边，我没有眼泪，我看着父亲被病魔折磨实在很无奈，医生找过两次，征求化疗，我问医生还有意义吗?医生说，反正也是公费医疗，治疗一下还是有点作用的。我想化疗是很痛苦的，父亲已经经不起折磨了。再说化疗的费用，就是自己不花，公家的钱也不能浪费呀。我对医生说：“化疗已经没有了意义，保守治疗能延长父亲的生命，我就满足了。再说，花公家钱也是钱呐”。其实，我说这话，并不是表明我境界有多么高尚，如果能挽救父亲的生命，甭说公家的钱，就是我倾家荡产我也愿意，因为我愿承受这种不能代替的疼痛的疼痛。

十月的随笔二

一个斜眼女人的故事

诗人惠特曼写过一首很棒的长诗《一个妓女的故事》，这首长诗没有被收录到《草叶集》中。据说被出版商删除了，原因是太低俗了。其实，出版商删除的不仅仅是一个妓女的故事，他们删除的而是一个女人的命运。

作家贾平凹在上个世纪也写过一首《一个老女人的故事》，这首诗发表在《诗刊》上在诗坛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一个老女人在大雪天爬着向她蛙嘴状的屋舍前行，她爬过的路上撒下一路花籽，来年的春天，路上开满了各种鲜花。蛙嘴状的屋舍坍塌了，老女人被埋在了倒塌的屋里面。房屋成了她的坟墓。有人说她坟墓的土是最好的肥料，于是人们开始取她坟上的土当肥料苗花。坟土取没了，再堆起来，年复一年，人们成了老女人活着的墓碑。老女人的一生同当时的岁月，成了鲜明的对影。

诗人艾青也写了一首著名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营养了中国诗坛几代人，而且载入了中国文学史。大堰河保姆就是中国妇女勤劳、善良、忍辱、坚强的真实写照。

诗人、作家笔下的女人，为我们展现了三个不同女人的坎坷经历，这三个女人就是人类女性的三个缩影。而我要说的女人，是当今社会一个极普通的女人，她与前三种女人不同，她是一个斜眼的女人。

《麻衣神相》中说：“身有小疾，心有小毒。”意思是说，身有残疾的人，心里有险恶的阴影。地摊算卦相面的先生也说：“眼斜、嘴歪、心不正，腰里别着勾子秤。”

我小时候听一群在墙根晒太阳的老头们说，“矬子杀人不用刀，罗锅子杀人有绝招，最狠不过斜勒眼，斜勒眼狠不过水蛇腰。”这些顺口溜和相面先生、书上说的，多少有些偏激。身有残疾的人，不一定都那么险恶，歹毒。身体健康的贪官有的也是坏事做绝了。

斜眼女人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她高高的个子，枣核体型，灰白的头发，左眼是大眼睛双眼皮，右眼小而斜，几乎看不到黑眼仁。她的五官除了眼睛有毛病外，其他四个部位长的都是地方，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

斜眼女人四十岁就守寡，她把两个儿子拉扯大都娶上了媳妇。儿子结婚后，她一直自己过。她的生活来源，一部分是丈夫的劳保，剩下的是捡破烂和卖鸭蛋挣的钱。

我小的时候，斜眼女人就养鸭子，她从农村嫁到城里，每年春天南方人来卖鸭子，她都买几十只小鸭子。当年，卖鸭子的当时不要钱，等秋后了鸭子长大了再来收钱。鸭子死的不管，鸭子是公的不要钱。斜眼女人挑的鸭子基本上都是母的，没有一只死的，个个又肥又大。连卖鸭子的都说斜眼女人会挑鸭子也会养鸭子。斜眼女人的老家在农村，她家门口有一条河，她家养了好多的鸭子，伺候鸭子她有一手绝活。

她家住胡同里面，每天早晨，她拿着一根小竹杆把鸭子向胡同外的草坑哄。几十只鸭子嘎嘎地从胡同乱叫，鸭子一摆一摆的从我的门前经过，地上全是鸭子的排泄物。斜眼女人不管打扫，我们还得给她打扫鸭子屎。人们在恨鸭子的时候，更恨斜眼的女人了。

斜眼女人二十岁那年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井下矿工，她的男人是一个瘦小而且患有矽肺的病人。她和这个男人生活了二十年，她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富贵，小的叫富有。在她三十九的那年，她的男人吐了一盆血就死了。从此，她一手拉扯着两个没成年的孩子，一手拉扯着这个没有男人的家。她靠男人给她留下的劳保和捡破烂、卖鸭蛋挣的钱维持生活。她把两个儿子拉扯得个个小肚子吃得滚圆，挺起来就象一个大鸭蛋。

斜眼女人有个不好的毛病，就是爱看别人打架，只要街道有打架的，她就挤着看热闹。如果她要是没看到，她一夜也睡不着。

有一次，邻居的小两口吵架，听说是女的在外面跳舞有了相好的了，被男的知道了。可她的耳朵比谁都长，为了弄清真相，她把耳朵紧贴在人家的门上，由于她太聚精会神了，人家用力一拉门，她一个前趴栽到人家的院子里，弄得她差点出不了人家的门。为这事，她的男人狠狠地抽了她两个嘴巴。但她的男人直到死也没管过来她的坏毛病。

第二天一大早，她跟没事一样，照常赶着她的鸭子到草坑去了。我和几个同学看到她的鸭子嘴就馋。

我记得那年放暑假，我和春有、宝顺、春来去河里洗澡，下午回来的时候，斜眼女人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鸭子在草坑吃食。我们每人逮了一只就钻进了玉米地里。我们把鸭子的脑袋使劲一拧，鸭子连一声也没吭就蹬腿了。我们用草把鸭子裹起来顺玉米地绕着到春有姥姥家，我们把鸭子退了毛、扒了膛，用刀剁成块放进大锅里，撒上盐，放点花椒、大料、葱姜，用大锅炖。炖了有半个多小时，鸭子的香味就在小院里弥漫开来，我们把鸭子肉从锅里捞出来，一人手里拿着一大块啃。吃得我们满嘴直流油。我们把鸭子吃完了，剩下的骨头扔到了男茅房里，叫斜眼的女人找都没处找。

快到天黑的时候，斜眼女人往家里赶鸭子，她怎么数怎么少了四只。到了胡同里她就破口大骂，但看热闹的一个也没有。

天黑的时候，我们放学回家，见她嘴角都骂出了白沫。

人们吃了晚饭，出来歇凉了，她还再骂。

街道主任来了，她骂得更欢了。主任叫她别骂了，她不听，主任说：“你的鸭子早就不该养了，弄得街道整天臭气烘烘，要不是看你寡妇失业的，街道早就把你的鸭子处理了。”

街道主任这么一训斥，斜眼女人真就不骂了。

这事过去了有三十年多了，斜眼女人也不知是谁偷吃了她的鸭子。

如今，斜眼女人已经七十多的人了，但她的身体很好，每天早晨起来照常放鸭子，放了鸭子就到垃圾池捡破烂。捡破烂回来，就站在胡同里，把耳朵伸起来听动静，哪有热闹就凑到哪。

斜眼女人爱看热闹的毛病，恐怕到死也改不过来了，她是非把这个毛病带进棺材里不可。

十月的随笔三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河间市，民国以前叫河间府。你可别小瞧河间，过去那地方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清朝的纪晓岚诞生在河间。另外，河间还是向大清皇宫里输送太监人才的基地。据说现在国内就剩下一个太监了，就住在天津，谁要想见他一面得花几千块钱的见面费。听说那太监也是河间人。其实这些都不算出名，最出名的还得是为《诗经》作续的毛苌。

现在河间的西诗经村和君子馆村，自古至今从未更改过。汉代中央政权尊崇儒学，学术空气浓厚，于是长年耳濡目染，得到伯父毛亨亲传的毛苌，遵照伯父的遗愿在河间开始传诗讲学，地点就是诗经村及北面三里处的君子馆村。西汉孝景前二年，(公元前155年)景帝刘启封他的儿子刘德为河间王，也就是献王。刘德对毛苌十分尊重，封他为博士，传授弟子，自此《诗经》由河间传向中国更广阔的区域。因此，河间太了不起。河间不仅出名人，而且河间的鸭梨、金丝小枣也是享誉全国。

走进河间的土地，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平原上是行距均匀的树行，有梨树，有枣树。河间国内有名的鸭梨之乡，河间的金丝小枣在世界上有名。每年春天枣树一开花，整棵树就被签定了合同。

我的老家在河间东九吉齐家村，姥家在高家坞。两个村相距一里。我小的时候是在姥姥家长大的。我的祖父祖母去世的早，所以就把我寄养在了姥姥家。

姥姥家在村子的最南面，出门就是野地。村子南面有一片柏树林，里面有好几座大坟，坟的旁边有石人、石马、石桌、石凳。听姥姥说，这是太监坟，这里埋着好几个太监。长大后我才知道河间这个地方不仅出名人，而且出太监。我姥姥那个村就出了好几个太监。太监的家人都搬到了京城里去住了。就把身上零件不全的太监留在了坟里在村头坐着。文革期间，坟地里的石人、石马、石桌、石凳都被砸了，树也被砍了，坟也被平了，栽上了枣树和犁树。

我姥姥家的院子里有棵枣树，就长在东墙根边，上了墙头，就可以摘到枣了。枣树有碗口粗，树有一房多高，树的脑瓜特别大，每年都结很多枣。

每年秋天枣快熟的时候，我发现枣被阳光晒的那面特别红，不被晒的那面碧绿。姥姥说：“枣会转，跟着太阳走。”我早晨起来看枣红的那面就朝着太阳，到了晚上，枣红的那面还冲着太阳。姥姥说的枣跟着太阳转是真的。

枣熟的时候，不用摘，用竹竿打。姥姥在树下的地上铺一块席子，我用竹竿一打，枣就掉下来了。打下来的枣，不用洗，用手搓挫，或在衣服上擦擦吃最好。姥姥说，水一洗就不好吃了。我把枣在衣服上擦擦，放在嘴里一咬，真是又甜又脆。那股甜味跟任何水果都不一样。有一种钻进肺腑的感觉。

姥姥把又大又红的枣挑了一笸了，她在碗里倒了酒，找来一个坛子，她用筷子夹着枣在酒碗里一沾，然后放进坛子。她沾一个放一个。我问姥姥：“把枣放进坛子里，再把酒倒在里面不行吗?”姥姥说：“那不行，必须把枣都沾上酒，酒多了不行，枣会烂的;酒少了，枣醉不了”。

姥姥把枣沾上酒，放进了坛子里，酒没剩下，坛子里的枣正好满了。姥姥用塞子把坛子口堵上，在上面又用泥封上，就把坛子放在阴凉的西厢房里去了。我问姥姥：“啥时候可以吃”。姥姥说，等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了。从姥姥做醉枣那天起，我就盼着快快过年好吃醉枣。一天一天过得真慢哪!但总算盼到了过年。三十那天还不给吃，非得到了初一早晨有人来拜年了才给吃。

初一吃了起五更的饺子，姥姥从西厢房搬出坛子，打掉坛口的泥，用锥子启开木头塞，一股醉枣的味迅速在屋里弥漫开来。

姥姥用筷子夹出一大碗，给我也夹出一小碗，然后把坛子又盖上塞，又放到了西厢房了。我用手捏着枣，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一股浓浓的酒香带着淡淡的枣味和甜味，迅速沁入心脾，醉枣的肉已经不脆了，但肉质比脆的时候更好吃，更有口感。姥姥给我的那一小碗醉枣也就是二十几个，不一会我就吃没了。可我还想吃，就把目光盯在了那一大碗上了。

拜年的人陆陆续续，很少有人吃碗里的醉枣，吃的也就是象征性的吃一个尝尝。剩下的那些醉枣，姥姥叫我全吃了。

那年过了春节，出了正月，我就回城里上学了。从姥姥家回来有四十年了，我一直没吃到老家的醉枣了。因为再想吃姥姥的醉枣，是不可能的事了。我姥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去世了，在姥姥去世的二十多年里，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姥姥做醉枣的情景，每次想起姥姥，我就情不自禁地回味出醉枣的甜味和眼泪流到嘴里的苦涩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