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党的两大历史课题是什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3篇党的两大历史课题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党的两大历史课题范文一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要想长期执政的执政党，民主这道门槛，必须过，想绕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只有尊重民主权利的政党，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一种只有众望所归的民主制度，才能拥有前行的力量。对于已经执政了60年并将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怎样通过民主这一关，日程越来越紧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8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9日就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进行第一于四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最大限度凝聚全党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激发个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更好地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进一步形成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合力。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课题。

一、只有民主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

关于民主问题，世界上历来就存在着许多种不同的声一音。但是不管怎么说，民主却一直是我们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一个理想、一个目标。特别是在今天，民主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人类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最基本的尺度。如果用两个概念来概括我们当今人类生活的基本风貌，一个是发展经济，一个是发扬民主。无沦从哪种意义上讲，民主都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对于国家、政党，民主是一种制度;对于人民群众，民主是一种信仰。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民主执政这个大课题，并不是今天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从“五四”运动先贤算起，中国人民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已近一个世纪，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呼唤声中孕育诞生的、当年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同黄炎培有一段关于民主执政问题的对话闻名于世。六十年过去了，今天重温起来，仍然是发人深省、振聋发聩的。在党的“七大”闭幕之后、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接待了从重庆来的黄炎培、傅斯年等六位民主人士。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

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一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听了黄炎培这一席掷地有声的耿耿诤言，毛主席非常干脆、毫不含糊地对黄炎培讲：“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共产党要保持生机和活力，跳出和打破历代统治工朝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走民主执政之路，走民主监督之路。

毛泽东指出的这条民主新路，为我们党明确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理论指南。

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民主与社会主义紧密相连的关系，一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一言》中就有过权威而明确的沦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后来，列宁果断地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毛泽东坚决地表明，“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相对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明显地滞后了。虽然滞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党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在民主执政问题上，不存在理论障碍。新时期，我们党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十分清楚、十分明自的，一点都不含糊。改革之初，1980年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邓小平的长篇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是指导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现在看来，它仍然是指导我们今天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执政的纲领性文件。

仔细研读上个一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的讲话、谈话，使人明显地感到：这一时期，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充满了一种革命的激情。1985年，有一次他在向非洲客人介绍国内情况时讲：“就国内政策而一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在这里，邓小平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说我们中国国内有两个最大的政策的话，这两个最大的政策不是别的，一是发展民主，一是经济改革。并且，他是把民主问题放在了首位，对这两个最大政策的这种次序安排，决不是随意的。1986年，他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还讲了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重大”“最终”，邓小平把这样最高级的词，都用在了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用在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

邓小平在我们党内还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极其重大的社会主义原则，这就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在设计现代化的战略框架时，是把民主政治作为一条重要的战略支柱来进行设计的。邓小平为我们所设计的现代化的战略框架，至少涵盖了三个层面：一是物质的层面，物质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也就是我们党最早提出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四化”，“四化”仅仅是现代化其中的一部分。物质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调整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二是思想文化的层面，人的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质是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实现人的文化知识和思想道德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调整的是人自身灵与肉之间的关系。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之间，在物质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之间，还有重要的一个层面，那就是制度的层面，制度的现代化，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的现代化。我们现在搞的各种体制改革，就是进行这个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制度的现代化的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建设政治文明。制度的现代化，政治文明建设，调整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质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缺少了上述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我们党所要全面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少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不可能全面实现的。

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在党的十七大上他又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民主是生命”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假如没有民主，党就无以生存，社会主义就无以生存。人世间，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更珍贵的?因此，一切珍惜社会主义称号的人们，一切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人们，都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民主，不遗余力地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愈发展，社会主义就愈是具有生命力，而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的水一平也就愈能够得到提升。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一定能够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既是对人民民主价值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三、民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有六句话，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内容，其他内容顺序排列，如此安排，寓意深刻。这个逻辑判断，清楚地阐明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是如何解决好矛盾，使各种各样的冲突得到恰当的处理，从而保持和谐。真正的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机勃勃的社会、不断发展的社会。和谐的本质是发展中的平衡，和谐社会的发展是矛盾统一的动态过程。现代社会的发展经验表明，民主能够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因为它是恰当而稳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一种可靠机制。随着政治生活的发展，人们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越来越多地把“协商”方式纳入到民主实践中来，形成“协商民主”。在这样的民主程序中，通过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互相协商，在考虑到不同利益要求的条件下，求同存异，对主要问题达成共识，使矛盾得到相对的解决。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因此，民主政治的一个特殊功能，就是以其特有的机制，为不同利益群体反映白己的要求、表达白己的愿望和不满，提供了不同而有效的途径、方式、方法。相应的，民主机制也将约束执政党和政府，使其能够依法公正负责地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在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把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制度称为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民主通道”。在现代社会中，与各种方式相比，“民主通道”是解决各种矛盾的有效途径。民主之所以能够使社会在充满活力和生机中和谐向前发展，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它以制度保障了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使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成为这个社会的积极主体。这样，在民主的体制中，每个人就能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因此，如果仅仅从政治领域来讲的话，要实现和谐社会，关键是能够让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它的渠道来影响国家政策，让各个群体都可以参与立法和决策过程，表达自己的诉求。和谐社会建设必须融入民主治理理念，并使之上升为制度化机制。这种制度化机制的设计，必须以社会各利益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以充分表达为宗旨。只有建立一种公平的政治机制，通过民主的程序，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提供平台，由此制定出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才会达到政策上的平衡，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使社会在充满活力和生机中和谐向前发展，而这是在专制政体下截然做不到的。同时，只有将民主原则和运作机制引入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之中，才能有效克服集权制、官僚制向社会渗透可能造成的弊端，从而提高社会结构的协调性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

四、民主的关键在于对权力的监督

民主监督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民主监督是保障人民赋予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各项权力不变质，保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根本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讲，民主监督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所以，党的十七大提出：“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 民主的经典涵义，是“人民的权力”或“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模式中，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民主政治的关键，不在于也不可能使人民中的多数亲自掌握和使用公共权力。民主政治的关键在于，要确保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在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中，受到全社会的监督，防止他滥用权力和个人专断。当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在滥用权力时，如果感受不到强有力的社会监督的存在，他手中的权力失去了约束，自我膨胀，必然导致权力腐败、政治腐败。这是我们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史反复证明了的一个铁的规律，无论什么社会，概莫能外。

从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上看，现在各国的民主制基本上是代议制，西方普遍实行的是议会制，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代议制民主是一种典型的间接民主。在这种间接民主制下面，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选民，是将自己的决定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委托给了自己选出的代表。于是，在代一议制政府产生之后，都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即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和国家权力的实际操纵者发生了分离。宪法虽然庄严地宣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仅仅是表明了民主政治制度中权力的最终归属问题，但实际上，人民或者说人民中的多数是不可能去直接操纵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在这种分离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保证实际掌握和运用权力的少数人在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任何民主政治实践都表明，如果把这样的一种希望仅仅寄托在掌权者个人素质身上是行不通的。因为，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人类总结自己的政治实践得出了一个规律，叫“欲望腐蚀权力规律”，揭示了个人欲望腐蚀公共权力的特性。三权分立学说的创立者、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有权力的人们在运用权力时非走到极限决不停止”。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甚至认为：“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所谓绝对的权力，就是指权力独揽、个人专权、个人专断，而且不受任何限制。所以，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对掌权者实行制约，实行监督。

监督的逻辑起点在于，任何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从坏处着眼，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无赖原则”所阐释的那样，我们在设计政治制度时，必须把一切官吏假定成“无赖”。休谟虽然和我们一样都知道，官吏不可能都是“无赖”，但是，必须假定他们一旦进入政治生活领域，就有可能成为“无赖”。把一切官吏假定成“无赖”，这没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设计出一种制度，来保证让“无赖”去为公众利益服务，并且服务好。这种连“无赖”都能去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制度，肯定是一种人类理想的政治制度。这种人类社会理想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就是监督机制。所以说，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不能从“好人主义”出发，而要从“无赖原则”出发。由此而来，监督便成为民主政治之必然。监督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保护伞，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底线和生命线。

我们传统政治体制设计理念的出发点，首先假定官员们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大公无私的好人，并把职务和觉悟划等号，以为职务越高越正确，官越大越高尚，直至神明。所以，我们的监督机制从本质上讲，是自上而下的，上级监督下级，干部监督群众。因此，必须变革我们传统政治体制的设计起点，改变对“官员无私”的假定，实行高激励、严约束。如果我们把干部都当好人，要监督机制还有何用?改变了对官员的假定，接下来监督机制就得跟着变。要变上级监督下级，为下级监督上级;变领导监督群众，为群众监督领导;变少数人监督多数人，为多数人监督少数人。这样一来，老百姓有了监督权，说话有人听了，才能使我们的干部真正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才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五、公开性是民主的必然要求

作为现代政治文明重要内容的权力监督机制，它的实质还在于，权力监督机制作用的实现和真正发挥，必须有政治透明这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这说明，在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中运行的各种权力，不允许是秘密的，或者说是不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因为在一个实行愚民政策的、政治神秘化的社会环境里，任何一种权力运作都是无法受到有效监督的，正如列宁说的那样，“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这恰恰是民主与专制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一点，对于我们党的民主执政体制来说，更为重要。

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我们的监督归根到底是人民的监督，人民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它所应当体现的是人民主权的原则。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中党和国家各种权力的运作，必须对人民是公开的，对社会是透明的。今天我们讲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政治决策公开、政治活动过程公开，都是民主执政的公开性要求。

党的两大历史课题范文二

任志勇

“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同时，他还告诫全党：“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前面的路并不都是平坦的，还会有各种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经济生活中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从一个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她肩负着团结和带领全中国各族人民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从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因此，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要使党能够领导和代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并保持长期执政的地位，团结和带领人民完成“三大历史任务”，就必须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党就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创造力。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根据世情、国情、民情、党情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战略性、阶段性发展目标，并采取相应的、灵活的政策和策略，调动人民群众参加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要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宏大的干部队伍，使他们具有适应时代和形势发展要求的理论、政策、知识、工作水平，具有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能力，掌握科学的领导方式和方法。

要使我们党保持和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完成历史赋予的庄严使命，还必须努力提高党的反腐防变与抵御风险的能力。由于我们党是一个执掌着拥有13亿人口大国政权的大党，有着调动全国人、财、物等资源的大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领导职务大多由我们党的党员担任，所以能不能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直接关系到能否保持我们党与人民群众长期形成的血肉关系。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人民群众。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历史上官本位思维的影响和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袭，一些党员干部身上滋生出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思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现象屡禁不止。这些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地遏止，就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因此，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反腐败要标本兼治，从教育、法制、监督等多方面入手，综合治理，努力使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由于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目前国际局势正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外来挑战并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直接考验着党和政府观察应变和决策能力。此外，随着国内经济和社会生活多样化的出现，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复杂化趋势，如何减少、化解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考验着党对群众的组织、动员能力。

“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和党的自身状况及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而提出的新的党建任务，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明确了基本目标和努力方向。

党的两大历史课题范文三

新时期党所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就是党章总纲所载明的“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过去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新的实践需要新的创造。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新的实践，研究新情况，提出了党的建设要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五大报告把“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作为党要解决的两大历史性课题。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使我们党经受了一次新的考验，也向我们提出了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1998年又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我们党又经受了一次重大考验。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抵御风险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根据实践提出的客观要求，将“抵御风险的能力”纳入党的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之中，形成了“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建工作”的新论断。

第一，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实践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通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来实现。治党治国的能力如何，适合不适应“三个代表”的要求，直接影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现在，历史条件变了，肩负的任务变了，人民的要求也高了，因此，党的领导方式、领导方法、领导艺术也势必要加以改革、改进和改善。光靠老经验、老办法、老传统是不够的，必须适应新情况新要求，进行新的创造。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党要解决好诸多复杂矛盾和困难，经受住新的考验和锻炼，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党才能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第二，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一刻也没有放弃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妄图以西方的政治观念、价值标准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来演变我们;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困难和风险摆在我们的面前，特别是党自身也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新挑战、新考验、新风险，迫切需要我们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是实践党的性质，履行党的宗旨，实现党的任务，使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