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象观测和星占术称“天文”,历朝都禁止民间私习。属于历法的内容称为“推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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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历体略》

【摘要】《历体略》是明末天文学西学东渐的产物,作者在书中试图对西方天文学和中国传统天文学进行融会。透过此书可以对明末知识分子对待新知识和旧有传统的态度以及此书产生的社会环境做一些分析。

【关键词】王英明 《历体略》 天文学 明末

【论文正文】

一、《历体略》简介

《历体略》是明人王英明撰,成书于1612年或略早。全书共分三卷:上卷六篇介绍了一些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中卷三篇,介绍步天歌,也主要是关于传统天学;下卷七篇侧重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此书可能是中国士人最早的一部试图融会中西历体知识的作品,也很可能是最早的一部通俗天文学著作。

作者王英明(?—1614),字子晦,自号太常吉星,开州澶渊人(今河南濮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举人。重刻《历体略》序言中提到他重“实学”,“才识渊博,于历律、兵屯、河防、水衡之事无弗沉究”,著述颇丰。王英明是明末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此书在研究明清之际思想观念方面有重要价值。

二、著书背景

1.实学思想。序言和作者自序中提到这部书的编写,是王氏其重视“实学”的一贯态度使然,这就引出了我们对“实学”的思考。自南宋末期起,封建社会母体中就开始酝酿一种自我否定因素,经济上表现为资本主义萌芽,意识形态领域则是出现了一股批判思潮,这种思潮就是实学思想。明末实学思想正是这种思潮的延续,这也是西学东渐的一个思想基础。

2.政府控制减弱。古代,天象观测和星占术称“天文”,历朝都禁止民间私习。属于历法的内容称为“推步”,在明以前并不禁止私习,入明之后开始确立了全面禁令,在至少100余年的时间里这一禁令都被严格地执行着。直到明代中后期,随着国家机器的腐朽,这一禁令才逐渐在事实上被废止,这是《历体略》成书的重要社会背景。没有这一背景,西方的天文学知识不可能得到传布,《历体略》这样的私人天文学著作也不可能产生。

三、本书所体现的作者观念

1.作者对待天文学的态度。作者对待天文学的态度可以从自序中看出来,他提到“历者,帝王经世之洪范。吾儒用事之大业也”,这正是中国传统的天学观念。和在其他各个方面一样,中国古人在天学研究上重实用而轻理论。同时,天学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意义,而淡化了其在科学上的价值。表现之一就是重视实用性历法的修撰,强调历法的政治价值。这一点有别于近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可见王英明正是以此种天学观念来吸收西方的天文学知识的,他认为此书可作为儿子“治经之助”,也说明了这一点。

他不看重这些知识的科学价值,而是一再突出其政治、社会意义。应当说,他吸收了西方科学的具体知识,却没能吸收西方的科学精神,得“鱼”却忘“渔”。不过,在初步接受西方文化的明末,有此倾向也无可厚非。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科技界在一些方面还经常走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就该好好反省了。

2.作者对待传教士及其传播内容的态度。据台湾学者徐光台考证,王英明撰写此书的主要资料,很可能来源于李之藻所撰的《浑盖通宪图说》(李氏新学源于于利玛窦)。1607年此书写成,短短几年后,王英明就通过学习这些知识写出了《历体略》这一试图融会东西的著作。透过作者的字里行间,还可以看出他对西方天文学的钦慕之情。所以,对于传教士所传播的自然科学知识,他非常欢迎。但作者却并不迷信,虽能力有限,仍要对外来天文知识尽力采择,努力擦除其宗教色彩,如不承认有上帝居住的第十二重天,也不承认有两重岁差天。

相比之下,明末最早接触西方天文知识的科学家如李之藻、徐光启等都皈依了天主教,于此王氏是要高出一筹。本书上卷和中卷以介绍传统天学为主,但“所讲中法亦皆与西法相和”,下卷主要介绍西法,大多直接引自利玛窦带来的资料。同时,在对上下卷的比较中还可以发现许多中西融会的尝试中出现了矛盾。这些都反映出作者对这些知识还缺乏消化吸收。尽管如此,他却已经开始运用这些知识来解释天文现象,批判古人观点,教导儿子,可见主观上他认定这些知识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在当时条件下,除了可以用这些知识解释少量现象之外,作者根本无法证明其正确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作者惊异于西方天文知识的丰富、严密和自成体系,得出了其正确的感性认识。这也是初识先进理论时,人们容易形成的一种态度。

3.作者对待中国天文学的态度。从篇幅上来看,本书正文共计41页,介绍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的上下两篇就占据了28页,而介绍西方天文学的下篇仅13页,不足一半。在下篇一开头,作者虽承认西方天文知识在某些方面优于中国,但却说吸收其成就是“礼失求诸野”。以上两点都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传统天文学还是非常看重的,甚至包含着一种自大的心理,认为学习西方思想只是对中国天文学的补充。

四、本书所体现的清人观念

此书被清人选入《四库全书》,可见清人既认同王氏以传统天学为根基学习西方的态度,亦认同他所传播的知识。在四库馆臣所作的提要中也提到此书虽“所论皆天文之梗概”,但却是“初学从入之门径”。由此可以看出,及至乾隆时期,时间跨过了一百余年,传入中国的天文知识在量上虽有很大增长,但中国知识分子在心态上却还是很相似的。哥白尼日心说的基本轮廓形成二百年之后,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坚持过时的水晶球体系,足见社会环境对科技发展的巨大影响。

五、总体评价

四库馆臣对此书的评价是“所论皆天文学梗概,不及后来梅文鼎、薛凤祚诸人兼备测量推步之法”。确实,限于作者自身在历数方面的水平,这本书更像是一本当时先进天文知识的宣传册,而不是一本融入了很多创建的学术著作。在天文学上成就不大,付梓之后影响也不大。唯一值得称道的是王英明在书中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体系,为从未独立形成宇宙模型的中国传统天学做了重要补充。但本书更重要的价值则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明清之际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重要材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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