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学术论文
苏东坡，一个多面性天才，他用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在历史上建立了一个正直磊落、率性超脱的生命形象，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苏东坡学术论文，希望你能有所感触!
苏东坡学术论文篇一
苏东坡游赤壁考
摘要：地因人重，黄州赤壁天下闻名，与苏东坡贬谪黄州数游赤壁有关。东坡有关赤壁的作品中，最有价值的要数一词二赋，即《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然而，一词二赋记游时间、同游者姓名、身份及与作者关系，并非十分明晰。郎瑛《七修续稿》卷四：“东坡游赤壁者三，今知其二者，由其有二赋也。”称东坡游赤壁仅三次，可见明人对苏东坡游赤壁的具体情形已不甚清楚。东坡几次游览赤壁?同游之人何许人物?东坡撰写了哪些相关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苏轼思想发生了哪些变化?了解东坡游赤壁的情形，对弄清这些疑问，深读一词二赋很有必要。
赤壁又名赤鼻矶，是耸立在黄州江畔的一座绛红色小山。千尺峭壁直插江中，汹涌江水奔涌而过。宋神宗元丰年间，江山胜景吸引着政治上失意的贬官苏轼，苏子常常流连于此。苏轼游赤壁，有案可稽者应为六次，兹据有关文献资料追迹寻踪。
元丰三年(1080) 八月，东坡初游赤壁，撰《秦太虚题名记》。
苏轼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抵贬地黄州，先是借住在定慧院，后来住进了紧靠长江的临皋亭驿站，生活一直未能安定。这一年的八月初六、初七左右，苏轼与其子苏迈游览了赤壁，这是有文字记录的苏子首次赤壁之游。苏轼初游赤壁，对赤壁之壮观即产生深刻印象，苏轼《秦太虚题名记》对此次游历有所描述：
明年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且以题名相示。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也。(《苏轼文集》398页)
秦太虚即高邮秦观，苏轼最欣赏的弟子之一。辩才(元净)、参寥(道潜)皆为僧人，苏轼任杭州通判时的方外密友。秦观元丰二年八月十六日作游杭《题名记》，此文由辩才、参寥送示苏轼。苏轼乃作题跋，忆当年杭州旧游，并叙夜与苏迈棹小舟游赤壁事。在《秦太虚题名记》这篇杂记中，“明年”指元丰三年，“去中秋不十日”约为八月初六、初七左右。东坡交待了兴致勃勃夜游赤壁的情形，并将此种心情转达于友人。
此时的苏轼寓居黄州已半年，受创的心灵依然悸痛，但却力图从山水之中寻找一种精神的救赎。诚如苏轼在给司马光的信中所说：“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虽有窘乏之忧，顾亦布褐藜藿而已。”(《与司马温公》，《苏轼文集》1442页)在苦难和不幸中寄情于山水，寻求一种精神慰藉，从《秦太虚题名记》中，我们读到的苏子，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元丰四年(1081)十月，东坡二游赤壁，撰《念奴娇・赤壁怀古》。
元丰四年十月的一天，苏东坡登临赤壁矶头，面对如画江山，追慕古代英雄，感叹华发早生，写下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此词上阕粗笔勾勒赤壁景色：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词编年校注》398页)
《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编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元丰四年辛酉(1081)十月，赤壁怀古，作《念奴娇》词。”傅藻《东坡纪年录》：“元丰五年壬戌，公在黄州。七月既望，泛舟于赤壁之下，作《赤壁赋》，又怀古作《念奴娇》。”今之论者，多以为 “赤壁词”与《赤壁赋》作于同时，即元丰五年七月。
笔者认为，《念奴娇》和《赤壁赋》不作于同时。理由如次：其一，“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和浪花翻涌，“惊涛拍岸”之景象不一，两篇作品不可能作于同一时间。其二，《念奴娇》虽然写出了江山如画的风景和追慕英雄的情怀，但无法掩盖的，还是那种华发早生“人生如梦”的悲哀。尽管这种悲哀融汇在壮阔江山和久远历史中，使词中的低沉情绪得到消融，但此作蕴含着的苏轼郁积心头难以化解的失意之感，读者还是可以强烈感受到的。这与元丰四年苏轼的思想情绪较为一致。而《赤壁赋》则表现出超然物外的人生解脱。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赤壁赋》中的“哀吾生之须臾”“托遗响于悲风”，与《念奴娇》中的“人间如梦”思想如出一辙，而《赤壁赋》的主旨恰恰表现出对这种思想的否定和超越。两篇作品既然表现的对人生的感悟截然不同，也就不太可能作于同一时间。因此，厘定此词作年为“元丰四年”，与苏轼思想较为吻合。笔者由“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语推测，此词之作，当在是年“十月”稍前。
从词中“一尊还酹江月”一语看，苏轼似乎也不是月夜一人独上赤壁，而是与苏迈携酒而上赤壁的。
元丰五年(1082)五月，东坡三游赤壁，撰《记赤壁》《怪石供》。
元丰五年是苏轼游赤壁最多的一年。其时，苏轼渡过了寂寞消沉的贬谪初期，生活上也趋于安定。在友人和邻居的帮助下，新筑的草庐雪堂离江畔很近，耕作东坡之暇，苏子常临赤壁。五月，苏轼于赤壁聚宝山采集了与玉难辨的美石，送给好友了元(佛印)禅师。在《怪石供》一文中，苏轼对此作了详尽记载：
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戏以饼饵易之，既而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又得古铜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庐山归宗佛印禅师适有使至，遂以为供。(《苏轼文集》1986页)
文末书“元丰五年五月，黄州东坡雪堂”。可见其间苏轼曾流连江畔，以饼易石。此时苏轼生活基本安定，江畔寻石，表现出词人的一种生活情趣。《舆地记胜》卷四十九《黄州・景物下》：“聚宝山，在州治之后，赤壁之上，山多小石，红黄粲然。东坡所作《怪石供》即此石也。”
作于此时略前的《记赤壁》一文亦同记此事：“岸多细石，往往有温莹如玉者，深浅红黄之色，或细纹如人手指螺纹也。既数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又得一古铜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苏轼文集》2255页)从怪石数量可推知，此文作于《怪石供》略前，亦在元丰五年五月间。
文中之“数游”指去江畔寻石，有没有登临赤壁呢?答案是肯定的。同文记载：“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鹘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见之。遇风浪静，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这是白日泛丹，探穴登山所见皆寻常之景，苏轼遂将注意力集中于“温莹如玉”之“怪石”了。
苏轼常于世人难耐之苦境中自寻其乐，表现出一种超然旷达的胸襟气度。搜寻怪石即为一例。在写给堂兄苏子明的信中，苏轼透露了这种人生快乐的奥妙：“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苏轼文集》1832页)嗣后赤壁两赋，表现出的参透人生的思想，不是一时的感触，而是思想的累积，从上述两文中正可见其端倪。
元丰五年(1082)七月，东坡四游赤壁，撰前《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赤壁赋》明确记载此次游览的时间为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晚。月明星稀，苏子与客游览赤壁，并写下著名的《赤壁赋》。赋记游云：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苏轼文集》5页)
赋记“举酒属客”之“客”当指道士杨世昌。这一年的四、五月间，东坡好友杨世昌自庐山来黄州，居住在雪堂，元丰六年五月方离去。二人情同手足，相处甚洽。临别，苏轼著《贴赠杨世昌》，对其赞赏有加：“棉竹五都山道士杨世昌子京，自庐山来过余，近一年乃去。其人善画山水，能鼓琴，晓星历骨色及作轨革卦影，通知黄白艺术，可谓艺矣。”(《苏轼文集》2587页)“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吹洞箫”之人为杨世昌无疑。苏轼《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无田忧入室。不如西州杨道士，万里随身惟两膝。沿流不恶溯亦佳，一叶扁舟任漂突。山芎麦曲都不用，泥行露宿终无疾。夜来饥肠如转雷，旅愁非酒不可开。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苏轼诗集》1123页)“西州杨道士”空手一身，多才广艺，草行露宿，云游四方，勘破世情，无忧无虑，可见亦风流跌宕之人。杨道士的到来给苏轼的谪居生活带来了趣味。
近年有些文章据文赋“主客问答”之文体特征，认为“客”为子虚乌有式人物，不必指实为杨世昌。笔者不赞同这种看法。时杨世昌住苏轼家中，苏轼夜游赤壁，杨道士岂有不随行之理?文中“羽化登仙”明明白白是道家用语，是苏、杨二人畅游赤壁的共同感触。何况，三个月后苏轼与杨道士同游赤壁有着明确的文字记载。苏轼的思想变化不会凭空而来，两赋流露的释、道思想，与苏子同僧人、道士的频繁交往密切相关。
从《赤壁赋》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东坡，暂时搁置了儒家建功立业的淑世情怀，转而用庄子相对论的眼光来看待宇宙万物。江水东去，昼夜流逝，然而万里长江依然奔流;月圆月缺，变幻不定，然而一轮明月未尝减损。世间万物均同此理，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是瞬息万变的;从不变的角度看，江月又是万古长存的。苏轼以水月为喻，借庄子相对论悟出人生的哲理，实现了自我解脱。
元丰五年(1082)十月，东坡五游赤壁，撰《后赤壁赋》。
“十月十五日夜，与杨道士泛舟赤壁，饮醉。夜半，有一鹤自江南来，翅如车轮，戛然长鸣，掠余舟而西，不知其为何祥也。”(《贴赠杨世昌》，《苏轼文集》2857页)苏东坡五游赤壁，《后赤壁赋》记此次游览情形云：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予乃摄衣而上，履�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苏轼文集》7页)
随从东坡游览之“二客”，一指杨道士，另一客可能指古耕道。古耕道，黄州进士，苏轼紧邻，与苏轼过从甚密。元丰五年，雪堂落成，东坡丰收，古耕道常随苏轼出游。“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捕鱼者应为近邻，而最具此种可能的人物当为古氏。
全篇所表现的是一种随缘任性、清澈无滓的自然之境。苏子处处以自然为心，乐则乐，悲则悲，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一如江山景色。两赋相较，前赋以“主客问答”之法谈玄说理，后赋侧重叙事绘景，现实梦幻交织，写法上颇多变化。然而表达超然物外这一主旨，两赋并无二致。前后两赋，相得亦彰，表现出苏子对人生的彻悟。
元丰五年(1082)十月，东坡六游赤壁，撰《李委吹笛》。
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四十七岁生日。是日，“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鹊巢。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句足矣。坡笑而从之。’”(《李委吹笛》诗序，《苏轼诗集》1136页)
其后一年，元丰六年八月，东坡《与范子丰书》亦记其事：“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苏轼文集》1452页)《李委吹笛》诗如下：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
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苏轼诗集1136页》)
李委笛声悠扬超佚绝尘，东坡如入仙境兴致甚佳。仿佛乘鹤高飞来到九嶷山下，听到娥皇、女英哀悼虞、舜的歌声，又仿佛来到龟兹古国，听那不同凡响的异域高妙之音。李委献曲是生日庆典的高潮，苏子和他的朋友们“皆引满醉倒”，度过了欢愉的一天。
李委的身份是“进士”抑或“秀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贬谪黄州不到三年，苏轼身边又高人满堂，奇士盈庭。这一天东坡“置酒赤壁矶下”，庆贺生日，“客有郭、古二生”，从游之客为邻居郭遘、古耕道二人。二人皆为苏轼好友。《东坡八首》：“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苏轼诗集》1083页)郭遘为唐代名将郭子仪之后，靠卖药为生。古耕道为一侠义之人。苏轼诗中戏称他为唐代侠士古押牙子孙。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东坡最后一次游览赤壁。从苏轼六游赤壁的经历中，不难看出苏轼贬居黄州后的心路历程：从初贬黄州的精神苦闷，到赤壁二赋的思想解脱，到生日庆典的自得其乐，苏轼实现了一位智者对苦难的超越。这就是苏轼不同于历史上的许多迁客骚人之处。与黄州赤壁相关的诗词文赋成为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终以“文赤壁”之名令黄州赤壁誉满天下。
黄州赤壁是否赤壁之战的战场?对此，东坡的确是持怀疑态度的，苏文中曾两次提及。“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记赤壁》，《苏轼文集》2255页)“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时曹公败归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使纵火，则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与范子丰书》，《苏轼文集》1453 页) 引文可以说明，苏轼对此虽有怀疑，但从未进行否定，而是保持了一种“不知为不知”的立场。
论者多认为“东坡本是借山川”，苏轼不过是将错就错，借赤壁之名行怀古之实。对这种看法，笔者不能认同。视黄州赤壁为三国古战场，诗歌吟咏中早见。杜牧《齐安郡早秋》：“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冼认前朝。”赤壁词中“人道是”之“人”指唐人杜牧，小杜考证齐安郡黄州赤壁为三国古战场。苏轼是政治家、文学家，但不是历史地理学家，黄州赤壁究竟是不是三国古战场，苏轼当在信疑参半之间。但在文学作品中，从“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到“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再到“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却表现出一个从“疑”到“信”的过程，东坡宁可信其为真，并未判其为伪。当苏轼亲临赤壁，伫立在高耸的山崖上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当年万舰齐发、烈焰映空的战争场景便浮现在目前，必然觉得如此险要地形真是天然的好战场。笔者深信，创作一词两赋之时，苏轼是将此地作为古战场看待的，而且，赤壁战场在黄州这一判断，应当是苏轼发思古之幽情的出发点，至少，从现有文献中找不到“东坡本是借山川”的直接证据。
参考文献：
孔凡礼著《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苏轼著、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王水照、崔铭著《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曾枣庄著《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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