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与之后改革的成功启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胡锦涛所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一、毛泽东关于“紧密联系群众”的思想传统与作风的影响和延续，是中国改革成功启动的重要历史原因

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把它视为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为了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毛泽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首先，向全党反复阐明党群关系的定位和重要性。毛泽东曾形象地将党群关系比作“鱼水”关系，并把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成和巩固联系了起来，“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其次，毛泽东认为，要保持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反对脱离群众的两种不良倾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建政伊始，毛泽东就要全党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在1950年4月一份关于春耕、土改和干部整训工作的意见里，毛泽东强调，“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是表现于征粮、收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

再次，确立了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具体方法。一是最主要的，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毛泽东提出了调查研究的三个重要原则：系统性，“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重点性，“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典型性，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有自己的联系部门，要深入一两个实际部门进行解剖，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二是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县以上的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以一部分时间从事体力劳动。”三是加大管理和宣传力度，通过严格管理，营造氛围，树立典型等措施，推进联系群众的发展。

不可否认，建国后30年在深入联系群众的制度化、着眼于提升群众的综合素质、坚持发挥先进群众的作用等方面都有改进的余地，但必须明确，正是因为毛泽东建国后坚持党同群众紧密联系的原则毫不动摇，毫不松懈地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使得改革开放前的干部队伍保持了为人称道的清正廉洁，并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认同，巩固了党执政的基础，为改革的顺利启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改革开放之前，中共党内并未形成享有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这为后来改革的启动减少了来自党内的部分阻力

毛泽东对党内出现特权阶层，一直保有很高的警惕。早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不无远见地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首先，毛泽东对特权阶层的反对包含对极端平等的诉求，这是其一直以来的革命理想。毛泽东认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他非常反对工资等级制，并曾经主张恢复供给制，“多少年我们都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毛泽东不仅反对中共干部享有特权，也反对干部子弟家属享有特殊待遇。1952年，当接到北京市委报告说干部子弟学校中因家长职务而分三六九等时，他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可以看出，毛泽东反对特权阶层，其根本依归是要达到人人平等的理想状态。

其次，对于一些中共干部在执政条件下可能腐化堕落为特权阶层从而导致社会变质的可能，毛泽东始终抱有很高的警惕性。因此当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他认为苏联出现了特权阶层，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对苏联局势的判断显然影响到了国内的政局，为了彻底消灭特权阶层，根除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毛泽东又发动了“文革”，其后始终把反对特权、追求平等作为革命的理想和追求，并把特权阶层的出现和社会变质联系了起来，因此采取了极端措施抑制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当“文革”结束、改革即将启动的时候，中国党政机关的人数仅为431万人，而且生活待遇同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区别。诚然，毛泽东所采取的手段使发展失去了动力，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但从结果上来看，抑制特权阶层的努力为之后改革的启动创造了必要条件。

三、中国传统计划体制中“条条”和“块块”的有机结合，成为改革成功启动的体制原因

毛泽东对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这两次改革，到“文革”结束前，已经形成了以地方分权和“蜂窝化”为特征的经济模式。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和经济管理体制，因其自身的特点而成为了之后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首先，以“块块”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有利于体制外经济因素的发展。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启动得益于农村改革的成功和非国有部门经济的发展壮大。在以“块块”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更多建立非国有企业的动力和权力。这种体制环境直接促成了改革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通过这种计划体制外的增量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启动时期获得了巨大成功。

其次，中国在改革前形成的以地方分权和“蜂窝化”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和以“块块”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适于采用局部改革和改革实验的方式。第一，由于之前毛泽东对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瓦解以及鼓励地方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的建设，中国经济出现了分割化的趋势，地方经济之间有很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得局部改革和改革实验的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到全国。第二，在以“块块”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层级制中，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很弱，因此，这种独特的经济管理体制对制度变迁有更多的适应性，会因地区的不同产生更加灵活的政策选择。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存在，中国政府可以放手让地方政府搞改革特区而不会影响整个经济形势，也可以根据局部改革的不同情况灵活调整政策实现改革的顺利启动。这是中国改革成功启动的重要条件。

再次，由于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不断调整，客观上使计划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非计划经济的因素。“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农村集体经济下的‘小自由’，包括自留地、家庭副业和以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农产品和城市产品收购的非计划部分，社队企业等;在城市，表现为城镇个体经济，大量的城市集体企业、小国有企业，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秩序混乱而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物资串换、地下经济等。”[12]大量非计划经济因素的存在，为之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初始条件。一方面，改革初期非国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从而使改革带来重大实惠，这提高了广大人民对于改革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非国营经济的发展也给国营企业带来了压力，迫使其改变行为方式，从而促进了改革的深入发展。

四、毛泽东对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重视，为之后农村改革的成功启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代中国的改革最先在农村启动并获得了成功，这与改革之前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发展农业的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坚持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集中力量建设好农业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农村社办工业。这些在后来都程度不同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首先，农业基础设施在农村的改革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始终重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江西省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就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论断。建国后，毛泽东十分关心水利建设，尤其重视大江大河的整治和兴建大型水利工程。1951年，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标志着治淮工程全面启动。此后，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得到了有效控制，昔日灾害频发之地成为了我国重要粮食产区和工业基地。为了治理黄河流域的水患，1952年毛泽东专程考察黄河沿岸情况。毛泽东叮嘱当地的负责同志“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经过大规模的治理，不仅使黄河的灾害得到了控制，而且还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了粮食高产区。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洪涝灾害频发的地区，为了彻底根除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毛泽东认真听取各方面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并提出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原则。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积极不懈的努力，中国的大江大河都基本得到了治理，水患得到了控制。这是改革启动后农业快速发展的一个前提。

其次，毛泽东高度重视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农村社办工业。这一方面提高了农村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奠定了改革启动时乡镇企业兴起的工业基础。毛泽东把农业机械化当做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1955年7月，毛泽东就曾对农业机械化做出了明确的规划。为了推广农业机械化，毛泽东在中央设立了农业机械部，在各省分设了农业机械厅或局。1966年4月，中央转发了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文件和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批语，批语指出要用15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并强调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1971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召开，提出到1980年全国农、林、牧、渔业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在各项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毛泽东时期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除了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毛泽东还积极主张通过农村自建工业实现农村工业化。由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产生了剩余劳动力并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自办社队工业既可以转移剩余劳动力也可以为推进农业机械化提供资金，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社队工业的发展出现过几个高潮。改革后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往往就是社队工业发展较早、较快的地区。

再次，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村和农业的组织建设。毛泽东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农业合作化。无论是农业合作化还是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是一种生产关系，其衡量标准应该是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合作化在实现中国工业化起步的时候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积累。毛泽东看到了农业合作化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因此，他想通过提高公有化程度来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这样的生产关系超越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毛泽东时期的农村合作化组织无疑给今后农业走合作化的道路积累了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时期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实践为今后再度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将农民组织起来打下了坚实的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