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讲究个性、尊重个性，并试图塑造自由个性的时代;同时，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秩序，谋求秩序，并试图构建良好秩序的时代。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总是既要保证人的个性化发展，又要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正在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其核心主旨可以说就在于解决好个性与秩序的现实问题。然而，在当代，特别是立基于风险社会的现实，人的个性与秩序有着十分复杂的矛盾关系。

一

个性是个人比较稳定地保持着的独特的人格、思想、社会形象和能力体系，主体性和差异性是个性两个最为重要的特征。个性的主体性是指人的自由自觉的能动性的方面;差异性则是指个体因为各自的独特性而彼此区别的方面。个性因此体现为个人较为稳定的主体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与生活中人们对个性的理解不同，从哲学的角度看，主体性才是个性最为本质的特性，没有主体性的差异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个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的。如果说相对于社会而言，个人往往代表着个性的话，那么，相对于个人而言，社会就代表着秩序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个性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可以视为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古老问题的现代表述。社会秩序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有规则的状态;这种规则所束缚的主要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顺序;人藉此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顺序所需要获得的是整个系统的功能——协同彼此的行动，分享自然和社会的资源，以保障自己的存在和发展。[1] 35-36社会秩序并不神秘，一定的社会秩序总是人们活动的产物，社会秩序是由有个性的个体相互作用、合力的结果。比照于个性的主体性、意向性与差异性，社会秩序表征着人的活动的受动性、外延性与同一性的方面。

当我们把主体性理解为个性最为本质的特性时，就不难看出人的个性是历史地形成的。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把个人区分为“偶然的个人”和“有个性的个人”，历史也因之表现为一个从偶然的个人向有个性的个人的发展过程。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性个人的差别主要在于对包括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主动驾驭与否。马克思认为，“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说，我们可以推论：在人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个人绝对地从属于群体，个人的主体地位没有确立，所以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个性发展。极少数所谓有“个性”的人也必然遭受悲剧性的历史命运。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在那个阶段社会秩序以压倒的力量战胜了个性。在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们着力于个性的伸张，反抗以往旧秩序对个性的压抑。当然，个性的伸张依然需要秩序，但不再把秩序看成先于个性的存在状态，而是往往把秩序看成个人契约达致的一种结果。但是，这种获得丰富和发展的个性依然是异化的——与此相对，社会秩序对于个人而言也总是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只有在人类更高的发展阶段，也即人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人的个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发展，到达自由个性的境界。自由个性的阶段必定是个性与秩序完美统一的阶段。

总的来看，目前人类已基本进入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代全球化也因之表现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中国已经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但从人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的情况十分复杂。当代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方面，她必须尽快摆脱封建血缘的“人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又必须把“自由个性”的高远理想具体化为行为的规范，尽量减少“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从个性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处于努力使偶然的个人向有个性的个人、自由个性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是从世界，还是从中国来看，目前个性发展的阶段就决定了个性与秩序之间还远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完美统一的状态。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先从一般的意义上理解个性与秩序的相互关系。

一方面，社会秩序是个性解放的手段，是否有利于人的个性发展是现代社会秩序是否良好的重要判断标准，或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根据。离开人，秩序并没有独特的价值，人们追求秩序一定是秩序能满足人的需要。人们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最初是为了获得一种本体性的安全，但现代社会中，人们追求的秩序有着更高的合法性标准，而不止于一种本体的安全。作为社会秩序的组织者、维护者，政府往往成为社会秩序的代言人，而确如保罗·库尔兹指出的，在当代社会，“无论社会接受什么样的政府，都必须以人类自由——即为保证每个人类个体在经济上、社会上以及文化上最大限度地发展他或她的个性的那个自由为基础。”如果我们把历史看成是有个性的个人对偶然的个人的生成的话，社会秩序则只是人们个性发展、解放的手段，是否有利于人的个性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现代社会秩序合法性的标准。一种社会秩序，如果不能允诺和保障个性发展的自由，这种社会秩序就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持续认同，这种社会秩序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

另一方面，个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形成的，社会秩序既为个性的形成提供条件，也以内化为人的社会性的方面对个性形成一种制约与规训。有个性的个人，即主体性的个人之所以可能，来自于对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的全面、充分的占有与驾驭。对于个人而言，这些社会条件、社会关系总是编织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之中，对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的占有与驾驭也就是社会秩序的内化。对于有主体性的个人来说，这种内化首先不应该理解为一种受动和压迫，社会秩序的内化以“一般化的他者”造就了“宾我”，使个体自我成为可能。“一个人之所以有一个人格，是因为他属于某个共同体，是因为他接受整个共同体的各种制度，并且使它们转化成为他自己的行为举止。”也就是说，个性化与社会化并不矛盾，只有在社会化中才能个性化，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个性才得以可能。同时，社会秩序也是个性、自由得以扩展的条件，没有秩序就没有确定性，个性的主体性就无从显现，个体的自由也就成为空中楼阁。当然，社会秩序的内化必然表现为对个性的某种规范，只有这种规范才能保障其他个性的显现。也就是说，秩序对个性的规范使得作为复数的个性成为可能。从根本上，与其说秩序对个性的规范是出于秩序自身的需要，不如说是出于其他个体个性、自由成为可能的需要。

二

如果说个性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从来都很重要的话，那么在当今世界和中国，个性与秩序的关系则因为其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而被极端地突现出来了。

首先，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秩序具有立体多维的层次。在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社会主要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界限的关系总和，相应地，社会秩序也主要用来描述、解释和规范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稳定性。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生、发展，社会秩序逐渐现实地展示出全球秩序(类秩序)与民族—国家秩序(群体秩序)的双重面相。在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秩序与众多民族—国家内部秩序的相互关联更为明显、强烈。确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 68而且，在世界交往的层次，就全球秩序而言，不仅包括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秩序问题，而且还包括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个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之间的秩序问题。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化了，全球社会业已形成。这些立体的、作为复数的社会秩序构成了个性形成的重要历史条件，必然对当代人们的个性产生重大影响。更为棘手的是，各个层次的社会秩序对个性的制约与规训在现实中有时是相互矛盾着的——例如全球秩序与民族—国家内部秩序，使得个体无所适从，产生种种焦虑，甚至是出现身份认同的危机。

其次，个性为虚假的意识形态所蒙蔽。不同社会秩序对个性制约的矛盾使个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意识形态撕扯的结果。各个层次的社会秩序不仅需要为自己的正当性进行辩护，而且会提出和努力实现基于自己利益的全方位、立体的社会秩序构想(当然也包含其对个性进行独特理解的辩护)，并把它说成普遍的、唯一合理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主张总是包括自己的和世界的两部分，而且这两部分的合法性总是相互支持的。为了获得内部成员，乃至全世界的认同，意识形态作为其辩护工具就在所难免。意识形态是“系谱学意义上的第一科学，……它是一种最伟大的艺术，因为在一个控制良好的社会，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成功地协调起来。”[5] 133但是，既然作为一种“艺术”，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就不可能是科学，其越来越抽象的普遍性也掩盖不了其虚假的方面——这正是马克思批判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意识形态越是隐蔽、越以貌似真理的方式出现，个体受其影响、控制就越深刻，既有的社会秩序就越是能得到更好的巩固。但在本质上，只要意识形态有虚假的成分，受其辩护的一定社会秩序对于个人来说就是异己的。

再次，个性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被异化。在生产力和交往的不断发展下，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可能性上说，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个体都能放眼于整个世界，以“万物皆备于我”的方式运用世界的一切物质、精神文明成果。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 89同时，个人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以自己个性化的活动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这都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有的事情。个性的发展因此也获得了广泛、丰富的关系。但是，“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2] 89。这不过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全球扩展、确立的一个结果。这样一来，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这些广泛、丰富的社会关系“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2] 121加之意识形态对个性的蒙蔽，在这样的时代形成怪异甚或畸形的个性是完全可以理喻的。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当今时代个性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蕴涵着极大的风险。诚如吉登斯指出的，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就是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这种关联就其具体内容来说，具有变动不居的即时性特征，一切固定的事物及其关系都烟消云散了;就其相互影响来说，具有复杂的非线性特此文章采集自778论文在线征，一极的事件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就其产生的后果而言，具有有机的整体性，牵一发而动全身，荣损与共，谁也不能置身于外。人的个性活动与整个世界的秩序状态之间处于高度敏感依赖的状态。这“既引出了希望，也引出了一种威胁。说希望，是因为哪怕是小的涨落也可能增长并改变整个结构。结果，个别活动不是注定不重要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威胁，因为在我们的宇宙中，稳定的、永恒的规则的安全性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不确定的世界中。”[6] 373这就是所谓“高后果风险”。许多学者已经揭明，人类已经进入所谓风险社会，我们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

这样，一方面，全球化与高度现代性为个性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可能性空间，而形形色色的强调个性、差异的所谓后现代思潮则从观念上引导和助长了人们日益个性化的追求;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的秩序状态变得越来越脆弱，受到越来越多的不可预知因素的影响，秩序的畸变可能性越来越大。风险不仅意味着秩序的可贵，而且意味着获得和维续一种秩序的难度、成本增大。风险社会使得追求秩序的人们往往进退维谷，因为建构的力量有可能以放大的方式走向反面，转化为一种解构的力量。而且这一切从根本上是不能简单地用数字和公式的外衣来加以标识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秩序的畸变往往是个性化追求的客观后果。由此出现一个深刻的悖论：在风险社会中，社会秩序为个性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同时，人们的个性发展又在更深的层次上不经意地摧毁着社会秩序成为可能的基础。

三

目前，虽然人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个性与秩序的复杂性关系，但只要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就不可能听之任之。对存在的领悟总是意味着某种应然的规范。笔者以为，从如下几点着手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

首先，对个性发展、秩序稳定进行持续的反思性监控。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个体行动的反思性特征获得了普遍化，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维度，直至被制度化为现代性的重要动力，当代的所谓高度现代性也被称为反思性现代性。作为现代性动力的反思性并不等于自我意识，它是根植于人们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它体现了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受到自我监控的特征。[7] 62同时，与内在于所有人类活动的反思性相区别，现代性的反思性是社会活动依据新的知识和信息进行自我修正的那种敏感性，而哲学社会科学在现代性的反思性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经由前述，风险社会所蕴藏的危机表明，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不仅要有利于个性的发展，而且应该对个性发展可能导致的非线性后果有超前反映、反思监控的作用，将危险尽量减少。为此目的，我们必须真正地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其社会反思的功能，有意识地进行个性、秩序的研究，对现实的个性与秩序的关系状况进行持续的反思性监控，以便个体或社会作出及时修正。

其次，从个人来看，应在清除虚幻意识形态的同时确立一种类的责任意识。对于个人而言，尽管理性总是有限的，但审慎的理性行动在当代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作为对个性进行制约、规训方面的人的社会化更需要一种类意识、类责任的培育。在一个个体本位的时代，由于表面上的自身独立性往往声张的是个体的权利，而认为个体的许多行为是纯粹私人的。可是，在全球化的当代阶段，人活动的意向性与外延性的强相关性使得传统的责任观已经遭受质疑。我们不仅需要责任意识，而且需要的是一种类的责任意识。同时，我们的责任意识不光是一个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它还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正因为如此，这种类的责任意识不仅应该超越个人主义、小集团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种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而且应该成为个体权利、个性自由是否合理的一个限度标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只有不脱离对人类同伴的责任和对我们居住的地球的责任的时候，才是合理的。就个性的主体性而言，自由自觉的活动必然包括对自己活动受动性的深刻认识，对受动性的认识恰恰是主体能动性的最高表现。

最后，走向公共性的追求。如前所述，个性与秩序分别代表着人的活动的主体性、意向性、差异性与受动性、外延性、同一性的方面。追求个性与谋求秩序都是当代之所需。换言之，个性与秩序的矛盾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差异多元的条件下获得某种同一的问题。传统的方式要么强调同一(秩序)，要么强调多元(个性)，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合理的解决途径是从两极到中间——走向公共性的追求——这也是罗尔斯、哈贝马斯、泰勒、阿伦特等当代西方诸多大家的着眼之点。就其原初涵义而言，公共性是与个体性、私人性相对的。今天，公共性则更应当理解为对多元的个体性、私人性和同一的普遍主义、极权主义的双重超越。对于个体而言，公共性意味着超出自身去考虑他者并获得自我在场的现实体验;对于社会而言，公共性则意味着一种“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哈贝马斯语)的秩序建构原则与价值理念。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而言，走向对公共性问题的关注都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公共世界的条件下，现实主要不是由组成这一世界的所有人的‘共同本质’保证的，而是由这样一种事实来保证的，即尽管角度不同，因而看法各异，但每个人关注的总是同一客体。”[8] 45归根到底，公共性的存在论基础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共在于世——“‘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当然，这个世界“并不等同于地球或自然。它更多地与人造物品以及人类双手的创造相连，与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类的事务相连……这个世界就像一件中间物品一样，在把人类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将其分隔开来。”[8] 40只有关注和着力于公共性，个性与秩序才是同时可能的。同样，正是在公共性的讨论中，对个性、秩序的反思性监控，对虚假意识形态的去蔽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