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主要是由社会矛盾的积累、社会关系的失调所导致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失序等社会安全问题,变得更为频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安全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安全论文范文一：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因素分析和预警机制建设

[论文摘要]：社会安全，是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的安全和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和谐统一，良性运行;而社会安全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动荡不安的社会没有稳定可言。如何维护人们正常的生活状态，保持社会的稳定，一直都是我们努力不懈的问题，而找准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关键因素，进行准确的定位和分析，寻找有力的解决对策，进行全面和准确的预警，建立有效的预防和治理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论文关键词]：安全与稳定 突发事件 管理观念 预警机制

社会安全，应是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的安全和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和谐统一，良性运行;而社会安全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动荡不安的社会没有稳定可言。安全与稳定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基本期盼!

而社会又是人类与自然、人类自身矛盾的统一体。矛盾的激荡与积累，都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全状态，社会的秩序运转，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是社会的重新“洗牌”。如何维护人们正常的生活状态，保持社会的稳定，一直都是我们努力不懈的问题，而找准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关键因素，进行准确的定位和分析，寻找有力的解决对策，进行全面和准确的预警，建立有效的预防和治理机制，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一 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因素分析

1 社会主体方面的因素

社会主体是人，应当包括个人，法人与单位，团体与群体组织，政府，也包括国家。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是社会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础。人最终是决定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在这里笔者只要想探讨在当前形势下的安全与稳定的因素——几类特殊群体。

(1)农民工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农民走向市场、走向现代社会的特殊道路。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对城市而言，产生了利弊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农民工给城市增添了大量富有活力的年轻劳动力，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也增加了城市的负担，使城市中本来已不堪重负的住房、交通、水电、燃料的供应显得更为困难，同时也给城市中的社会治安、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等造成了极大混乱。在伴随着“民工潮”而来的诸多城市社会问题中，城市市民最关注的是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相关的社会治安问题。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农民工的大量涌入使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而统计数据似乎也支持这种看法。

在我看来，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安全状况的恶化没有必然的联系，造成人们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户籍-身份制度及部分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差异性很大的社会，不同身份的人在衣食住行方面都有严格的区分，以维护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传统社会的身份差异一直延续到今天，体现在中国特有的户籍-身份制度上。户籍-身份制度造成的整个社会对农民地位低下的看法延伸到进城农民身上。农民进城后干的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脏活、累活、苦活，拿着低廉的工资，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而且经常遭受城里人的歧视或侮辱。农民工与城里人两个群体彼此间的隔阂及部分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是造成农民工这一群体心理不平衡、犯罪率相对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农民工在各个方面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既被相对剥夺也被绝对剥夺有着共同的认可。在就业岗位、工资待遇、社会福利与保障等方面的歧视;城市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对农民工的歧视;不少城市的市民和职工，形成了轻视和鄙视进城农民的偏见，常以高人一等和极其傲慢的态度对待他们，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中的歧视;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孩子们城市环境下也经常受到城里的成年人及同龄人的歧视，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不满的种子，任由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势必影响到城市未来的安全······被边缘化的农村流动人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难以分享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同时边缘化的生活状态容易激发心理上的不平衡，导致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的产生，加大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不能否认近年来城市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与外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的大量涌入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农民工并不是城市变得不安全的罪魁祸首，把城市的治安状况恶化的责任完全推到农民工身上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农民工的表现。

从法律、制度方面确立保护进城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机制，使农民工能切身体会国家对他们的关心;加强对城市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教育，使他们能正确地看待农民工，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要从根本上使农民进城后不增加城市的不稳定因素，就要打破传统的、不合理户籍-身份制度。

(2)大学生

人人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份能够养活起自己的工作，是社会安稳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而对于大学生来说，辛辛苦苦奋斗十几年，如果毕业找不到工作，不能过温饱的生活，那将是最大的悲哀。如此庞大的高知识量的人群若不稳定，会对社会稳定具有巨大的隐患，目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下，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在任何社会，大学毕业生都是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有勇气，敢于追求，因此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也最激烈。当代中国的大学生更具有与其前辈和海外都不同的特征，在这个群体越来越壮大的同时，一些先天的不足与后天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

现代大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家庭中受到百般呵护，对社会、对人际怀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与认识;从小受到的应试教育压力，使学生在考分挂帅的同时，无缘进行其它方面的锻炼，单调的生活经历可能使他们的心理年龄小于实际的生理年龄，心理性格的发育成熟远远落后于知识与智力的进步;在大学扩招使更多人有机会利用升学改变命运的同时，教育产业化的高收费也使越来越多的家庭难荷重负，一些学生切身感受到了家庭的压力、亲人的期待，在心理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负担着成年人的烦恼;当前应届毕业生就业难、毕业即失业，更使大学毕业生对未来产生了无尽焦虑。心理成熟的滞后、生活压力的置前，使当代大学生提前感受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加上对现实的责任很少，对未来的焦虑很多，大学毕业生成为心理最不稳定、最易于失控的群体。

在工作技能和心理适应性方面有所凭籍，大学毕业生才不会惧怕进入社会，才能拥有独自应对生存竞争的信心。但是，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学校的所作所为却与此要求南辕北辙，它们的逐利行为加重了学生的心理负担，诱发了学生的“非理性”冲动。从成都三原外语学校的强行迁址、河南升达招生时对学生隐瞒真相，到四川川大擅自决定对学生多选修的学分收费，都是学校这一强势群体对学生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侵害。学生们求告无门，只能以“非理性”的形式来夺得全社会的关注、争取摆脱不公正的境遇。当学校也成了赢利机构时，不可能再期待它能够主动的、无偿为学生提供克服心理困境的服务，此时政府应该主动介入。

(3)下岗职工，失业、待业人群

可以根据失业人口的基本社会特征和他们的社会需求，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农村青年失业群体;第二类是城镇青年失业群体;第三类是下岗职工群体。有人认为，农民依靠土地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外出打工只是为了赚一些非农业收入，因此，农民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失业，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影响;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冗员具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也不会对社会稳性形成负面的影响，有问题的是城镇失业和下岗的人员，他们的预期于改革的方向相悖，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对于大多下岗职工而言，现在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就是他们的生命线。没有工作，吃什么?对这个群体而言，基本生活保障是他们的最关心的问题，而满足基本生活保障的有效解决途径，就是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因此，就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会需求。 大多数的上访闹事人群就是这些批人群。

城镇青年失业群体，对他们而言，就业与失业就是游戏的暂时状态。失业会造成压力，但他们知道这样的压力主要不是政府带来的，而是市场和其他社会群体带来的。因此这样的压力也就不大可能转化为与政府的对抗，更有可能的是转化为针对游戏规则公平性和公正性的冲突，如群体之间的冲突、员工与管理人员的冲突等等。对于社会的稳定而言，这样的冲突是一种常态，并不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直接因素。但是，我们不排除这样的冲突在一定条件下会演化成个人或小群体的极端行为直至对社会的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

如果说失业人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的话，那么通过对这些人口社会特征和行为取向的分析，包括对他们的生活来源分析，我们知道这个炸弹，根本就没有爆发点。除了下岗职工以外，其他的失业群体根本就不具备形成大规模社会冲突的观念和行为基础。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排除少数人的极端行为会直接威胁甚至动摇社会的稳定如个案性的极端发泄活动、恐怖活动等。不过，具有这些行为取向的人不仅仅会来源于失业人口，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有可能产生类似的人或人群。而这些人的活动之所以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影响，并不一定会因为失业或因为他们的活动，而是因为现代社会的脆弱性。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信息技术和交通能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就足以制造一场毁灭性的恐慌，一个流行性的致命疾病就足以制造一场社会灾难。部分失业人口的社会行为反而只会形成局部的难题，而不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构成影响，因为那只是一部分人的问题。

(4)两劳释放人员

据调查，在一些大案要案的作案成员中，“两劳”放回人员占相当比重，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人员的重新犯罪，仍是影响当前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因素。“两劳”放回人员重新犯罪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量调查材料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惯犯和累犯，具有恶习深、罪行重的特点，不易得到彻底改造。另一方面，在他们被放回后，接茬教育没有完全落实，在申报落户、安置就业以至同工同酬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受到社会和家庭的岐视。这样，他们中的少数人往往因为主客观方面某种原因的促使和诱发而重新犯罪。

预防和减少“两劳”放回人员的重新犯罪，促使社会治安的稳定好转，必须进一步提高改好率，认真做好对“两劳”放回人员的接茬教育和安置就业工作。保障释放、解教人员的合法权益，做到政治上不歧视，在安置就业、升学、招工等方面和其他公民一样看待，真正使他们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温暖，看到自己前途，树立作人的信心。

2 社会性重大事件因素

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活动，都是人类不断的在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事务和进行各项事件，人和事是不能分开的。当然对我国问题的研究，就针对我国当前的情况展开。

(1)群体性突发事件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需要，在不确定诱因和不确定时间中，突然引发的公开干扰社会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乃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集群行为。当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表现为：静坐，游行，示威，集体请愿，非法集会，罢工、罢市、罢课，包围冲击重要机关、部门和要害单位，堵塞交通，非法占据公共场所，在社会文体商贸活动聚众滋事，聚众哄抢，聚众械斗以及少数的打砸抢行为等。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实质上是社会运行中的负面因素，在累积到一定量之后所产生的对社会稳定系统的冲击或扰动现象。它说明社会稳定系统中存在矛盾，反映社会运行中出现某种故障或不和谐因素。在世界各国，无论是何种国体和政体，群体性突发事件都是一种危害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多发期，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预警预控，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已成为影响治安秩序、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棘手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对社会、经济、甚至政治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因此，如何提高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本领，是地方和基层领导干部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是当前维护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严峻而紧迫的重大任务。

(2)重大灾害、公共事件

突发公共事件可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4大类。其中自然灾害包括洪涝、干旱、地震、泥石流、海啸、台风、暴雨天气和森林火灾。另外，农业重大病虫和外来危险性有害生物入侵对农林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也在加重。事故灾难包括危险化学品事故、交通运营突发事故、道路突发事故、桥梁突发事故、火灾、建筑施工事故、地下管线事故、燃气事故、电力事故等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等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包括鼠疫、霍乱、SARS等重大急性传染病暴发，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发生，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特大动植物疫情，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危害，还有核与辐射引起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则包括影响校园安全稳定事件、重大群体上访事件、公共场所滋事事件等重特大群体性事件，重大恐怖事件、刑事案件和金融突发事件等。

这些事件的发生，影响的人们的生产生活，如果不能及时应对处理，将对局部的社会安全与稳定造成重大的影响。

(3)各类矛盾冲突，特别是民族矛盾冲突

笔者认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因素主要有：(一)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同时差距有扩大趋势，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二)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表现突出和明显;(三)体制机制存在缺陷，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四)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适应、不相吻合;(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依然突出;(六)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仍然存在。

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社会急剧转型的特定条件下，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新旧观念的冲突、改革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地区一些少数民族是新中国建立后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发展一直呈现出追赶型的态势，这种特殊的发展历程使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和复杂。同时，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加紧了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对个国家的社会安全运行造成许多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全运行问题。

社会心理系统受到冲击。在社会转型期，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意味着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在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的分化、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在形式上突出地表现为民族之间的分化和利益冲突，这对社会安全运行的威胁就更大。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在少数民族的部分成员心理形成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会导致少数民族心理上的不平衡，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则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

3 环境因素

从环境因素看，影响社会安全的具体因素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因素，二是社会环境因素。一方面，自然环境的衰退和生态系统的崩溃可能对基于此种环境生态条件的社会系统造成沉重打击，甚至导致系统崩溃;另一方面，外部社会的冲击、竞争、打压、颠覆甚至直接入侵，也会导致社会紧张和混乱，严重情况下，也会瓦解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个社会的安全状况也会影响到其他社会的安全状况。

从系统内部因素看，一个社会系统的安全取决于社会内部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社会法制环境系统、社会生活子系统和思想文化子系统的正常运行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协调。以上各个子系统的失调，也会引发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混乱。 狭义上的社会安全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把社会安全等同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其重要前提是假定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如果得不到有效保障，将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另一种理解是在划分社会子系统的基础上提出的，所谓社会安全主要是相对于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而言的，是指除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之外其他社会领域的安全。

一般而言，经济安全主要受经济制度、市场环境和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不安全体现为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等环节的失调，比如说商品短缺或过剩、金融危机、市场秩序混乱等等。由于经济子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所以，经济安全在古今中外都是备受关注的。政治安全主要受政治制度、政府政策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政治不安全直接体现为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受到威胁甚至直接挑战，比如政治动乱、政变、战争和政权更迭等等。由于政治安全状况直接关系到统治集团的利益，所以它在古今中外也是备受关注的。

相比较而言，社会安全的影响因素更为广泛。一方面，它直接受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影响，没有必要的经济基础，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是谈不上社会安全的;另一方面，社会安全还受到许多更为具体的社会与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自然灾害、失业、贫富差距、犯罪、宗教信仰、生产事故、传染病、劳资冲突、恐怖主义、人口结构、社会信任等等。社会不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社会矛盾的积累、社会关系的失调以及社会冲突、社会失序。相对经济安全、政治安全而言，社会安全由于对整个社会系统以及统治集团威胁的非直接性和模糊性，而往往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社会安全状况的持续恶化，最终也会导致经济、政治的不安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社会子系统发展较快，社会安全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

二 社会安全稳定防范管理和预警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受经济体制、国家政策、地理人文环境、社会发展进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安全稳定防范管理及预警机制的建设更为落后，存在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防范管理的管理观念落后

首先，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历史传统、人文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安全稳定的管理观念方面，全能政府的观念仍然在束缚着实现社会安全稳定的防范管理从传统观念向现代管理理念的转变。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有限政府的观念远远没有树立起来，传统的全能政府的管理理念造成政府在对社会公共领域的管理过程中行政干预过多，官办社会的观念使政府的公共安全防范管理效率低下，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其次，由于缺乏科学的、现代的管理理念，导致政府在安全稳定工作的防范管理中不能很好地履行管理职能，政府在公共安全的防范管理中大包大揽，对管理工作缺乏认真研究，特别是对先进城市和发达地区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学习借鉴的不够，沿用旧的管理方式较多，缺少创新意识，这就造成了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政府疲于应付，同时也不利于调动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和主动参与意识，不利于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全民监督参与的良性社会发展局面。

再次，由于缺乏现代管理理念，地方政府在公共安全防范管理中也暴露出管理手段过于单一、缺少科学的分工合作甚至是野蛮执法等问题。在对公共领域的防范管理中，主要依靠公安、城管等行政、法律手段，管理方式简单粗暴;过多依赖罚款、警告等行政强制力量，缺乏人性化管理;难以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共领域管理的积极性;缺乏法律、纪律、道德、规章制度等社会治理方式的整合。由于受全能政府观念的影响，公共安全防范管理中层次过多，权责脱离，致使管理中困难重重。政府变成一个纯粹的行政管理机构，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缺乏健全的行政监督机制。

最后，没有建立一个社会突变状态下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预警机制。长期以来，政府在公共安全的防范管理方面，主要立足于社会常态下对公共领域的“治”，防范措施的落实带有随机性，缺少科学的预警体系和预警观念，在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防范管理中，造成了指挥系统、情报系统、快速反应系统和特殊的警力、装备、人员等预警能力的落后，效率低下。

2 公共财政应急机制尚不健全

公共财政的核心内容是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并以此重塑政府的职能格局。它是化解和防范公共危险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早就已经提出了公共财政的理念，并且围绕这种理念构建了公共财政制度的初步框架。特别是重大灾害事件后，比如不久前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体现出在公共财政应急机制的建立方面还比较落后，政府在公共财政应急管理中资金投入相对不足，管理比较混乱。财政部门在危机防治中的投入更多依靠的是人文因素，而非完善的财政应急反应机制。财政的目标还没有锁定在满足公共需要上，导致在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性举措上，可以依赖的东西太少。

3 信息管理系统严重滞后

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信息管理的落后、封闭的不满，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稳定的进一步扩大，这已经成为切肤之痛。这一问题，有关管理者的“鸵鸟心态”曾经引发了极大的民愤。很显然，政府在危机处理中还没有摆脱过去的惯性，就是先内部消化，讲的是对上负责，而非对民众负责。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危机初发时期的掩饰态度是最不可取的一种政府行为。在公共健康领域，知识就是力量，这也是对危机及时干预治疗的关键。例如，如果不提供关于重大疫情的精确数据，就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感染和死亡，要使疾病得到真正的控制并防止今后出现更危险的社会突变事件，信息的公开就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建立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

4 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不完善，安全防范意识亟待加强

国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维稳，目前针对防范安全与稳定因素的法制，没有跟上时局，特别是维护弱势群体的法律法规空白较多;另外制定切实可行的地方行政法规，使各种法律法规综合为用，形成一个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系统，实现综合治理，也至关重要，目前亟需完善和健全。

三 如何构建合理有效的社会安全与稳定问题预警机制

在构建预警机制时，政府的首要义务责无旁贷，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亦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提出一些设想和建议：

1、加强预警机制建设 。政府必须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收集各种可能导致危机事件的信息，并且能够及时和高效率地处理这些信息。政府部门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将决定政府部门对于危机的预警能力。而政府部门处理危机信息的能力，又受制于部门的“科研能力”和“组织资源”。为了使得这种能力有效发挥，就必须配备必要的组织资源，包括组织和人力资源，也就是说必须配备专门用于处理危机事件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获取和累积关于危机知识能力取决于政府是否安排专门用来处理危机某种专门基金，并在平时配备专门组织机构和人员，而且对于那些非常容易面临危机和事件的政府部门，尽可能保留一些“宽松的资源”。

2、树立危机预警管理的协调意识。要提高政府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就必须遵循危机管理理论，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机制不应以市场协调型为主，应以等级协调为主，即政府内部建立一个可以对各个部门发布命令的专门机构来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活动。同时这一部门要密切保持与各地区、各部门的联系，及时建立有效的政府间合作机制，甚至国家间合作机制，以减少危机事件的负面作用。当政府所面临的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时，建立危机管理机构就显得非常必要。因此设置一个危机处理机构并赋予其足够的权力是政府宏观调控和行政管理的有效途径。

3 、形成社会诚信支持系统。公众既是灾害管理的对象，又是灾害管理得以发挥作用的主体。政府是公众社会最重要的信息源和信息发布者，具有很高信息公信度。因此政府应真实地处理发布的事实性信息、指令性信息和评价性信息，并以此在思想意识上达到高度统一，在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4 、建立有效、快捷的信息网络系统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信息传播速度之快，渠道之广已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一场信息争夺战、保卫战已悄悄打响，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信息的控制和管理者，永远处于积极主动的有利地位。社会及公共安全信息源覆盖面广，分散性大，隐蔽性高，突发性强。相对于其特点，应建立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信息搜集、反馈和处理系统，以政府为领导，各部门联络站为纽带、基层信息员为基础形成网络系统，实行专研结合、打防结合，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确保信息反馈时效性强，渠道快捷畅通，将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础或萌芽状态。

5、加大投入力度，发挥科技优势，建立公共安全网 。利用先进网络技术，将分散于重点部位，要害部门和社会物业管理区的安全网络，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局域网、城区网、城乡网、建立高科技公共安全网，提高技防能力。公共安全网是一种综合型的安全防范及服务网，进入网络平台的监控点可通过专线或电话线与客户连接，传送声像信息，监控站可通过光纤、ISDN或ADSI转接监控点传递信息，网络指挥中心铺设光纤或数据专线与各监控站联系，并利用政府上网工程与“110”、“119”、“120”、“122”等专业出警机构互传信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触发——报警——过滤——上报——处警，从而提供获得防盗(抢)报警、消防报警、远程检测、医疗救护、违章管理、移动监控、家庭援助以及突发性事件处理等全方位防范管理和安全服务。

6 、逐步完善社会公共安全与稳定的突发事件管理的法律体系 。国务院公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出台，标志着公共安全应急处理工作进一步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将促进我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为今后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事件建立起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法律制度。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也应制定相应的应急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预案，实行责任制，并依法对不作为行为追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使社会安全问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的公共安全意识和防范的基本技能。

总之，加强社会安全与稳定的管理及预警机制建设和研究，应将其纳入到维护社会稳定的计划、组织、管理、控制的社会管理体系之中，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给予战略性思考，这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社会安全论文范文二：转型期的二元结构与社会安全

在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两种体制并存和交织，形成二元社会结构。而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转型期是社会安全问题的易发期，因而社会安全已经成为一国转型期中现实政权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大量的社会实践和研究成果表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二元社会结构及其内在的不安全因素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瓶颈。

实践表明，社会结构二元性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表现在新旧体制之间，而且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贫富群体之间都将发生程度不同的摩擦和碰撞，而这种摩擦和碰撞必然会表现出思想多元、文化冲突和利益分化等社会转型期的特质。其中，由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利益分化，是形成社会结构二元性差异和对立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利益结构必然是社会的深层结构。在理论上正确把握利益结构及其要素，对于分析转型期社会的实际状况，进而建立有效的社会安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最为显着的特征就是新旧体制的转换和更替，而这一特征使得这个“过渡阶段”被指称为社会转型期。然而，新旧体制的转换和更替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以实现的，所以在社会转型期中，必然发生一种“传统”与“现代”两种体制并存和交织的状态，这就是学界称谓的二元社会结构。一般认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转型期是社会安全问题的易发期，因为社会的动荡和危机往往产生于向新的社会结构的过渡阶段。所以，社会安全已经成为一国转型期中现实政权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国家现代化建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进行考察，它表现为结构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元结构不是一种社会常态。因为，在新的社会结构逐步形成的同时，旧的社会结构在相应地消解和散失，最终使国家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但是，大量的社会实践和研究成果表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二元社会结构及其内在的不安全因素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瓶颈。因为，从深层次上分析，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全状况与该国的社会结构形态是密切相关的。通常，在二元社会结构特征显着以及延续时间过长的国家，其社会安全的程度相对较低，甚至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而那些在社会结构上能够尽快消除二元差异和对立，以至实现跨越二元社会结构形态的国家，其社会安全就具有坚实的基础。这种对比结果，已经普遍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一个国家能否建立现代社会安全机制，直至成功走出传统社会的衡量标志，甚至还把它作为考察其能否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实践表明，社会结构二元性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表现在新旧体制之间，而且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贫富群体之间都将发生程度不同的摩擦和碰撞，而这种摩擦和碰撞必然会表现出思想多元、文化冲突和利益分化等社会转型期的特质。其中，由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利益分化，是形成社会结构二元性差异和对立的主要原因。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不仅表现为利用市场自主地配置资源，而且市场本身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对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构。虽然，由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利益分化及其利益关系结构的变迁，不一定能称得上是显着的社会运动，但是，它的存在和加剧意味着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重新分配，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重组，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特质，表征了社会转型期中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某些重要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利益结构必然是社会的深层结构。

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利益结构在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迁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利益结构不仅体现了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体现了社会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结构关系在客观上形成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之间的中介，而这种中介作用体现了一种以社会成员内在的利益要求为基础，通过利益结构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关系转化的功能。从理论上分析，利益结构及其表现出来的各种利益关系，一定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从实践上考察，社会利益关系在具体的形成过程中，又离不开社会成员的意志与行为的作用，甚至应当把这种关系看成是社会成员之间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相互作用，以及现实政权对这种相互作用进行控制和调节的结果。否则，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将脱离对社会安全监控的现实基础，进而步入“用现成的公式和原则去套用社会现实”的误区。因此，在理论上正确把握利益结构及其要素，对于分析转型期社会的实际状况，进而建立有效的社会安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利益结构中的要素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一般来讲，比较重要的要素有利益结构的主体、利益观念的刚性、利益价值的取向和利益实现的方式等。其中，对利益结构主体的分析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利益结构关系的分化以至新的利益结构主体的形成，都是通过一定社会的利益阶层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反映出来的，其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们掌握和支配利益资源的状况，在新的经济制度和体制的作用下，一部分掌握和支配了利益资源的阶层和群体，他们在社会中占据了主动和优势的地位，而相反的人们只能处于相对被动和劣势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控制和调节社会利益关系主导力量的现实政权，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在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安排上有利于市场利益主体的要求和愿望。于是，利益结构关系不仅反映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也反映出了非利益主体成员与现实政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转型期出现的社会成员地位差异，非常容易造成人们获得利益机会的不平衡性，如果这种差异和不平衡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弥合，就很有可能转化为社会不安全因素，甚至刺激社会冲突或社会危机的发生。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最为明显和重大的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由于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而交换经济必须以财产独立为前提，所以现实政权所要承担的功能就是确定财产权利，并且要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些权利。然而，中国政府始终面临着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历史重任，所以在调节利益关系的过程中，一定要减少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制度性的规则和秩序的多重性，要切实把税收征管、社会保障、扩大就业等一系列政策同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有效可行的社会安全保障机制。

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制度性的二元结构不仅会严重肢解社会资源体系，造成交易无序、分配不公、腐败滋生，以及地区差异和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而且还将阻碍社会成员的统一认同，进而形成思想多元和文化冲突。因为，经济制度与利益关系上的矛盾非常容易积聚于观念领域，严重的观念冲突往往表现为思想、文化上的裂变和分野，引发不同利益阶层和群体在心理上的对立，以至降低社会认同感和协调性，从而为形成社会不安全因素酝酿心理基础。在这种状况下，传统时代所运用的整合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使得昔日积累起来的社会凝聚力及其给予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开始大幅度地下降，这种状态下的社会结构必然显得极其脆弱。此时，传统利益观念的刚性作用将得到充分的体现，特别是在利益受损的那部分利益阶层及其成员中，这种刚性作用将成为新的利益结构形成和发展的严重障碍。为了尽快弥合转型期中二元性的差异和对立，现实政权一方面要加大缩小地区差异、贫富差距的政策力度，尽力减少和避免传统体制受益者因利益受损而产生的不满;另一方面又要尽力满足新的受益群体在稳定和发展方面的强烈欲望，以努力消除不同利益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对现实政权的不满，从而消除由此可能给社会造成不安全的隐患。

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表明，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问题是与二元社会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妥善解决有着直接的关系。二战以后不少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先后把“发展”确定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尽管这些国家在发展的战略、模式、政策上有着很大差异，却表现出一种十分明显的特征，就是谋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现存二元结构的国际环境使现代化的发展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先进发达国家的存在及其示范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产生了正负效应交织、交错在一起的复杂状况。由于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属于“外诱型现代化”类型，于是，一边是极其落后的内部现实，一边是高度发达的外部示范，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社会结构二元性的差异和对立更为凸显。本来，在很低的历史起点上谋求现代化就十分艰难，而当着外部示范以高水平的现代标准，乃至后现代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冲击的时候，就使这些国家面临着各个领域同步发展的巨大压力。发展中国家处在内部落后、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决定着它的发展不仅是一种创新的过程，而更多的是从先进发达国家那里借鉴和输入制度性因素的过程;同时也决定着它不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是人为的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其结果，将使这些国家的发展成为缩短正常的发展周期，在短时期内发生急剧的、不均衡的变革过程。然而这种急剧的、不平衡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加剧多重的利益分化与重组，以至形成社会的动荡和危机。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把握自己国家家和民族的历史惯性及其影响力，切实将各种利益关系整合进一个具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框架内，主动缩小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差异和对立，特别是从制度上消除那些制造和强化二元结构的弊端，以保障社会安全，尽快实现由传统社会体系向现代社会体系的转化并轨，推进本国现代化建设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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