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作为私法与公法之间的转轴规定于《民法通则》,是我国特有的做法。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国家政策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关于国家政策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国家政策的论文篇一

《个人因素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摘 要】人乃组成社会的最基本要素，自有政府政策以来，其制定和发布一直从根本上受到个人这种最基本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个人意志又时刻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其历史局限性，研究政府政策的影响因素必然要从这方面入手。

【关键词】个人;政府政策;社会

政策，是指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传统中国文化里的个人因素对政策的影响作用，阐明重视个人的影响因素是政策制定的必要环节。

参与政治生活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中国人也不例外，中国人对政策的影响与其所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传统的中国人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其行为导向、价值选择、思想根源无不是由儒家思想做支撑的，反映在对政策的影响上，突出的三点有对”仁”的道德追求、对秩序稳定的追求传统、对统治者的“圣人”标准的要求。

一、对“仁”的价值追求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主导思想，其“仁”的核心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源远流长，具备相当的影响力，传统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来源中，“仁”的内容占了很大一部分。“仁”的理念最基本的是对人的关注。这种精神体现了对人自身地位和价值的肯定和重视，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保护。仁的此种精神，在孔子确立仁学之初，即有所体现。孔子曾以爱人来解释仁的内涵，这就揭示了仁的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对人的肯定和爱护。他还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原则，体现出对他人的体贴与尊重。

这种价值标准要求政策的制定施行要符合“仁”的标准，从现代治理角度看，就是政策理念上向服务型转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最基础的政策标准，公众不认可的政策坚决不实施。公众对政策的判断固然受制于个人智力、生活经验、受教育水平、政治理念等等个人因素，最重要的是受“仁”的价值判断标准的影响。在近期出现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事件等等聚集了大量个人、组织关注的事件中(如红会郭美美、PX项目)，不少人对客观事实也许并不掌握充分的材料，但群体性决策的做出和群体性情绪的高涨背后有着深厚的“仁”的价值判断，这一价值判断使人对自身行为的合法性肯定远远超过法律和其他社会道德，有着无法言明的“道德正当性”，这是政策制定者在作出决策时所必须考虑的，即“仁”的价值判断标准为社会提供的道德批判权，会反复审视政策的合法性，这一审视完全是由传统道德层面发起的，与现行法律法规相互纠合，故而“难以应付”。所以，政策的制定实施要充分考虑政策的外在显现性，使其外在表现符合“仁”的价值标准，这也是社会道德的客观要求。

二、追求秩序稳定的传统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大陆型国家，大的国家领土范围、多民族状况、稳定增长的人口、主流文化的长期发展等等因素决定了社会各个层面都要求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因此追求稳定的秩序也是普遍的个人心理，追求秩序稳定具有其历史性因素。在市场经济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的时代条件下，个人必然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的秩序做支撑，这使得个人会对政策的稳定性有较高的期待，故而追求稳定的秩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个人的普遍心理，这也与传统上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的长期秩序的稳定相一致。

这要求政策的制定实施要有稳定性、连贯性、一致性、历史传承性，拒绝忽左忽右、甚至“开倒车”的政策现象，这与中央“不折腾”的时代精神的相一致的，都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确保秩序稳定。在当前大变革时代，中国面临着全所未有的改革压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都急需深入改革，社会各界改革的呼声舆论也很急，中央领导更是发出“不改革就是死”的决绝论断，我们应该认识到，改革是必然的历史道路，中国的发展必定与改革的稳步推进休戚相关，但秩序的稳定是每个人内心的潜在需求，也是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历朝历代的中兴无不与稳健可靠的中央政策息息相关，在当前，稳健的改革政策应是中流砥柱，任何激进式、冒进式、运动式的改革都将带来破坏稳定秩序的风险。追求秩序的稳定既是政府的既定目标，也是民众的内心潜在需求，两者在政策层面上完全可以找到相契合的地方，保证秩序的稳定是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三、对统治者的“圣人”要求标准

传统中国社会对统治者的“圣人”期待标准对当今政策的实施依旧有重要影响，虽然在西方政治文明影响下，对“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等现代政治的制度性措施已有充分认识，但就政治文化的“软”的层面上看，传统儒家政治主张依旧在国人潜意识中，通过道德传统、文化影响等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以致于政策制定者也不得不服从于种种传统约束，加强宣传工作，注重执政者、执政集体的政治符号作用。

“圣人崇拜”因素对政策影响主要在于对施政者的影响，即对当今统治集体的“圣人标准”要求。自古孔子“任人唯贤”，重视执政者的自身修养，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体现在当今就是对于执政者、执政集体的外在要求，注重宣传与个人形象等“政治符号”，习总“破除官僚风，重在为民”“正衣冠”等等一系列的施政新风正是在客观上符合了大众的“圣人崇拜情结”，有利于政策的施行。“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传统中国浓重的“圣人崇拜”文化对于现代政治文明来讲是一大痼疾，但对于当前中国剧烈变革时期而言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效的利用完全可以成为巨大的良性政治治理资源，为深入改革获取民心支持，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保驾护航。

四、结论

近代以来世界政治的发展均把“人”放在重要的地位，保障人权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重要话语权，这与我国传统的“民重君轻”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在新时期重视“重民”思想既是我国政治传统的要求，也是顺应世界政治价值发展的要求，想要达到这一效果，建设民本社会是必然选择，这是由中国千年的自身发展和近代世界历史潮流所决定的，对个人发展的支持、对家庭财产的保持增加和其他社会因素更突出了建设民本社会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吴敬琏，郑永年，基辛格.影子里的中国[M].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2]梁鸿.中国在梁庄[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3]梁鸿.出梁庄记[M].花城出版社，2013.

[4]邓正来.国家与社会[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M].新星出版社，2009.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三联书店，2010.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关于国家政策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