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灾后重建决不只是广泛发挥各种募捐等善举，以重建我们失去的家园的问题。尚有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要以此为基础，我们应该对地震的发生有一个经验上的总结与学理上的提升，形成我们关于地震，特别是中国地震的系统认知，奠定中国地震科学，特别是临震预报科学的更为丰富的知识基础。临震预报的目的主要是给人民打一声招呼，以尽可能减少、避免生命和财产损失；临震预报的成功案例说明其是可能且可为之事；临震预报的表面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派门户森严，非主流学者没有话语权；临震预报的深层次问题主要是，科学研究缺乏自主创新机制。因而中国地震学的自主创新研究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临震预报 自主创新 耿庆国 汶川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灾后的救治工作已经逐步从救人向灾后重建的转移。灾后重建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更为宽广的思维。灾后重建决不只是广泛发挥各种募捐等善举，重建我们失去的家园的问题。诚然，这些问题都很重要，而且应该抓紧落实，保质保量做好。然而，尚有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以此为基础，我们应该对地震的发生有一个经验上的总结与学理性提升，形成我们关于地震，特别是中国地震的系统认知，奠定中国地震科学，特别是临震预报科学的更为丰富的知识基础。就知识界来说，这应该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与重中之重。

1966年3月8日和3月22日在河北省邢台发生了6.8级和7.2级强震以后，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重视之下，从此开启了中国地震预报研究的先河。周总理说：“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不能只留下记录，要从中取得经验。”“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出经验。对年轻的地震工作者号召：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周总理提出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兵种联合作战，多路探索；要到现场去实践，抓牢地震现场不放。（耿庆国先生，2006，下文引述未注明出处，均同）时至今日，8.0级的5·12汶川大地震是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的罕见大震。其损失尚未有最终定论，其代价我们也可想而知。根据周总理的精神，付出如此代价，我们也应该从中吸取、总结经验。

引言：临震预报的目的：给人民打一声招呼

任何研究都有其特定的目的。依其学科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耿庆国先生指出，“我们搞地震预报工作，一个是总理的要求，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一个是因为灾区人民的呼声，要我们震前打一声招呼就好了。”周恩来总理在我们国家上一个地震活跃期（1966年到1976年）非常重视地震工作：到灾区视察，召见地震工作者，号召搞地震预报。这就是为什么耿庆国先生将搞地震预报的第一个目的视为总理的要求、视为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地震预报工作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第二个，也就是震前打招呼，以着力避免、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既然如此，地震预报理当成为我们地震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加以研究。相比震灾救治而言，地震预报应该排在更为优先的地位。虽然“ 地震预报工作是世界上科学难题，还在探索当中，还没有解决。但是，应当把力量集中在临震预报的突破上。能够在震前、临震应急上多做工作，不是地震后，而是在地震前争取打招呼。”因此，关于临震预报，我们应该坚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观点。“要以预防为主，要立足于有震，这是非常重要的。”

立足于有震，也就是要做有震推定，而不是无震推定。特别是对于那些活跃的地震带，更是要做有震推定。道理很简单，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一旦我们漠视这些地震，其结果就有可能是顷刻间数万人遇难，一切都将毁于一旦。5·12汶川大地震已经让不知道地震威力有多大、多恐怖的国人大大开了眼界。一旦地震意识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们就会主动去学会如何应付地震，如何保卫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将地震后的求生与保全的本领与基本技能教会给我们每一个人。而不是地震发生之后，我们惶惶不知所措。就算我们预测失误，最多也就是人们恐慌，骚动。并且，一旦发生了地震，或者有些前震，人们马上就知道要以最快的速度避难求生，保全自己、护卫亲人、扶助邻居、告慰远朋亲友，求其放心。再者，根据地震带的分布，重大地震大多发生在那些地震活跃带。而这些是比较容易预测的。当人们逐渐习惯了以后，恐慌也就慢慢消逝。唐山大地震因为惧怕骚乱，特别是北京骚乱，而不做出临震预报，而导致24万余人遇难就是最好的明证。

一、临震预报的案例：可能且可为之事

耿庆国先生指出，虽然地震预报是世界科学难题，但也不是不可预测的。这是目前少有的依然坚持临震预报的“可预报派”。在当今的地震学界，依然如此执著坚持，且多次预测到地震的发生，确属难能可贵。“地震预报是当代科学难题。现在大家都在追求，在不断的探索当中，解决地震预报问题是一个探索的课题，但是到底地震能不能预测？根据我们中国的体验，我认为地震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预测的。”

就地震预报而言，我们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历史。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成功经验。也算是对我们目前主流观点所认为的地震无法、或者是难以预测“不可预报派”的一种回应。在这方面，我们到底可不可能？地震专家耿庆国先生的观点是，地震预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我们不妨梳理他对此的分析和例证。我们这里也不妨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临震预报还是可以做到的。不说相当严密，大致的情形还是可以把握。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是可以掌握人与自然“斗争”的主动权。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一是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7.3###级地震。

在耿庆国先生看来，此次地震做了很好的预测工作。“临震前，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和沈阳地震大队他们的工作非常好，他们抓得很好，把地震短临预测和预防工作做得很好。当然也包括有前震，有小震闹，也包括有一些其他的观测的异常，包括当时有的地壳形变，水准的异常，地磁的异常，还有土地电、土应力和宏观异常。海城地震是取得了很好的预测预防效果的大地震，轰动了全世界。”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学家露西尔·琼斯也指出，历史上迄今最准确的一次强震临震预报是1975年中国辽宁海城地震。也正是这次成功预测，从此奠定了中国临震预报的世界领先地位。

二是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7.8###级大地震。

这里面的情况更是“英雄所见略同。”2006年07月31日，在回顾反思唐山大地震三十年，回答搜狐网友时，耿庆国先生对唐山大地震的临震情况至今依然坚持如下看法，也着重提出一些值得关注的事实：

“海城7.3级大震发生后，华北地区大震的危险性并没有过去，1975—1976年仍须密切注视河北、山西、内蒙古南部及宁夏东部地区的大地震动向，要时刻警惕可能出现波及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或包头的震级为6级以上、甚至7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特别值得注意的地区是“第一、张家口、唐山、沧州、邯郸、介休、大同、张家口这一地区；第二，包头、五原、磴口；第三，银川、固原。”

“唐山大地震临震前，唐山的老百姓，甚至包括北京、天津的老百姓都感到很闷热。”“1976年6月29日至7月5日，五项指标中，日降水量、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均突破了历年同日的极值，只差一个平均气压没有突破了。根据震例总结，我认为可能要有地震。”

“我们北京地震队1970年成立，到1979年后，合并到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十年间北京地震队调子最尖锐的一个简报就只有这么一份。当时‘七大异常’，包括华祥文，她是搞地震活动性研究的，她根据地震活动性的分析，提出了很好的预测，担心还有大的地震，还强调唐山滦县这个地区。还有李宣瑚，他是用地下水氡含量异常来预测，感到有情况。陈克中，还有刘慧林，他们发现大灰厂地形变异常。另外地电，赵广全，他觉得异常是很大的。他谈到有7级的地震。还有研究地磁的一些有关专家提出来，地磁有异常，还有地下水位异常。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七大异常’。”“地形变、水氡、地电、地磁、地下水位、地震活动性和气象异常。都是七个方面的前兆异常。这表明唐山大震前，虽然没有前震，但前兆异常是十分明显的。”

“说老实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京津唐张地区打一个招呼，报一个5—6级地震，是应该能做到的。我一再讲，我们没有水平报出 1976年 7月28日几时几分，但我们有水平报7月底8月初这段时间。因为我的五项指标管30天，7月24日北京队内部会商的时候，张闵厚他做的地磁K指数异常，他就讲了，1976年7月26日正负2天将在京、津、怀来、唐、渤、张地区发生4级以上地震，外围震级更大。我当时说你要把震级提到5级以上，我就报，包括北京、保定在内的京津唐张地区有六级以上地震。”

“我们没有水平报唐山丰南这个具体地点，但是我们有水平报京津唐渤张这个地区。因为地震这么大，7级以上地震，它的烈度6度区很大。我们没有水平报7.8级这个震级，但我们有水平根据资料报震级可以达到5级或6级以上。”

“我的老师傅承义先生是地震资深专家。在1984年2月，他审查我《中国旱震关系研究》这本书的时候，谈到唐山地震，我的老师讲了，唐山地震看来只是前震不明显，前兆还是十分明显的。第二句话，根据当时的情况，打一个五、六级地震的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能够办到的。”

我们这里大篇幅援引耿庆国先生原话，不是为了证明耿庆国先生的事后诸葛亮。从耿庆国先生的说法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唐山大地震并非空穴来风，有这么多的前兆和指标，只可惜智见未能发挥作用。终致灾难发生。这也是为了证明其关于当时唐山大地震的预测还是有其自己及其同仁的独特观察、看法和理解的。我们不要死套临震预报的三个要素（震级、时间和地点）一个不错。对于一个世界科学难题，我们能够达到一些预测指标就已经相当不错了。问题只是在于，在如此多地震专家同仁提出严重警示之前，我们对此持有什么样的心态，是确信其有，还是相信其无？

三是新近发生的5###·12###汶川8.0###级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我们的主流媒体和主流观点，以及相关机构和主管机关基本上对地震发生的前兆没有给予任何、至少是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然而，这并不等于，汶川大地震就没有任何资料说明或者预示其发生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我们有相当的资料可以证明其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迹象。我们这里也不妨例举一些资料予以佐证。

资料一：陈学忠先生2002###年就提出2003###年以后要警惕四川地区发生地震

陈学忠在《四川地区7级以上地震危险性分析》（原载《国际地震动态》2002年第12期）一文提出要警惕四川近年来发生地震。文章指出，“自1900年以来，四川地区7级以上地震平均时间间隔为11 年，最长为19 年，最短为3年。自1900年以来四川地区发生的7次7级以上地震之前1～3年中国大陆地区都发生过717级以上的巨大地震。从1976年以来四川地区已经26年没有发生7级以上地震，远远超出平均时间间隔。在这种背景下，2001年11月14日在青海－新疆交界发生了8.1级巨大地震，很可能指示在未来 1～2年内，四川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从2003年起就应该警惕四川地区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可能!”“如果发生，要注意每年的3、4月和8、9月。”###

###资料二：美国《国家地理》：科学家一年前就已经发出地震预警！

在2007年7月中期的《地壳》杂志中，中国，欧洲和美国的科学家们写道：“断层的长度已经足以引发一次强烈的撼动地面的地震，它的潜力将成为爆发区域性地震的来源。”“我们已经明确的标示出了这些活跃断层的潜力，”“但这个信息事实上被锁进了一份学术期刊。”

“我们的证据显示从12000至13000年前开始，北川就始终伴随着使地表断裂的地震。”“根本上说，（2008年）地震的原因是印度和亚洲地壳板块持续且不可阻挡的碰撞，其速率约为一年20-22毫米。”“这次地震是西藏的山区向东边成都平原移动。”随着西藏高原北移，“西藏的中部地区正在塌陷，就像奶酪刚从烤箱中拿出来放到冷空气中一样。”而且，随着印度板块持续撞向西藏，“它正在制造新的断层”，同时也意味着新的危险。

资料三：联合早报报道：蟾蜍大迁徙，官方漠视预兆

香港明报报道，四川阿坝州汶川县昨日发生地震前，四川先后发生过两次“地震疑云”。汶川附近的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上周五（5月 9日）出现蟾蜍大规模迁徙的异象，引起民众的猜疑和惊慌，认为是“天灾预兆”，但当地政府当时安抚民众指蟾蜍只是正常迁徙。5月3日阿坝州当局还专门辟谣，指阿坝州坊间流传的“将要发生大地震”是误传。

###地震预警######官指谣传

而早在5月7日，内地互联网上亦有自称地质专家的网民准确预测昨日（5月12日）内地会有大地震，全国都会有震感。在内地搜房网的BBS讨论区上，早在上周三（5月7日）就有一名自称是地质学家的网民发表文章，称根据掌握的资料及与国外同行的交流，预测2008年5月12日中国将发生地震，“大致位置会在四川和湖北中部，可能整个中国都有震感”。

文中说，由于没有确实证据，此预测不能在官方传媒发布，但因他是武汉人，预测震央距武汉不远，所以发表文章提醒老乡。此文贴出后曾被讥为“唯恐天下不乱”的造谣帖，但昨天被内地网民惊为“神人”，不少人埋怨当局忽视民间的预警。至昨晚，该文已被人从互联网上铲除。

资料四：地震预报专家欲哭无泪：今天的强震有人预报

据李世辉先生披露，耿庆国先生曾于2006年根据旱震关系，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2008年4月26日和27日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经集体讨论，作出“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文字报告已报中国地震局等，4月30日密件发出），而且，耿庆国先生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以上地震预报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均已明确）。作出这一预测的中国“非主流地震科学家”有耿庆国先生、汪成民、任振球、王迪兴、李世辉等。

以上资料都从某一个方面说明了汶川地震发生的可能性。陈学忠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要警惕2003年以后四川7级以上的地震，且可能会发生在3、4月间；美国科学家在一年前的警示，则告诉我们要注意2008年北川地区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最早报道蟾蜍迁徙的《华西都市报》提出村民的担心，动物反常是否预示着天灾，则被香港、新加坡等海外媒体广泛关注。实际上，震前动物行为异常是重要的宏观异常之一。不是说一定会发生地震，而是可以作为参数来加以考虑。在BBS发表5·12地震的神人地质学者的惊人预测，则提供了另一种民间预测的声音。“天灾预测委员会”的报告，中国地震局是否收到？耿庆国先生等老专家的精确预测为何置若罔闻？为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今，我们看到的都是中国地震局多次强调其没有收到任何临震预报。到底应该对此做何解释？

如果我们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我们会发现，此次汶川大地震不是没有前兆。国内外的学者都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警告。既有时间段的，也有相对具体时间的。只可惜，我们重视不够，我们未能防患于未然。特别是，耿庆国先生等资深学者对地震的发生把握得还是相对较为准确。这说明，我们的临震预报还是具有可能性的。当然，也说明，我们对地震发生的警惕性尚不够。我们给人民打招呼的意识也“年久失修”。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前述的有震推定的原则，我们就会时刻关注着各种关于地震预报的意见和观点。多方求证，实地观察，综合分析，将国内外的科学研究与实地观察结果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做出一个尽可能科学的临震预报。

二、临震预报的表面问题：学派门户森严，非主流学者没有话语权

当今中国的学术界，门户等级森严，派别势力严重。非我族类，其心必衣。同为学者，同为一个领域的专家，也就势必水火不相容。有些人土霸王思想严重，一山不容二虎。倘有不听话者，扫地打发出门。在一次次排挤打压之后，学术界最后就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势力群体和利益集团。而且这些人逐渐垄断了学术话语霸权，摇身一变成了“意见领袖”、“英明决策”的化身。在自然科学领域，诸如地震学这样的学科，一旦形成这种格局，其后果不堪设想。其典型表现就是，非主流的观点和边缘的声音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建国以来，地震科学的研究似乎有这样的传统。在耿庆国先生看来，“我们国家老科学家里面，能在地震预测第一线率领我们冲锋陷阵的，一个是李四光，地质部的专家，一个是翁文波，石油部的专家，他们两个人都是资深的学部委员，也就是资深院士。但是他们是亲自带头搞地震预测的。”“翁文波院士搞的是信息预测，是和传统的统计预测不一样的。翁文波的信息预测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这是我们国家自主创新的成果，但是现在仍得不到重视，这很奇怪，成为非主流派。”

而且，权力主导学术，学术屈服于权力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就唐山大地震而言，耿庆国先生亦有同感。“我至今仍认为，如果在北京地震队震情告急期间，从7月14—26日这12天里，如果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开一个京津唐张地区的震情会商会，把北京地震队、天津地震队、唐山、河北地震局都找来谈一下，说不定一碰头，情况就会好一些，对监测预报工作有利。”

其实，当耿庆国先生说出这些的时候，无不包含着对我们当下学界的忧思，以及对个人身世的忧虑。现年67岁的耿庆国先生又何尝不是非主流派呢？地震科学尤其如此，因为其一不小心将导致的是数以万人的性命从此消逝，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成就一夜垮台，所有的一切都将将毁于一旦。这次汶川大地震我们已经见证了，而且是痛心地见证了。因而，科学准确地预测，做好地震的预防工作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学术研究应该尽量少些派别之间，多些宽容与求同存异。每个人的眼光不同，视角不同，立足点不同，关注的重心不同，应该互相敬重，互相交流，形成合力，攻克难关。比如，合力攻克临震预报的难题问题。因为其换来的不只是学者个人的研究成果的积累、科学理论的建立，学理模型的创见，最重要的是，它会关系到最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人民的生命保全问题，人类的存在与否问题。

三、临震预报的深层次问题：科学研究缺乏自主创新机制

中国的地震研究可以在利用我们的悠久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结合西方最新的科研成果，逐步摸索出我们的自主创新。我们应该逐步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路。何况我们已经具备一些良好的基础。“我们有 3000年的史料可以研究，我们的国土非常辽阔，版块内部的地震也是很独特的环境，关键就是要搞自主创新，而且是中国的原始创新。不要老跟着外国人跑，外国人没搞中国人就不能搞，这种标准是不行的。”

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其实中国地震学搞好了，也完全可以引领世界地震学的发展。这就是说，地震学研究也应该有中国特色。而且也已经有一些中国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特色。正如北京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力学所研究员邓乃恭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在地震预报方面是走在前列的，而且有相当成功的先例。中国预报地震的方法很多，包括地球物理方法：地震发生前，地磁场、重力场等可能会发生改变；还能通过地应力和地形变来探测，也包括对地下水所含氡气的含量以及关于动物异常行为的研究”。

任何科学研究应该多元并存，共同发展。地震研究概莫能外。而目前的现状恰是，“党中央胡总书记号召我们自主创新，但我们在地震预测方面的一些自主创新方法，唐山地震后至今仍得不到支持。”这样的格局应该彻底打破。要打破地震研究的派别门阀，通力合作，形成合力。地震科学的自主研究确实需要多方支持，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支持。仅仅有国家领导人的空头支票、却无力践行、无法践行。确实值得我们反思。

耿庆国先生至今尚有一些美好的愿望：“希望国家对防震减灾要加大投入，要特别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预测方法研究，要对综合交叉学科的群体科学家正在从事的巨灾和灾害链研究给与切实的支持，以造福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觉得，人民的安危重于泰山，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要很好的把临震预报搞好。特别希望能够在临震预报方法的自主创新方面得到有关方面的认真支持和落实。”如此有良知、有责任感的地震学者，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这既体现了学者的学术自觉与学术良知，又体现了学者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的忧患意识。我们国家、社会理当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和研究环境。

关于如何发挥科学的社会作用，已故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J.D.贝尔纳指出了其问题，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由于科学日益成为现代国家正常行使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家的独立和批判的态度减弱了。”因而，科学家更多的会考虑政治问题，比如政治稳定问题，而不是科学自己的研究和创新问题。恐怕当今中国的地震科学尤其如此。更要命的在于，“由于科学家人数越来越多，大多数人也越来越明白，他们在这方面的希望是极小的。于是他们就倾向于同行政人员和职员一起，更加集中力量来改善自己的实际境遇。”这是我们“科学家”的悲哀还是科学的悲哀，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要充分发挥科学的作用，至少需要做到两点。其一，需要改变科学研究所处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与科研环境。“要想使科学组织发挥好应有的作用，就需要对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组织进行适当的改革。如果没有这些改革，即便能在科学上做一些小小的改进、纠正某些弊端，也不能使目前的效率低下的、浪费的和令人沮丧的制度产生根本的变化。”由此可见，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何其重要！

其二，还需要科学家自己的积极争取。具体来说，如何使国家较好地扶植科学呢？“只能通过有政治觉悟的科学家的个人合作并且通过他们同进步的政治力量的联合，才能使这种情况发生。要做到这一点将是困难的，因为这需要政治运动的领导人和群众都能真正理解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它的需要。 ”（贝尔纳，1982：513－541）这就是说，我们要去开启政治家的明智，开启广大群众的明智。这些任务都落在科学家身上。既要搞好研究，又要开启这么多人的明智。这也就注定了有伟大抱负的科学家势必劳苦不堪。能随心所愿者，皆属大幸。

贝尔纳的这些建议对于当下中国来说，尤其切中问题的要害。改革开放以来，一切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旗之下，我们放松了对大自然、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警惕。于是，一旦大自然张开她的巨口，与我们不和谐、甚至要吞噬我们之时，我们如此被动、如此束手无策、茫茫然不知所措。如此看来，中国的科学研究，尤其是缺乏相应机制与制度环境的自主性研究，其前路依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耿庆国先生：“中国地震局研究员耿庆国先生：临震预报是可能的”（2006年纪念唐山大地震搜狐访谈），5·12汶川大地震之后，该文再次在网上广为流传。比如，乌有之乡网2008年5月16日刊发了此文，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5/39169.html。

2、陈学忠：“四川地区7级以上地震危险性分析”，载《国际地震动态》2002年第12期。

3、《National geographic news》：“Study Warned of China Quake Risk Nearly a Year Ago”，（美国《国家地理》：科学家一年前就已经发出地震预警！），美国《国家地理》网，

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08/05/080516-earthquake-predicted.html。

4、联合早报报道：“蟾蜍大迁徙，官方漠视预兆”，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8/05/hongkong080513b.shtml?from=814e.com

报道此现象最早的是2008年5月10日《华西都市报》，“绵竹：数十万只蟾蜍‘搬家’横穿马路”。

5、美国地震专家：短期临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新华网，

http://www.cq.xinhuanet.com/2008-05/21/content_13324155.htm。

6、“地震预报专家欲哭无泪：今天的强震有人预报”，该文最早来自李世辉的博客文章。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该文在网上广泛传播。只是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该文在多家网站要么被屏蔽，要么被删除。

7、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张今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