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内容丰富，各家涉及主张很多，也留下了很多丰富的研究史料。“贤能”即具有才能的贤德之人，“贤能”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才理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民对于人才的定义有过种种不同的界定，这些认识反映着人才观念的历史演进。从原始社会的大同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从天下为公到中国梦，在任职用人问题上，“选贤与能”的问题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关键问题。而传统文化中的人才理论则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1)人才定位，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性;(2)人才标准，德才兼备;(3)人才选用，知人善用;(4)人才考核，循名责实。

1人才定位：为政之要，唯在得人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历代开明君主和有识之士，都把人才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问题。古往今来，但凡有所建树的英雄人物，无不在用人方面留下了千百年来仍为人所称颂的佳话，而这些人之所以千古流芳，也正是由于他们能“唯才是举”，最终能得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三皇五帝到唐宗宋祖，从管仲到萧何，从诸葛亮到曾国藩，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的贤能思想在历史上起源很早，据称尧、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是因为贤能突出而被推选出来的。但凡开创一番丰功伟绩的贤君明主，无不重视人才问题。《诗经·大雅·文王》 “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说的是周文王尊贤礼士，贤才济济，所以国势强盛。先秦诸子百家则使得贤能思想更趋于成熟。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 其人亡，则其政息。”汉初道家隐士黄石公提出“治国安家， 得人也。亡国破家， 失人也”的思想，将国家的安定与兴亡直接与人才的得失以及人才的任用联系起来。战国时，堪称贤能思想集大成者的墨子指出：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将人才的多少与国家兴亡直接挂钩。《吕氏春秋·知度》曰： “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将贤良之才看作是成就王者霸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唐太宗李世民全面研究前人的人才理论与思想，提出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这也是当时对于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了。通过对康熙皇帝总结人才问题时指出：“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这些论述，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统治安稳、国泰民安皆系于人才的道理。

2人才标准：德才兼备

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意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分，必偃”德行能渲染他人，产生辐射效应，教化诱化民众，而且有才就能寻得一官半职，为统治者服务。德才兼备才能使人才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在古代入仕是最好体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不仅可以获得充足的社会生活资料，更多的是可以满足多年寒窗苦读换来的光宗耀祖的虚荣心需求。李世民曾对魏征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勤，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可见，用什么样人，是关系到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的大事，马虎不得。要拿出合理的选人标准，慎重选用人才。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都将人的德行和才能看作是贤的内容，同时也将“德才兼备”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

《尚书·咸有一德》中说：“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认为君主选人任官，一定要同时具备贤德和才能两方面。孔子也以“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来指明选任官员要德才兼备。墨子在《尚贤上》篇更明确具体指出了贤者的三个标准：第一，要“厚乎德行”;第二，要“辩乎言谈”;第三，要“博乎道术。将”厚乎德行“放在了第一位，可见墨子对于人才的”德“是十分看重的。德为首要，对于辩才和道术的精通居次，要求德才兼备也。明朝刘斌提出选才的标准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只有三者皆备，才能当大任。司马光曾给德与才下了这样的定义：“夫聪察强毅之谓才， 正直中和之谓德，”“ 才者， 德之资也： 德者， 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兼亡之谓‘愚人’; 德胜才之谓‘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可见德与才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德才兼备，德处首位、帅位，而才次之。

但是这个标准也是随着时代的需求来变化的。创业唯才，守成为德。曹操在为统一中国成就一代霸业时就提出“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思想，而在掌握政权后连发三次求贤令，又要求“勿拒品行”。这说明在战乱时期用人不可求全责备。要适时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变换用人的策略，改变人才的衡量标准。

3人才选用：知人善用

古代封建的“亲亲”“尊尊”思想，严重阻碍了人才的选用，任人唯亲给社会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所以历代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看重人才的选用，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才选用的原则：

3.1不拘一格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又能就举之。”。强调人才选用要不计出身、所从事的职业及其样貌等。孟子更是举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间，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荀子认为“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意思是说，对于那些贤能有才干的人，要不按等级次序、出身贵贱，毫不犹豫破格使用;对于疲沓无能的人，不要等待片刻立即撤换。

近代改革家和思想家龚自珍在面对封建王朝选用人才的诸多陋习时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3.2用人所长，不求全责备

春秋名士晏子认为：“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任人之大略也。”唐代陆贽就明确主张：“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扬起所长，避起所短。能识别贤士突出的才能，为己所用，为成就一代丰功伟业奠定了坚实良好的基础。

3.3用人不疑，置之三本

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在《论任人之体不可疑》札子写到：“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若无贤不肖一例疑之，则人各心阑，谁肯办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代奸雄曹操一生奉其为用人信条，唐太宗李世民、康熙帝玄烨无不是忠实践行者。君主大胆无疑用人，贤士遇伯乐极力尽忠。而作为君主不但要礼待人才，还要能“置之三本”留住人才。“何为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予令”。要从精神和物质上去选用人才和留住人才。

4人才考核：循名责实、询与众人

在传统的人才思想中，领导者不仅重视选拔人才、任用人才，同样注重对人才的考察。

关于考察人才，古人做了很多尝试，也提出了很多先进的理念，也总结出了许多经验和方法。比如姜尚提出的“八征”之法：“一曰问之以言， 以观其辞; 二曰穷之以辞， 以观其变; 三曰与之间谋， 以观其诚; 四曰明白显问， 以观其德; 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危， 以观其贞; 七曰告之以难， 以观其勇; 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 ， 则贤、不肖别矣。” “六守”之法：“六守者， 富之而观其无犯， 贵之而观其无骄， 付之而观其无转， 使之而观其无隐， 危之而观其无恐， 事之而观其无穷。”以考察人才在仁、义、忠、信、勇、谋六个方面所具备的素质。“凡论人， 通则观其所礼， 贵则观其所进， 富则观其所养 ， 听则观其所行， 止则观其所好， 习则观其所言， 穷则观其所不受， 贱则观其所不为。 喜之以验其守， 乐之以验其僻， 怒之以验其节， 惧之以验其特， 哀之以验其人， 苦之以验其志。”中提出要从通过“八观六验”之法，来考察人才。

韩非子说“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对领导的用人之道进行说明，杰出的领导应该录用有才能，有德行的人，让这些人去担任重要职务。法家的“循名责实”是根据下属的职务去追求其应有的功效与业绩，从而考核人才。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对于我国现代的人才管理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的人才管理要不断创新方法，激励人才的潜力，使人才做出杰出的贡献。《慎子·威德》里有句“得助则成，释助则废。”是指通过众人的力量地能更好地实现目标，失去众人的帮助则什么事也办不成。

“询于众人”是一直在被沿用的察人之法，即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个人的闻见总是有限的， 群众的评判往往能反映人才的真实素质。因此孟子强调“左右皆曰贤， 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 未可也， 国人皆曰贤， 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日不可，勿听， 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 然后去之。”白居易则主张“明主之选将帅也， 访于众，询于人。 若十人爱之， 必十人之将也， 百人悦之， 必百人之将也， 千人悦之， 必千人之将也， 万人伏之， 必万人之将也。”他们都把群众评议， 看作是“察才”的重要依据。

以史为鉴可以明智。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内容丰富，从定位到选任方法都较为全面成熟。通过对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的研究以及探讨，可以了解到古代先人的智慧结晶，同时更能帮助我们在认识人才，发现人才，选用人才和考察人才，甚至于培养人才等方面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夯实的理论依据，为培养出结合时代特征的新型人才理论打下基础，汲取精华，取其糟粕，一方面对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目前的人才制度，增强我国的人才竞争力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会对实现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产生直接影响，对于我们长远的繁荣与安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