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在如今这个通讯与传媒高度发达，交通极其便利的时代里，方言的处境是愈发艰难了。

哪怕是穷乡僻壤，百姓家中也大多有了电视。电视里，无论是新闻，还是专题片或连续剧，还有领导人讲话，多半都是用普通话的(尽管领导人都有些乡音的痕迹，但是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浓重的地方口音已经很少了)。异地人士之间的交往，尤其是无法相互理解对方方言的人们之间对话，当然也都要依赖普通话这个纽带。远离家乡的大学生和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农人，也要学一点普通话以为交流之需，甚至是尊严之需。这自然带来了人际交往的极大便利。

“车同轨，书同文”，我们帝国早期的这种努力仍然不乏后继者。为了强化普通话的优势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于2000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在诸多行业、机构以及场合里必须使用普通话。例如在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要以普通话为基本教学用语。在广播、电视、电台中，要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语言。假如要使用方言播音，则必须得到国务院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

不仅如此，广电总局等相关管理机构还时常对于某些“违规行为”发出禁令或做出处罚，使得方言的生存空间愈发逼仄。例如2005年广电总局就发出过《关于进一步重申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的通知》，要求电视剧语言(地方戏曲片除外)应以普通话为主，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的普通话。而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少儿题材电视剧以及宣传教育专题电视片等一律要使用普通话。电视剧中出现的领袖人物的语言要使用普通话。同一年，广电总局还发出了一个“自律公约”，明确要求电视主持人，“除特殊需要外，一律使用普通话，不模仿港台腔及其表达方式”。而且，主持人随意夹带外语、用方言播报的现象也在明令禁止的范畴之内，“不模仿地域音及其表达方式，不使用对规范语言有损害的口音、语调、粗俗语言、俚语、行话，不在普通话中夹杂不必要的外语。”特别针对“港台腔”的指责引起了很大关注和争议。

凡此种种，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政府的意图，那就是普通话的应用范围越广越好，相对应的必然是，方言的空间越少越好。这种决策导向究竟会对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都知道，语言的丰富意味着思想的多样化。读过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的人，都会记起大洋国的领导人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即通过减少语言中的词汇量来抑制人们的思想空间，从而有助于维护专制统治。方言不仅语调上不同于普通话，而且每一种方言都有很多特殊的词汇和特殊的表达，它们很难转化为普通话。例如，四川方言里“宝器”(不知是否是这两个字)，意思究竟是什么，四川人常说那难以翻译成为普通话，它含义微妙，不是本地人很难体味和妥帖地使用。我的家乡胶东方言里有“刺闹”一词(《西游记》五十二回里也有“刺闹杀我也”的说法)。这个词可以用来表达普通话里“痒”的意思，但是，假如说一个人“挺刺闹的”，那却并非说这个人为人处世让人有一种痒的感觉。惯于说方言的人，突然改说普通话，往往语词变得很贫乏，原有的那些生动的表达统统用不上，因为方言中太多的内容在这种转换中丢失了。为了我们语言的丰富计，是否要对方言有一种宽容仁厚的态度?

方言的存废还直接影响地方戏曲和其他艺术的兴衰。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地方戏的大规模消失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最近的十多年间，在通俗音乐和电视的挤压中，地方戏的处境更是空前危难。我看到一篇新华网的报道，仅江西一地，每年就有二十种地方戏不及挽救而灭绝。其实，除了通俗音乐以及电影、电视剧等的排挤之外，作为地方戏基础的方言的边缘化也是地方戏面临毁灭的重要原因。没有陕西方言就没有秦腔，没有宁波话就没有甬剧，假如苏州人不再说苏州话，昆曲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当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候，我们是否应当反思过于急切地推广普通话和打压方言给各种地方戏带来的损害?

谈起方言，我不能不想起赵元任先生。在现代中国学人中，赵元任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天才。当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所到之处，赵元任一律用当地方言进行翻译，一时传为佳话。能够像他那样熟练地说三十多种不同中国方言的学者恐怕是风毛麟角。今天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除了普通话外不会说任何一种方言。不知道别人的经验，我个人每当回到家乡，或者在他乡遇到胶东人，说起胶东话，心中都会涌动着一种对家乡温馨的情感。如果说热爱家乡还算是一种值得赞许的感情的话，那么，如果乡音都死去了，我们仿着贺知章的经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但是遭遇到的却是“儿童相见话不懂，国语应答何苦来”。那可真是悲剧呢。

每当想到这样的未来，我的心里总不免有些拔凉拔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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