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上自政府下至国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修约、废约运动，以改变中国国际地位、求与列强处于平等的国际地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近代史研究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近代史研究论文篇一

《民国年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摘要]民国年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时代主题“救亡图存”密切相关，侧重于外交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的研究，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同时中国近代史学科经历了从开创到完善的过程;这证明关注现实生活是史学发展的源泉。

[关键词]救亡图存;中国近代史;外交史

历史研究的目的为何?中国传统史家司马迁、班固、范晔、杜佑等均提出这一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杜佑给出的答案最直接：“将施有政”，即历史研究在于“经世”、“致治”，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据学者统计，在1949年前，以中国近代史、近世史、近百年史命名的著作约34种，其中1940年前出版物约21种;数量不菲的专题问题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国难史、痛史、外祸史、侵略史、国耻史、失败史、租借地等命名的近代史的相关著作约83种;中外关系通史54种。(1)

这显示史学界在研究方向上将研究重点从传统史学转向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近代史研究、对现实具体问题的思考，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史学现象。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的现实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中国逐渐丧失了领土、海关主权及治外法权。《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凸显。清末民初的中外关系中，中国处于完全被列强宰割的地位。“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现实政治情势，促使部分史学家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为与时代主题、现实走向密切相关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于是，中国近代历史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其中尤以中外关系为研究的重心。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关注的问题

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上自政府下至国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修约、废约运动，以改变中国国际地位、求与列强处于平等的国际地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国废约、修约的外交历程被打断。此后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转为全力解决中日冲突问题，以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亦与时代所赋予的主题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以解决当下的外交与内政等问题，这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史学家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关怀与影响。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二十世纪较早对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进行研究的著作。他认为鉴于李鸿章与中国近世关系，应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的角度评价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显示的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态度、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令人震撼，在当时的影响极大。学者称“独擅史林”。(2)强大国力以“救亡”是刘彦提出的拯救时弊的方案。

李鼎声(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化史》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华侵略及其与中国各政治、军阀势力之间相勾结、侵剥百姓的事实，以激发民族情感、燃起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团结起来共同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此书“是平心最早发表的史著，也是我国现代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编写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3)钱亦石的《中国外交史》，讨论了当时政、学两界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弱国无外交”的问题。他认为，“这个解释是非常不正确的”，是当局推委责任的谰言，中国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考虑，是导致中国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重点是系统论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两个过程”的论断的正确性、科学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全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权的变更，是学术推动政治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4)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利用大量的中外文件资料，以探究中日问题解决之道。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为研究重点，希望人们了解当时中外交涉的背景环境及其失策、责任问题。认为：目前中国内政、外交中出现的问题完全是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后果。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详述了列强的对华政策及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以求解决的方案。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侧重于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5)蒋廷黻以“学术的态度讨论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观学术。他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视历史与现实为一体，视中国与世界为一体。”(6)

王芸生编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7卷)的目的，是要警醒国人，关注中日关系发展的趋势，注意日本的真正动机，不要上日本人的当;激励国人团结一致、奋起救国。虽然王芸生谦称是编撰史实不是“作史”。但从学术角度研究中日关系或外交史的层面看，意义非凡，“常有公允中肯的评论发表。”“对外交史的研究，促进之功甚大。”(7)

以上所列诸学者及所著书目，都属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创建过程中较有代表性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所列的1949年以前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数量可观，约近200部之多。这些著作是在民族主义的支配下，多为辗转选译、东抄西凑的编汇之作，缺乏根据完整的外交档案所作的细微地深入地个案研究，但在向群众宣传与动员群众的政治性运动上贡献极大。随着20、30年代清代外交史料《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的逐渐刊布，及世界各列强外交档案的公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三、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针对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束缚，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废约、修约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又开始以全力解决中日问题为外交的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解决当下的中国内政外交问题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成为必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近代史学科的著作和研究人才。从以上所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近代外交史著作的主要内容看，外交史与近代史是二体合一的。这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救亡”问题相契合。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点。 20世纪早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受到海外史学家关于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及观念的影响很深。他们强调学术化、历史化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研究，强调通过档案材料探寻历史演变的真相。一战后各国外交档案的公布、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清季外交档案的公布，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形成了如蒋廷黻、张忠绂、王芸生、陈恭禄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严谨的、近于苛刻的学风。蒋廷黻称筹办“夷务始末的出版，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以前研究中国外交史者虽不乏人，但是他们的著作，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专凭片面的证据来撰外交史，好像专听一面的辩词来判讼，那是不能得其平的。不过以往中国方面的文件，不但出版者少，且极零星;就是学者要考察中国的材料亦感困难。有了《筹办夷务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二书，以前的著作均须大加修改，并且这二书已引起全世界的学者注意。此后他们将逐渐知道中国材料的重要”。(8)

从以上所述各书作者在著述过程中对史料的重视程度看，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路上，他们非常注意史料的来源及考辨问题。他们不仅利用中国公布的外交档案材料，也利用国外开放的档案材料研究近代以来中外关系演变的真相。同时他们还以不小的篇幅在文中或序言中专论使用史料的方法、如何鉴别史料的价值问题，这是他们求真的学术精神的体现。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蒋廷黻1931年、1934年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等均是利用档案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代表作。他们运用档案史料的叙事结构，影响了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创立、发展的贡献，在学界有口皆碑。

虽然他们自称要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但是他们以自己的学术精神关注现实的危机。他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一方面开拓了一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以学术救国，为当下中国内政外交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与咨询，这也是他们在著作中所强调的。所以他们的研究，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高的现实政治价值。这是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还关注了中国的近代化问题，这与中国现实的“救亡”主题密切相关。近代史研究中关注的中国近代化问题，是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也是中国政界与国联正在开展的技术合作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为了战胜日本入侵者而进行的物质上的准备。但更多的是通过对中外档案史料的爬梳、考证研究，找寻1840年以后列强对中国步步进逼、中国国力日趋衰弱、中外关系嬗变的原因，以“资治”现实中国外交问题、现代化问题的解决，包含着强烈的对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趋势等问题的关怀。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征。20世纪上半叶中外外交档案的公布、对海外学者历史研究理论的借鉴、中国的现实危机共同造就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创与成就的取得。陈寅恪先生1930年6月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言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9)

蒋廷黻、陈恭禄以“冲击―反应”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范式，有利于人们深入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在应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所进行的外交部门的建制、外交人员的派遣、留学生的派遣等洋务举措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钱亦石、李平心、范文澜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样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没有考虑到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10)

当时，有不少学者虽不以近代史为研究方向，如傅斯年、顾颉刚，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也注意对现实的关怀。即使被人认为从不谈论政治的陈寅恪也通过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在论文中曲折地表达了他对政治的关怀：“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11)这些学者与直接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一样，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学术为救国的工具，以笔做枪，希冀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才智。

近代史著作中所表现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是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有生命力的、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史学思潮，往往是和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发展。历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关注现实生活。”(12)

注释：

(1)《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研究》，《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3)胡逢祥：《李平心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4期。

(4)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4、22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总论》，第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6)蔡乐苏、金富军：《蒋廷黻外交思想探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期。

(7)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载《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8)蒋廷黻：《<清季外交史料>序》(1933年10月)，载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二辑)。

(9)陈寅恪著：《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0)[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153、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陈寅恪著《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2)于沛：《史学思潮、社会思潮和社会变革》，《史苑》2004年3期。

近代史研究论文篇二

《近代史研究中的世界历史观》

摘要：进入近代以后，人们原有的历史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面对急剧变迁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学人从传统史学的内在理路出发，重新挖掘出国别体以记载外史，表现出通过历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甲午战后，面对明治日本诸种并存的“世界历史”观念，晚清学人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认为近代史就是欧化史，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只有接受欧洲文化，才有出路，这是近代史的铁律。柯文等美国学者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则是对传统的冲击回应论的挑战。为近代史研究开创了新思路。

关键词：世界历史观;晚清学人;西方中心模式

华夏中心观作为一种文化世界观，一种植根于中国悠久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鸦片战争后面对着不同以往的世界史观，当时的学人的思想如何转变，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又是怎样看待西方与中国的呢?

一、身临其境的当事人们的世界历史观

鸦片战争是被中外学者公认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它也不会一刀切地把中国社会划成两段：传统与近代。但是鸦片战争对于当时的学人思想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当时的学人造成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就是：震动与吃惊，都认为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欧美的世界概念开始内化为中国人自身的概念，从而引发了正统史观的重要基石“天下观”的解体。所以学人们开始将视野扩大到域外史地。其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代表。他们以封建时代的国别史代替一统时期附着于正史的“四裔传”，尽可能详尽记载诸多国家的地理、风俗、历史等情况，同传统的史学观念和体例相比已经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尚未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仍以中土自居，视五洲之国为海国。

甲午战败后，知识界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世界，开始注重世界历史书籍的译介和传播。随着留学日本学生不断增多，特别是康梁等维新人士流亡日本后，大量阅读日本转译或编著的史学著作。西方的世界历史观念进入晚清学人的视野，并成为其著作中明确讨论的内容。而在这方面他们也深受日本历世界史观的影响。明治早期，日本史家在世界史编纂形式上采用“欧洲中心论”，他们认为：1、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汇集，而是人类整体的历史;2、目前的最高文明即为西洋文明，在一定阶段内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潮流和趋向，因而日本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目前的世界史著作应以西洋史为中心;3、最高文明是相对的，并非固定不变的，较高文明的出现始于各地区、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流，随着东方卷入西洋文明的风潮之中，与固有文明相融合，未来的世界史未必不能以东方为中心。至19世纪90年代，明治维新已经取得重大进步，有些日本史学家遂渴望摆脱西方世界史中没有日本地位的状况。他们通过东洋史的构建，开始反对“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叙述方式，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一元单线进步，而是西洋文化、东洋文化长时期内的各自独立成长和直至近代的交融，强调将西洋史、东洋史并行列入世界历史。在上述世界历史观念、东洋史学悄然兴盛时，梁启超将传统的春秋三世说认为“东西合编的世界史”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史。

概言之，面对急剧变迁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学人从传统史学的内在理路出发，重新挖掘出国别体以记载外史，表现出通过历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但是并未产生将中国历史纳人人类整体发展史的意识。甲午战后，面对明治日本诸种并存的“世界历史”观念，晚清学人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既接受西方“文明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又质疑“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西方编纂方式;既承认在东西方文明、中日之间的竞争中暂时落后，又在“东洋史学”中寻求中心位置;既痛斥西洋世界史的意识形态意义，又不深究东洋史学中的同样意味。

二、现代史学家们的历史观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受早期西方学者的影响，同时又强烈地影响到后来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他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和撰写的《中国近代史》等著述而受到学术界的注目。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少数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可参考的分析框架与通史体系。蒋廷黻多次谈到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他认为，(1)近代史是世界史，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外交史为主体;(2)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欧化史，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也即是中华民族接受欧洲近代文化的历史。这两点是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所持的两个基本观点，也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两个基本前提和预设。他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蒋廷黻还认为近代史就是欧化史，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只有接受欧洲文化，才有出路，这是近代史的铁律。由此出发，蒋廷黻就从接受欧洲文化是否自觉，欧化的程度是否彻底来评价中国的近代史。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政治哲学都是中国近代化的阻碍，近代的中国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自强运动的领袖们虽然在接受欧洲文化方面向前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所以他们仍然不能救国救民族他们的失败就是我们文化的失败，我们批评他们，就是批评我们的文化。

就如沈渭滨先生所言：如果对我们最近20年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 三、美国汉学界的近代史研究

可以说，对国内近代史学界而言，80年代以来的外部影响莫过于美国了。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70年代前受费正清与列文森等人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但美国史学经过1964—1974年越南战争至水门事件后，部分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了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了怀疑，从而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辟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

柯文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美国的汉学研究作了梳理和反思，在这本书中对三种模式的西方中心模式进行了批判：

第一种模式是冲击一回应模式，这种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占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从而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柯文认为冲击回应取向对晚清历史虽然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冲击回应论谈到西方冲击是人们往往忽视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柯文还认为史家容易堕入的陷阱是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中国在地理上横跨整个大陆，在种族、语言和地区上变异甚多，极为复杂。所以柯文认为”中国回应这个词最多只是一个代表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的简化符号而已。

第二种模式是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近代社会前进。柯文认为这种模式的问题之一是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第二个问题是假设在一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两极因素身上的能量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社会能量向一极流动，就要求相应减少向他极流动的能量。第三个问题是传统近代模式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

第三种模式是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溃、民族灾难无法前进的动因。柯文认为把帝国主义作为是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确实是一种神话。

于是柯文正面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包括四个特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当代学者都认为，认识不是主动的给予，而是积极的参与和加工。而且参与不是空手而来而是带了工具有备而来。认识总是在认识者先有的意识准备的加工操作下进行完成的。这种先行的准备，皮亚杰称之为认识图式，海德格尔称之为理解的前结构。就历史认识而言，所谓认知图式可以理解为历史学家加工处理历史信息形成历史认识的工具。历史学家通过自己先行的认识图式去认识历史，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各种主体因素渗透到认识活动中，并最终凝结在他的认识结果上。就如柯文所说，凡是对现实的表述势必也是错误的表述，是一种知者对被知者的思想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