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对于古代经济有重大的影响，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茶叶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影响有哪些呢?那么下面一起来看看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茶文化对古代中国经济影响，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茶的古代历史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植物而生存;因为植物，文化和文明诞生了。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植物的机遇也是一种文化的机遇—“烟草的迅速传播，并非因为它一开始就有某个生产市场充当后盾，我们指的是有一种文明作凭借，如胡椒在其遥远的起源地印度、茶在中国、咖啡在伊斯兰国家，甚至巧克力也曾在新西班牙依托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

茶在中国的历史非常久远。根据传说，甚至可以上溯到史前的神农时代：所谓“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荼即茶)而解之”。最迟从先秦时代起，茶叶就已进入人们的生活。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就南方而言，巴蜀是中国较早开发的地区，从秦汉到两晋，四川一直是主要的茶叶产地。

饮茶真正成为社会风气，大约是始于盛唐之时。唐人记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进入唐代，特别是自从陆羽《茶经》问世后，“天下益知饮茶矣”。

南方嘉木

《茶经》开篇第一句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叶大多产自南方，特别集中在安徽、浙江、湖南、四川、福建和云南等数省。饮茶习惯的兴起，或许与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有很大关系。正是这种地利风土原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从唐到宋，是中国茶文化走向成熟和普及的关键时期。喝茶无疑是凡勃伦所说的“有闲阶级”的产物，有闲阶级在心理上与劳动阶级不同，他们处处要显示自己的优越地位;他们不仅要过着有闲的生活，而且要通过生活方式方面的“炫耀性消费”，来显示自己的阔气。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喝茶与佛教的兴盛有一定关系，因此有“禅茶一味”之说。

因为财富与文化的极度繁荣，宋代的茶叶产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唐代。唐代多把茶叶加入水中煎服，而宋以后则烧开水后再注入茶叶，这样一来，喝茶的程序被大大简化。从“吃”茶到“泡”茶，说明了“人类与自然分野的步步深化”。至此，茶已经成为“举国之饮”。

茶的出现，使喝水这件事从本能生活中独立出来，变成一件重要的事情。甚至说，喝茶与解渴之间并没有太大关系，喝茶本身已经成为精神的需求。“夫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甚至“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用茶待客也随之成为一种风俗，“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然上自官府，下至闾里，莫之或废。”

宋时商业兴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间奢靡成风，特别是城市的兴起，使茶楼和茶坊成为三教九流会聚之地。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

“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肆，本非以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又有茶肆专是五奴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祜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更有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隐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

就地域而言，北方人饮茶远不如南方人那么普遍和讲究;或许是运输距离的缘故，南方人多喝绿茶，北方多喝红茶。北方有些地区还要在茶中加入其他调料和佐料，如盐、姜、奶等，蒙古的奶茶和西藏的酥油茶就是这样。苏辙就说：“北方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茶叶在宋时甚至已经传播到北方边远地区，比如当时的记载，“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疾於难得”;“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缺”;“宁可一日无油盐，不可一日无茶”，等等。这里的“蕃戎”是指西藏和北方的辽金。

当时“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会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金朝为了获得南宋的茶叶，每年需费银30余万两;元光二年(1214年)，金宣宗以国蹙财竭为由，颁布茶叶禁令，但仍然无法阻止人们饮茶。

茶叶不只是一种饮品，更重要的是一种“瘾品”。茶叶中有含量较高的咖啡因、茶碱等导致中枢兴奋作用的生物碱类化合物，这种化合物会使人产生幸福感和愉悦感;因为刺激精神的作用短暂，所以必须不断地进行补偿。戴维·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一书中说：“瘾品这类产品本质上就会促使消费者不断掏出钱来，对作用短暂的瘾品上瘾的人更是如此”;此外，“瘾品的吸引力不但在于能刺激脑内的奖励机制，也在于社交方面的用处”。按照经济学理论，“瘾品”无疑是最“完美”最“理想”的商品。

以茶易马

对古代中国来说，茶叶的兴起，不仅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层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经济变革，改写了传统政治格局。

汉代以来的“盐铁”官营制度，在唐宋之后很快便被“盐茶”专卖所取代。作为中国独有的物产，茶叶一跃成为国家战略物资，茶叶不仅使朝廷得以羁縻边远落后民族，而且通过以茶易马这种所谓“茶马”贸易，朝廷得到了自古以来极其紧缺的马匹。对于强调华夷之别的中原文明来说，“彼得茶而怀向顺，我得马而壮军威”。

自唐宋以来，茶叶作为西北游牧民族的必需品，完全依赖于中原地区供给;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王朝因茶叶而掌握了“华夏边缘”地区的命脉。据《明史·食贷志》记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洪武初年，明朝政府“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当时有“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之说。明朝政府为了垄断茶马贸易，在产茶区设置茶课司;同时，还建立茶叶的专卖制度，商人贩茶，必须持有“茶引”或“茶由”，“若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

洪武三十年(1398年)，安庆公主的驸马欧阳伦以都尉之职，“数遣私人赐茶出境，所至骚扰，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朱元璋知道后大怒，将欧阳伦赐死，周保等尽皆伏诛。由此可见当时对茶叶管制之严厉。朱元璋曾说：“国家榷茶，本资易马。边吏失讥，私贩出境：惟易红缨杂物，使著人坐收渔利，而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戎狄哉?”

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朝对茶叶的控制比之食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或许是因为内外之别，盐专卖对内，茶专卖对外。对于贩私茶者的惩罚确实比贩私盐要重得多，“私茶出境者斩”，即使边境守将贩私茶，也是死罪。早在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当时朱元璋还刚起事不久，在制定盐法之前，朱元璋就制定了茶法，规定“三十而税一”。后来《大明律》进一步明确茶叶由国家专卖，商人须向官府交钱购买“茶引”，才许按照茶引贩卖茶叶;如伪造茶引，本人处死，家产没收;贩卖无引茶叶者，惩罚同于贩私盐，犯者一般杖一百，徒三年。当时，不仅严禁茶叶自由买卖，还禁止民间囤积茶叶，“所蓄不得过一月用，多皆官卖。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

大明初兴的洪武、永乐年间，茶马贸易曾经盛极一时。“洪武中，川陕皆置茶马司，收巴茶易马，颇获其利”，同时“茶法通行，而无阻滞之惠，番马茂盛，岁至万余之多”。明廷垄断茶马贸易以后，操纵茶马比价，“将茶价涌贵，番人受制，而良马亦有不可胜用者矣”。

垄断而无竞争的官营体制无法摆脱官僚的低效与腐化，一方面故意提高茶叶价格;另一方面大大压低马价。明太祖洪武年间，一匹上等马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一匹上等马换茶30篦，中等马换茶20篦，下等马换茶15篦。依靠茶马剪刀差，明廷一度获利颇丰。但这种不公平交易使茶马贸易迅速衰落，造成大批茶叶壅积。洪熙元年(1425年)，官仓中的茶叶大量过剩，朝廷不得不将大批“积茶折官俸”。

宣德(1426年)以后，吏治日益腐败，私茶盛行。“查得洪武、永乐年间兴贩私茶者处死，以故当时有蹈之者，间有一二私贩者，包藏裹挟，不过四五斤十斤而止，行则狼顾鼠探，畏人讦捕。岂如今之贩者，横行恣肆，略不知惮，沿边镇店，积聚如丘，外境夷方，载行如蚁”。景泰(1450年)、成化(1465年)以后，官府对贩私茶几乎已经无能为力，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然无法禁止，只好选择有条件地允许其合法化。

弘治十七年(1504年)，督理陕西马政的杨一清给皇帝的奏疏中算了一笔账：用1570两银子收购78820斤茶叶，可换得900多匹马;如果直接买马的话，至少需要7000多两银子。当时一斤茶叶的价格是0.02两银子，一匹马的价格是7.78两，每匹马折成茶叶为389斤。而在这次交易中，每匹马仅需87斤茶叶，折算成白银为1.74两，净利6.04两，利润率达347%。

在杨一清等人的推动下，明廷开放“茶禁”，把传统的茶叶官营改为“招商中茶”，“令陕西巡抚并布政司出榜招商，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茶马贸易正式从官营改为民营。也就是说，茶商一次可以贩运30引(3000斤)的茶叶，其中1200斤交给官方，其余可以自由贩卖。茶马贸易由此再度繁荣起来，在通往边疆地区的交通线上，“商贾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

茶的苦难

茶叶是中国传统商帮的特色商品之一。明清之际，陕商一直执西北茶叶买卖之牛耳;清乾隆时取消茶马互市，陕商基本垄断着四川边茶;晋商主要将茶叶贩往西域和俄罗斯;徽商依靠水运之便，主要经营华北和东北市场，清代北京的茶叶市场基本为徽商所垄断。

茶叶本身是带给人愉悦的美好东西，但茶叶的历史却充满着无尽的痛苦和悲伤。在茶叶经济的巨大利益面前，明廷自然也加大了对茶叶产区的压榨和盘剥。明正德年间(1506年)，韩邦奇任浙江按察司佥事期间，看到镇守太监王堂等人强征富春江的渔产和富阳一带的茶叶，写了一首《富春谣》，表达这种愤怒：

富春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夫何不仁，此地一何辜!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于戏!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