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国家发改委提出“中部崛起”发展规划之后，中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消费者购买力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然而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一直都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中部各省之间的产业结构严重趋同，产业间缺乏横向和纵向联系。

一、概况

对于中部地区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难以提升的问题，传统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都无法给予令人满意的回答。这是因为上述理论在研究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的过程中都没有考虑到行政垄断因素的影响。Young在对我国五大产业(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的研究中发现，造成我国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同质化的原因是由于政府行政垄断而造成的国内市场分割。在政府行政垄断的影响下，国内区域间市场壁垒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无法在不同区域间得到合理配置，产业的地理集聚发展因此而受到了影响。Young的研究有新意，但是没有从实证上论证行政垄断因素与低水平地理间的影响关系。在Young之后，部分学者提出：贸易壁垒的提高会使得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但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会提高产业结构的差异化程度。行政垄断因素一定条件下会促进区域的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胡向婷，张璐，2005)。于林等人(于林，于良春，2010)认为：地方性行政垄断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一种倒U型的影响关系。当地方性行政垄断程度在一定水平之内时，行政垄断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超过该水平后，则不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区域行政垄断因素越不利于其经济增长。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商品市场的分割程度是下降的，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在逐年增加(Fan， C S and Wei， X，2006， Naughton， B，2003， 桂琦寒，陈敏，陆铭等，2006)。

上述研究在研究行政垄断因素对产业地理集聚的影响效应时，忽视了市场效率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事实上，由于我国选择的是渐进式改革路径，长期以来市场和政府力量会共同作用于产业发展。因此在研究我国产业地理集聚问题时必须同时考虑行政垄断与市场效率两种因素的影响。关于这一点，贺灿飞等人提出要从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三方面理解我国产业结构趋同(贺灿飞，刘作丽，王亮，2008)。全球化主要考虑开放条件下国际市场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市场化主要考虑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完善市场配置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分权化则主要研究在地方政府在权利分散的过程中实施的政策措施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本文借鉴贺灿飞等人的范式对影响中部地区地理集聚的因素进行研究。由于数据和研究方法的限制，只选择两个代表性因素――行政垄断与市场效率作为研究对象。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对2003-2010年中部地区的行政垄断水平和市场效率水平进行测量，并作为解释变量估计它们对中部产业地理集聚水平的影响参数，从而得出本文的结论。

二、中部地区产业地理集聚发展状况

(一)研究对象界定

建国以来中部地区就是我国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制造业为中部地区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产值，因此通过考察制造业的情况可以最大程度的反映中部地区产业的发展情况。我们测算了中部地区六省(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在2003-2012年期间19个二位数子行业的地理集聚水平，这19个行业是根据这些行业在这10年期间的年均就业人数按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序依次选取它们分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样处理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的选择对中部地区产业发展有代表性的行业作为研究对象。

(二) 产业地理集聚水平的测算方法

本文采用EG指数测量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EG指数是Ellison和Glaeser提出的一种对空间基尼系数的修正指标。空间基尼系数是最早由Krugman提出的用于测算美国产业集聚水平的指标，其公式为：G=∑i(Si-xi)2。其中Si代表某个产业部门在i地区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部门就业人数的比重，xi代表i地区所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于空间基尼系数在测算产业地理集聚水平时没有考虑到企业间的规模差异对造成产业集聚造成的影响，因此Ellison和Glaeser(1997)对于之前的空间基尼系数计算方法进行了修正，从而提出了EG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γ=∑Ni(si-xi)2-(1-∑Nixi2)∑Tjzj2(1-∑ixi2)(1-∑Tjzj2) (1)

在式(1)中，我们将一个经济体的地理区域分为N个子区域，Si代表产业a在区域i的就业人数占产业a在整个区域就业人数的比重;xi代表产业a在区间i的就业人数占整个区域就业人数的比重;∑Tjzj2表示的是产业a在整个区域的赫芬达尔指数(HHI指数)，Zj其中表示产业a中的企业j的产值占产业总产值的比重;EG指数是一个正向指标，取值范围在0-1之间，取值越大表明该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越高。理论上EG指数水平与产业集聚程度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对应标准，但在实证研究中许多学者根据经验将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按照EG指数水平分为三类(李真，范爱军，2008， 罗勇，曹丽莉，2005)：低水平地理集聚(0 在计算EG指数过程中需要计算产业在历年的HHI指数，但是传统的HHI指数计算方法对数据的要求比较高，需要获取产业中尽可能多的企业的市场份额分布情况，这些数据目前难以获得，不少学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采用了HHI指数的替代指标去估计(李真，范爱军，2008)。这里我们选择吴三忙等人提出的替代方法估计HHI指数(吴三忙，李善同，2009)，即假设产业部门内每个企业的产值相同，影响产业部门企业份额分别的因素只有企业数量，最后该产业部门的HHI指数根据式(2)得出：

H=∑rj=1nijoutputij/nijoutputi2

=∑rj=11nijoutputijoutputi2=∑rj=11nijsij2 (2)

其中outputi代表产业a在区间i的总产值，nij代表产业a在区间i分布的企业个数。本文在计算过程中将式(2)中的产值指标替换为就业人数指标，这是因为我们在计算EG指数的其他部分时都以就业人数作为基准数据，此外，目前关于中部地区各个产业就业人数数据的连续性和统一性都很高。

(三)中部地区制造业地理集聚发展状况

基于以上方法，我们计算了2003-2010期间中部地区19个二位数制造业子行业的地理集聚水平，根据各个行业年均EG指数将它们分为高水平集聚型，中等水平集聚型以及低水平集聚型三类。图1-图3描述了三种行业在考察期内地理集聚水平的变化趋势。

第一，在平均水平上，中部地区制造业整体的地理集聚水平较低。在19个三位数子行业中，处于高水平集聚的行业仅有4个，超过75%的制造业产业处于中低水平集聚。这一点与中部地

图1产业集聚指数小于0.02的三位数行业的集聚水平变化趋势

图2产业集聚指数在0.02和0.05的三位数行业的产业集聚水平变化趋势

图3产业集聚指数大于0.05的三位数行业产业集聚水平变化趋势

区当前制造业的构成结构是相符的，中部六省同作为全国的制造业基地，彼此的定位一直存在重复，除了山西省在矿产资源加工业方面具有明显的集聚优势外，其余五省的制造业布局大体相同。许多在中部地区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本应该发挥地理集聚优势的产业被平均分配到了不同的省份中，如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与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工产业制造业等。这样使得中部地区制造业整体的地理集聚程度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第二，在时间趋势上，中部地区制造业大部分部门的地理集聚水平呈现出逐年递减或保持不变的趋势，只有少数部门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根据上图的描述可知，在中部地区19个二位数制造业部门中有13个部门2010年的产业地理集聚水平低于2003年，而在其余6个部门中呈现出集聚水平明显递增趋势的只有1个。通过比较不同类型制造业部门的产业集聚趋势可知：大部分属于低水平和中等水平集聚型产业的制造业部门都出现集聚水平逐年递减的趋势，而属于高水平集聚型产业的大部分部门在期间内地理集聚指数保持稳定，这说明了在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高的制造业部门在提升地理集聚水平方面更有优势。综上所述，中部地区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的总体发展趋势是逐年分散而非集中，高水平集聚的制造业部门的地理集聚趋势要快于低水平部门。

第三，中部地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部门的地理集聚水平和地理集聚趋势要优于劳动密集型部门。这一结论与许多学者相关研究的结论相符合(贺灿飞，朱彦刚，朱晟君，2010， 罗勇，曹丽莉，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