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上市公司运用盈余手段操纵利润的问题日趋凸显，一系列公司造假、财务丑闻事件相继爆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引发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文章选取通讯行业15家上市公司2008年到2010年的公司年报为研究样本，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希望能够帮助财务报表使用者更好地理解上市公司的真实盈利情况，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会计信息质量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盈余管理在西方国家已经研究了将近四十年，在我国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也日趋成熟。但我国上市公司目前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而盈余管理在学术界看来褒贬不一。

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盈余操作的程度显得非常重要。这是因为财务信息质量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来说至关重要，往往是他们进行相关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在证券市场上对股价和资源配置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过度的盈余管理无疑会误导利益相关者的投资决策，加大投资风险，扰乱正常的证券市场，以致降低全社会的诚信意识。

对盈余管理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我国的盈余管理理论，加强人们对盈余管理的正确认识，从而推动证券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加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出具财务报表的认识，辨析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盈余管理的程度，促使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最终建立良好的证券投资环境。

因此，抑制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任重而道远。

二、文献回顾

盈余管理是国内外经济学者和会计学者普遍研究的课题。西方国家最早研究盈余管理的代表作是Healy于1985年发表的《分红计划对会计决策的影响》，他认为在奖金、晋升等激励前提下，掌握企业管理权的高级雇员，包括总经理、部门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为了谋取私人利益，谋求任期内的最大利益会采取投机性盈余管理。

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包括企业经理和董事会，在美国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实现经营者自身或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而进行的行为。斯考特的观点将盈余管理限定在GAAP范围内进行定义，其盈余管理的手段也仅仅在于会计政策的原则，比较狭。

另一种则是美国会计学家Schipper（1989）的观点。他的观点侧重于企业管理人员为了其自身的私人利益而有意对财务报告进行控制的“披露管理”。包括盈余数字的控制管理，同时引入了其他辅助信息的披露控制，其定义更加广泛深入。

我国学者孙铮、王跃堂（199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就总体而言确实存在操纵盈余的倾向，披露的会计信息存在失真问题；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突出表现在配股、微利和重亏现象；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动机直接与政府的监管政策有关，尤其是与监管政策中的配股政策、特别处理政策以及摘牌政策有关。

阎达五、耿建新、刘文鹏（2001）对1999年到2001年上市公司配股行为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2000年有143家上市公司达到了配股要求，其中近70%的公司提出了配股申请。没有提出配股要求的公司有44家，其中有29家上市公司已在1998年实施配股。因此，在满足配股条件的143家公司中，只有15家在三年内没有配股。验证了符合配股条件的上市公司大多会推出配股方案，具有强烈的股权再融资偏好。

国内外研究学者普遍采用了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研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取得了显著成果。其研究结果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认识及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相比国外的盈余管理研究，我国在这方面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上市公司回避市场监管的动机，以及沿用国外研究的模型进行讨论，很少有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制约因素进行综合测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通讯行业15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行综合评价，希望能够帮助财务报表使用者更好地理解上市公司的真实盈利情况，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