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拥有悠久的历史且世界各国的人们都有使用。那么，给余秋雨的信要怎么写呢?下面小编整理了写给余秋雨的一封信范文，供您参考!

写给余秋雨的一封信范文一

余秋雨先生：

近来无恙!

月初以来，先生为南京钟山所撰之《钟山碑文》遭致热议，特别是网友火气更大，说得也更难听一些。不过扪心自问，先生是否觉得自己纯属冤枉，或者说网上只是一帮胆大妄为，图泄一时之愤的草民，像您这样的大师不屑一顾;因此，时至今日，尽管被骂得狗血喷头，气得肚胀如鼓，您老人家依然能够持重，咬紧嘴唇一字不吐。沉默啊沉默……您真的就修行如此之高，不想把肚子里的委屈说出来，让人们听一听吗?当此危厄，一味地憋下去，会伤身子的。有气当吐，有话还是早些说出来吧;否则，千千万万喜爱您的读者，未免要对文化偶像的健康担心了!

说心里话，大师也曾是我们心中的偶像，那些现在骂您嘲讽您的人，可大都是崇拜过您、也深深爱过您的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谁没有读过您的历史文化散文，如《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等，那曾经是许多人的案头藏书、精神食粮;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您会成为文化大师，会有那么大的名气，那么多见您一面、得到一个签名都会晕倒的“粉丝”。可是几年光景过去，先生为何光环不再，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那些曾爱过您的人转身来骂您了，这是为什么呢?遭打挨骂并不可怕，只要弄个明白，下回不就好了吗?可是我们觉得先生并非这样，尽管屡屡遭人恶骂，甚至到了眼下这种蓬头垢面的地步，您自己好像还没明白过来似的!频繁地上电视见记者，好像哪里有热闹您都要去露一脸，都不想放过似的;这样的努力，为何没有效果，反而声名日下，沦落到眼下这样的地步?先生真该好好想一想了!

尽管从道德层面攻击您的大有人在，但我们觉得道德的话题太复杂，不大容易说清楚;不过仅从您最近为人打擂、频遭非议的《钟山碑文》来看，似乎跟头还是栽在“文”上头。自古以来，大文豪道德上为人所诟病者并不鲜见，有些瑕疵人们也能理解，因为大多数文人毕竟不是孔孟。可是文章不好好写，或者写得水裆尿裤，人们就不能愿谅了;谁让你是文豪、谁让你想当大师呢?我们觉得，先生正犯在这后一条上!

钟山千年无碑，您这一笔下去要承担多大的分量啊!不仅要文美、精警，要合体例，而且有那么丰厚的人文和历史内涵需要承载。可是您居然拿出这样一篇不白不古，不伦不类的东西;不客气的说，这充其量是一个三流小报的记者，或是一个小机关的二流公文写手，都可以拿出来的作品!像您这样的大师，怎么可以把这样不入流的东西拿出来，居然还敢刻到那样显眼的一块石头上去呢?这样一来，多少厚爱过您的读者都被这样一篇碑文砸懵了;百思不得其解啊!是大师江郎才尽了吗，还是没睡好觉或喝醉了酒，被某个蹩脚的枪手冒名顶替了?可是大师对某位记者的一席话，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这个碑文是自己起草、自己书写，压力很大，是认真想了很久才写的”，“是我的真实心声”。这样一来，别人还怎么替您辩护?糊涂啊大师，您这样一表白，没有退路了!不会是您的智力出毛病了吧?

同样令人犯懵的是，都到什么地步了，您老人家为何还沉默不语，就不能出面向大家解释几句，哪怕发发牢骚倒倒苦水也好么。听说您最近连博客也关了，这又何必哪;驼鸟将脑袋藏进沙子里，屁股不照样挨打吗?流言止于真相，这个道理您肯定晓得;以您那样好的口才，以大师在青歌大赛上风度翩翩的形象，出来说上几句，没准儿会挽回许多面子的!

顺祝

冬祺!

网友

年月日

写给余秋雨的一封信范文二

余秋雨先生：

您好!

每次放下您的散文，很容易想起杜甫的名句：“篇终接混茫”。是的，没有这种飘然旷野、横绝太空的气度，怎配“问卜中华”?照您曾经的“司马迁-汤因比们的历史观”来看，中华文明的“价值系统”与“精神支点”，既没有崩溃，也没有失落，而是一脉相连、上下五千年。因此，我不明白您最近所谓的“重新建立”，从何谈起?我倒以为：当前而后，人类所面临的：不是文化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问题，而是世界如何善待与光大中国文化的问题。我担心：您拟作的《汶川——中华文化的新起点》，以“中国文化与国际接轨的话语”为“基础”，既让千万个“秋雨迷”中的我抱憾，也会使守望中国的梁漱溟们九泉遗恨。

我曾将《感天恸地：温总理匍匐救难的92小时(摘/记)》(载施麒俊博客)，更名为《“汶川中国的”的“仁性”启示：以温总理震区一线92小时为例》，因为题名的这一转换，有助于扩充与延展文章的意涵，在其中我想说明：

△政治家，在诗性/师性品质上的深浅高下，与国运的兴衰以至文明的沉浮息息相关。当虞舜说：“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他就灿然成就了万民所向的诗性/师性政治家的模范。而，温总理们可以当此美称。

△“汶川中国”磅礴于世界的是民性的光辉(以“西方现代性的独眼”来看：中国汶川的“农-村”是落后、愚昧的代称)：这种光辉栖聚与焕发在一个“仁”字上。

△“仁”的最朴素的意义是：凭籍恻隐之心在人人之间源源不绝地共感，来避免或抵抗羞耻之心的淡漠或麻痹。从而，中华民族“以仁克觳”、性格“温柔敦厚”起来的故事，就是中华文明史。“如果说诗经蓬勃着中华乐感的豪迈，那么在楚辞中则沉郁着中华哀感的忧伤，缠绵其中的是“没有恶气的亲亲之怨”。哀感为宾，忧伤而不蒌靡颓废——贵在温柔;乐感为主，豪迈而不轻狂傲慢——更显敦厚”。这就是我所谓的“中华诗性”。

△“举全国之力救灾”表明：人权与主权，不可分割;中国只能也一定会完全统一。从民性源头上来看：作为整体的中国是必然的;欧洲的四分五裂也是必然的。

△孔子之“仁”的清扬，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使华夏族群成为全人类最富有的族群：政体、科技上的不足，是可以学而完善的，不需很长时间，中国人便可以赶上去;但是，中华民族的“诗性”，则急就不了、难与并能!我们当然期待：欧洲及其衍生物美国，拥有我们所富有的一切。那样，人类起码在国际的纬度上，就不再互损与内耗了!

溯游从之，日就我之汶川民性，溯洄从之，月将我之师性尧典。思无邪且不孤。你我的文化追寻：正在于“中华诗性”。“对生活与世界之美的欣赏、呵护、憧憬与阐扬，以及当美遭遇不幸或因不可改变的命运而雕殒时的：挽回不及的痛惜、歉疚与伤悼”，由《诗经》而《楚辞》，……由“文化苦旅”而“千年一叹”，“凭籍孔子们的‘中’介”，得到了举世无匹而淋漓尽致的表达。从而，中华诗性弘厚为汤因比所历数的中华民族的美德：与人为善的人道主义，四邻为亲的世界主义以及万象为宾的宇宙主义。《历史研究》的续篇以为：这是先秦以来，中国对于人类的持永祝福。“不要以为这位英格兰老人历数的美德，只是殊世不再的往事与回想。老人说：‘在现代世界上，我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任何职业都能胜任，并能维持高水平的家庭生活。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以上所引，采自《原美的人间关怀》，载施麒俊博客)。

师性亲民：从尧舜、孔孟到胡温，民性归仁，从妫河、周原到汶川，中华诗性从未高高在上，真正怀抱如妊地珍惜与自然透明地呈现她的，是“百姓及其民性”，从诗经的“无名氏”，陶潜的“田父”、李白的“漂母”、王维的“樵夫”，……直到今日震区感动海内外的无数故事里的普通主人公。那些以“士”或“文人”或“知识分子”来称呼自己的人，应当铭记：“是百姓及其民性在养你们”!从尧舜、孔孟到胡温，从妫河、周原到汶川，“中国”不舍昼夜地向世界破译与阐明：宇宙的人性之迷→“仁”，不只是 “文明的出生与身份”，而且/尤其是“人类绵续向前的位格与归宿”。

“择不处仁，焉得知”?!岂止是“霜冷长河”，即使是“山冢碎崩”，中国人也没有糊涂到不知“乡关何处”。迷惘的是：这个拜金与拜强力的世界，以及沉湎于这个世界的“西方现代性的独眼”……

由感而发，言有不慎，万请见谅。

敬颂(以“秋雨马兰迷”的名义)：您与夫人安祺!

李文正拱手于儿童节前夕

2008年5月30日凌晨

写给余秋雨的一封信范文三

余秋雨先生：

大著《山居笔记》1998年9月在上海出版后，据报道已经一印再印，我也购得一册，常常阅读。我注意的是书中的错误读者指出之后，余先生改正没有，没有读者指出但是明明错误之处，余先生自觉改正没有，这两方面我都有失望之感(只因我期望值太高吗)。我想这不会因为我第一封致先生信说话态度幽默带来的负面效应吧。我信在1998年12月2日《中华读书报》见刊，余先生于同年同月27日在《羊城晚报》发表《敬告全国读者》一文，您的“狼来了”一般的惊呼，您的耸人听闻的语言，您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滑稽态度，您的影影绰绰的口气，称批评《山居笔记》者为“文化杀手”，其中没有饶恕的也包括笔者。“文章措辞的激烈，对一向平和儒雅的余秋雨来说，是极为少见的。”(编者按语)，别有意味的是同时还登载一幅照片，是您站在古籍书架前正在翻阅古籍线装书，这无非是在书斋宣告余先生对古籍挺有研究，古典文学的修养是很高的，是教授级的。我在反复阅读《山居笔记》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再致余秋雨先生一信，表示我对“敬告”的回应倒还在其次，别让余先生书中讹误一错再错则是主要的意图。

余先生读书心浮气躁，随心所欲，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是不懂装懂。让我赶快举例说明之。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一文写到嵇康被杀的原因，这是从《晋书·嵇康传》中引来的，原文是这样的：

“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曰：‘康欲助毋(贯的异体字)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政，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

余先生怕人们读不懂，把以上这段话译了出来，如果是字句上的细微出入，我抓住余先生为难，那是我的不是。事实却不是这样，这段译文正好把他的文言文水平兜了出来。现在让我抄下余先生的译文如下：

嵇康，卧龙也，千万不能让他起来。陛下统治天下已经没有什么担忧的了。我只想提醒您稍稍提防嵇康这样傲世的名士。您知道他为什么给他的好朋友山涛写那样一封绝交信吗?据我所知，他是想帮助别人谋反，山涛反对，因此没有成功，他恼羞成怒而与山涛绝交。陛下，过去姜太公、孔夫子都诛杀过那些危害时尚、扰乱礼教的所谓名人，现在嵇康、吕安这些人言论放荡，诽谤圣人经典，任何统治天下的君主都是容不了的。陛下如果太仁慈，不除掉嵇康、可能无以淳正风俗，清洁王道。

这段话是钟会(书法家钟繇的宝贝儿子)对晋文帝说的谗言。晋文帝者，不是别人，就是司马昭，即司马懿之子。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文王讳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他是西晋王朝的王族，先封为大将军，后封为晋文帝(注意，不能称晋文王，《世说新语》称晋文王，那是错误的，徐震?先生早就指出了这个错误)(注)这种帝，不是最高的天子，也不是一国的国君，而是对皇族与功臣的封赏的称号。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别集———《古诸侯称王说》一文中有详细的界定。王，则是最高的天子，一国的君主，秦以后又称皇。钟会毕竟是有文化的官僚，不是土包子，他称司马昭为“公”，是很有道理的。而您余先生却是左一个陛下，右一个陛下，开口一个陛下，闭口一个陛下，把晋文帝称作国君了。陛下者，是对帝王的尊称。秦以后专称天子为陛下。尽管司马昭是野心家，是权欲熏心的家伙，但他至死也不曾“统治天下”，他仅仅是个皇族，不是一国的天子。您余先生显然搞错了。这点常识在《左传·崤之战》一文中有，余先生在高中语文课上应该是学过的。译文中功夫性质的错误至少还可指出两点，不说了吧，免得您余先生光火骂人。

XXX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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