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中国，古往今来从不乏能言善辩之士，为何真正的“演讲家”寥寥无几?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演讲的力量，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演讲的力量一：在死人面前也要慷慨陈词

较之人们比较熟悉的成千上万人簇拥在一起，被讲台上那个手舞足蹈、妙语连珠的演说家“忽悠”得热血沸腾的壮观场面，你可能不知道葬礼演说在当时也颇为盛行，而这种在特定场合下的特定习俗在西方一直延续至今。

葬礼演说可不单单是把死人夸奖一番，然后“阿门”一声，入土了事。很多葬礼演说不仅对死者的生平和贡献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更挖掘出了对生者有益的启示，在漫长的时期里，它一直是欧洲政治文明的一部分。比如伯利克里著名的《墓地演说》，从这篇演说，我们能看到作者对爱国、正义、民主的呼吁。又如雨果的《在巴尔扎克葬礼上的演说》、福煦的《拿破仑墓前的演说》、斯大林的《悼列宁》等。

如果说上面这些你都不熟悉的话，那有一篇你应该知道，这篇演说已经被收入了我国中学教材，那就是恩格斯的著名演讲《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短短的演说词用最凝练的语言阐释了马克思一生的贡献，尤其是演讲结束的那句话：“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演讲的力量二：很多演说都是改变历史的时刻

杰出人物常常作为演说家在人类历史转折时刻或光荣瞬间留下声音。20世纪30年代，当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美国正面临经济危机的困境。面对几乎绝望的人民，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鼓励人民忍耐并支持他的领导：“首先请让我表明我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不得不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一种莫名其妙、丧失理智的、毫无根据的恐惧，它把人转退为进所需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

回溯1940年，在野10多年的丘吉尔临危受命，以战时首相的身份领导反德国纳粹侵略的战争。在不列颠战役进入高潮阶段时，他发表了名为《少数人》的著名演讲，这片演讲不仅让士兵军心大振，老百姓也备受鼓舞;而美国传奇四星上将巴顿将军那些充塞大量粗鲁放肆的俚语秽词而又神奇有效的战争动员演说，也以其独特的价值为人津津乐道。

演讲的力量三：为何张口困难重重?

当今社会，演说和演说家的重要性早已经被人们所认识。所谓地球在缩小，舌头在延长。舌头就是一把利剑，夸张一点，演说甚至比战争更具威力。但演说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中的起伏不定本身也证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曲折。

我们现在说的演讲一般是指更靠近西方历史遗留的演说形式，也在用西方演说的标准来对中国的演讲历史做注脚，从中西演讲文化的现代性来看，也许互有高下，但就其两种演讲文化的历史价值来看，要分高下，未必成立。

先说说硬件吧。演说所需要的宽阔的空间在中国很少见，中国演讲家的平台多是很狭小的，大部分都是在书院、小廷室里发表言论，很少能拥有西方那样广场式的大演说平台。科举制度诞生以来，多以文字定江山，少有口头的答辩考试形式，那些口才极佳但文笔稍逊的人则较难出头。

软件上，首先要看你是不是个“人物”。在古老的中国，有无权力在某个场合发表演说，更多是身份地位的延伸，是“上”对“下”的恩准的结果。古代中国，权力和集体的价值被捧上了顶峰，普通个人的价值变得微不足道。你一个平头百姓，想在集体场合发表什么言论，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必须层层审批。再加上骨子里对中庸之道的奉若神明，普通人更倾向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大声疾呼变得困难重重，那些有可能成为演讲家的人们，也在张开嘴之前，把话都烂在了肚子里。但个人，即使普通个人，在欧洲城邦政治文化中并非简单作为演说听众的身份，他们的民主参与权要远远大于中国王朝的“子民”，杰出的个人，在西方国家可是大众的偶像，拥有无数的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