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看一些励志名人事例总是好的，我们总能从这些名人励志故事中学会很多，那么励志名人事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励志名人事例：站在远处的刘晓庆

当我准备回忆和谈论刘晓庆的时候，才发现，最有资格谈论她的，是我母亲。上世纪80年代“刘晓庆”无处不在，母亲更是真正把她带进了我们家，带进了我们的生活。

1982年，我家在和田地区策勒县农机公司的大院，母亲是县革委会秘书，父亲是农机公司的工人。生活非常简单，上班下班，上学放学，住房由单位分配，蔬菜由单位供给，民族地区优惠政策也辐射到我们，许多物资都是优先供应的，布料、电器，就连邮票也会提前在新疆发行。在偏远的南疆，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电影(包括内部电影)，以及无处不在的刘晓庆。

《小花》、《瞧这一家子》、《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火烧圆明园》、《北国红豆》、《芙蓉镇》……还有1988年解禁的《原野》，她在里面扮演花金子。上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那些电影，她都有份，《大众电影》总是出现她的照片，报纸上刊登她的言论、轶事、绯闻，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盛世和刚刚起头的娱乐消费潮里，她是绝对的主角。

电视时代开始，她又顺理成章地进入电视。先是春晚，再来是电视上出现的一种摇奖晚会，一边公开摇奖，纪念奖三二一等奖这样摇上去，一边表演节目。一等奖通常是大彩电，非常刺激。刘晓庆常常出现在这些晚会里，唱一段《刘海砍樵》。有次在隔壁人家里看电视，又是摇奖晚会，她出来了，模仿港台明星的打扮，穿一身中式的花褂子，头上插着许多绢花，唱了一首《家乡》：“青青绿草铺满山下，路边开野花，河水弯弯，围绕着它就是我的家，风儿吹动花儿树枝，天边挂彩霞，一片安详一片幽雅，它是我的家……”唱着唱着，她非常妩媚地蹲了下去，用手绢朝天比一比，站起来又唱，那是内地明星身上完全没有的一种做派。

终于有一天，她切切实实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不是以一个远处的明星，而是以一个在“自我”上有突破的人。当年的《文汇报》有一块小说连载，在阅读材料稀缺的当年，那块报纸是要剪下收藏的。有段时间，我因为勤做家务，得到特权，可以剪报收藏一部侦破小说。小说里的大反派，为了方便走私，长年累月地在眼睛里放一片薄薄的鱼鳞，伪装成瞎子。后来，《我的路》开始在《文汇报》连载，我7岁，不爱看，但还是每天追，有个细节现在还记得，她写到一个男人，帮她把自行车抬到楼道里，两个人默默无语。也是那段时间，报纸开始批评刘晓庆，因为她的高调张扬、她的自我奋斗论，以及她的离婚——在当年，离婚是件大事，我们整个策勒第二小学，也只有一个同学的父母是离了婚的，他放学要晚走半个小时，以避开我们。但是，有天我发现，母亲在剪报收藏《我的路》，剪掉了那一栏连载的废报纸，丢在垃圾桶里。

在实现自我这件事上，母亲是夹心阶层，她的父亲——我的姥爷，比她有魄力也更有机遇。他在上世纪30年代卖掉家里的水地投奔革命，他也很有生意头脑，为给组织筹措经费，他开过煤场和纺织作坊，都很成功。上世纪80年代风气一开，他就鼓励母亲和几个舅舅“赶快做生意”，但舅舅们已经被造就成单位人，战战兢兢，从那时到后来，一直没脱离“单位”的荫庇。母亲稍微活络些，一直酝酿做点买卖。上世纪90年代中，她生病退养，曾经筹划开一间电器商店，货源都联系好了，启动资金难住了她——3万块，当时一套房子不过1万多块。

1982年，剪报收藏《我的路》时，母亲也有爱慕者，那位男士是武装部部长，来自河南——这直接引发了我对河南人的良好印象，并且持续多年。部长每到周末就到我们家来做客，我们家的人要去和田，他就负责联系军车。他喜爱摄影，郊游的时候，负责给我们全家人拍照。但30年后，当我翻检旧照片，却发现我们没有他的照片，一张也没有。在当时，他可能已经决定，要把自己从这家人的记忆里除掉。

而在我母亲的对面，有一个刘晓庆，她做了她本来能够做却永远没能做成的一切事。她一生低眉，她却那么风生水起;她经历了衰老和死亡，她却永远那么明艳地站在远处，不老，甚至逆生长，像一个幻觉，甚至母亲的生意人之梦，她也那么剽悍地实现了。但母亲没看到刘晓庆2002年遭遇的牢狱之灾，母亲在1999年去世了。

我把母亲对她的观望、好奇延续了下去。后来，我知道了好多事，比如因为连载《我的路》，《文汇报》的总编马达先生还曾和高层领导对谈，讨论刘晓庆的“个人奋斗”是否值得宣扬，我还知道了李翰祥和刘晓庆的合作，知道了《家乡》是汪明荃的歌，知道了刘晓庆曾经作为内地演员的代表和林青霞对话，知道了亦舒对她的讥讽，看到了海外华人写下的刘晓庆出访印象，也知道了她和《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关系。还有那些与她有关的书——《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我们为刘晓庆辩护》、《刘晓庆422天的痕迹》，或者在旧书网上搜寻，或者电子书，我也都找来读过了。关注一旦成为习惯，就会一直持续下去，而这一切，始于1983年，始于我在垃圾桶里看到那张破损的报纸——我7岁，心里却“咯噔”一下，仿佛隐约看见了一个秘密。在不被允许渴望的时候，渴望，就是一个莫大的秘密。那张剪报，暴露了这个秘密。

刘晓庆不知道这些。她只是在远处，负责永远明艳，永远自信到近乎跋扈，在作为下一代人的我已经开始走向身心溃败时，她却益发蓬勃。我甚至疑心，当我发现自己的渴望也只能成为一个秘密的时候，她依然伫立，在时间深处，在一张飘向宇宙的剪报上，嘤嘤地唱着什么，妩媚地蹲下，然后站起来。

励志名人事例：“蚁穴”中痛灼的青春

作者:杨明

李立国从未想到自己会以如此诡异的方式成名。

三个月前的一天凌晨,李立国肚子疼,要从他那不到5平方米的屋子走去公共厕所,刚打开门就发现电视台已经把摄像机架门口了。李立国赶忙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此时他的“弟弟”——2008年结识后就在一起唱歌的白万龙,听到吵嚷声,也从梦乡中醒来。电视台的记者愣了,他们哪里会想到这时候李立国会突然走来,只好尴尬地说,你难道不知道,你们火了?

“你们”指的就是31岁的李立国和22岁的白万龙,以及专属于他们兄弟俩的组合名称——唐家岭兄弟。

“火了?”离开老家辽宁锦州后,李立国做了十年地下歌手,“火了”的梦也做了十年。可是,十年的困顿让他认识到,没有资金、没有包装,音乐歌手能出名的几率,与中彩票的几率基本相同,自己怎么可能就“火了”呢?

令他们一夜成名的,并不是音乐本身,而是此前一天,三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到访。

成功对我们只是一场梦

唐家岭是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居地。那时,李立国和白万龙正坐在床上唱他们的原创歌曲《蚁族之歌》,经媒体记者介绍前来调查“蚁族”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听着听着就哭了,让唱歌的李立国、白万龙反而觉得不知所措。歌一唱完,两人也跟着哭了。

李立国完全有理由哭。他眼前是自己奋斗了十年之所得:不足5平方米的租来的没有窗户的房子,一个柜子、一张床是全部家当。几块砖垒成的“桌子”上,三个硬邦邦的馒头胡乱放着,门口地上散落着裹着灰尘的烟盒、食品袋、废纸。整个屋子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吉他。

他一直认为,外边哪怕在打仗,也与自己无关,坚持音乐梦想就好了。他这样纯粹地活了十余年,直到发现那些原本跟他一样要坚持音乐梦想的技校同学,而今都不知道去了哪里,“结婚、工作,都成了金钱的奴隶”。

家里的亲戚朋友把他当成是没出息的人:外出十年,不能给家人带来一分钱收入,每年还要向父母要生活费。现在,连他都觉得自己自私自利。

大批的蚁族却从他的歌声里收获爱、力量和温暖。一个月前的一次蚁族聚会上,200多名北京蚁族齐聚一堂,边听他们唱《蚁族之歌》,边摇摆双手,跟着节拍喝彩。

毫无疑问,唐家岭兄弟满足了蚁族们的需求,因为他们“成功地”将音乐梦想坚持了十年,正如《蚁族之歌》里所写的: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可是我们依然有坚强。

之所以将“成功”打引号,是因为这“成功”让李立国有些哭笑不得:除了来自蚁族的认同外,关注他们的人,关注的似乎不是他歌写得多好,唱得多好,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蚁族生活的艰辛,以及他们那个听来有些土,却又很切合时下大众口味的组合名称上。

“成功对我们只是一场梦。现在我们在做这一场梦,只不过,这个梦还没有醒。”李立国说。

温暖、爱和力量

2010年春节尚未过完,李立国和白万龙一道把月租300多元的房子退了,换了一个月租只要160元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余钱去参加央视的青歌赛海选和湖南卫视的“快男”比赛。

钱是唱地下通道一块一块挣来的。因为住的地方太过偏远,要到的通道又多在市中心,两人会在每天早晨5点起床,奔出门,赶在都市白领上班前占领通道开唱。好的光景,他们一天能挣80块。

那段时间,除了唱通道,他们还要为青歌赛海选做准备。钱是不能乱用了,报名要钱,去各大赛区参赛要钱,他们攒下的几千块钱,几乎参加两个京外赛区的比赛就会花光。

然而青歌赛让两人深受打击:不仅没有晋级,连任何说法都没有,唱完了,就完事了……

他们决定不再去唱通道了,因为唱通道尽管能让他们感受到在舞台上的感觉,却无法衡量音色之间细微的差别,而后者更像是兄弟二人在青歌赛上失利的原因。

早晨起床后,他们开始选择在家排练,一遍一遍地练。晚上下班时,他们就去唐家岭南站唱,不为了收钱,而且只唱自己的原创歌曲。

他们没有想到在唐家岭南站的路演,成了两人的人生拐点。因为一本《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的调查报告而备受瞩目的唐家岭,此时正弥漫着一股要被拆迁的悲观氛围。这时候,恰恰是他们的歌声,给这股悲观失望带来了“温暖、爱和力量”。

有人干脆饭也不吃了,跑来车站听他们唱歌,边听边击打节拍,泪流满面;也有人拿出相机,闪光灯一下子把黑夜变为光明。一位叫“非我”的拍客干脆拍下了整段DV视频,剪辑好,传上了视频网站。

互联网病毒式的传播让网民迅速认识了李立国和白万龙:蓬松的头发、90年代摇滚歌手的紧身裤、破旧的帆布鞋。

不久后,三位政协委员来到了他们的蚁居之地。

梦想仍然遥远

5月8日,兄弟俩参加完河南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后,满脸疲惫地回到北京。

在政协委员到访后不久,兄弟俩就被房东“请”出了屋子,因为每日慕名而来登门造访的人太多,闪光灯一直打,让房东觉得无法安宁。

新屋子有将近10平方米,宽敞了不少,还配有一个很小的独立卫生间,但是,价格是原来屋子的将近3倍。这对于兄弟俩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尽管名气有了,邀请前去录节目的电视台多了,但是唱地下通道的固定收入却没了,而且,录一次节目的收入,也不过三五百块罢了。

梦想仍然遥远。“快男”预选赛由于比赛当天有急事,他们错过了机会。此前,2009年获得的北京电视台歌手大赛优秀歌手奖并没有给李立国、白万龙二人带来什么。李立国甚至在2006年还出过一张唱片,也泥牛入海,没有任何后续消息。他们开始怀疑,这一次媒体轰炸式的报道过去后,他们所谓的时机、梦想,会不会又如同泡影?

白万龙还能记起,一次他和李立国在西单的地下通道唱歌时,一个女孩拿出一块钱捐给他们,钱上面写满了字:“我刚刚买了离开北京的火车票,身上只有这一块钱了。你们唱得真好,希望你们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这一块钱,白万龙一直珍藏着。他说,每次看到这一块钱,就觉得身上充满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