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可贵之处在于你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无疑就是这样的经典。对于经典著作，我总习惯于带着批判和疑问去阅读和思考。这使得我的阅读之路充满了荆棘，也充满了乐趣。这次的阅读，我把切入点选在了“斯密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带着这个疑问，我再次回到《国富论》寻找答案。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在这十年中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简而言之，成就显著，问题依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在第二个十年中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中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走过的路吗?不能!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罪恶，却没有找到改变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开出的药方并不合适。当我们寻找新的方向时，亚当·斯密会是我们的选择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一个启示。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根植于社会的自由和法治传统，亚当·斯密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个契机。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一种颠覆两千年中国封建传统的思维。这就是自由主义，一种基于个人至上理念的哲学。亚当·斯密生于苏格兰，在十八世纪的苏格兰，有一个思想传统，叫做“自然秩序”理念。这种自然秩序是通过未预期的社会结果形成的，也就是说，市场，像语言、法律体系和许多其他现代社会制度一样，不是中央计划或集体调整的结果，而是因很不相同的原因而行事的个人行为的未预期的的社会结果。这种思想乍看平凡无奇，细味其中蕴含的经济意义却极为深刻。因为一旦接受这一观点，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让政府指导市场运行的传统观念，让自由市场机制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看不见的手”。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都可以说是由这一传统衍生的思想。显然，对市场的强调将极大地释放它蕴含的力量。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印证了这一点。但过往的成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市场体系的基础——自由和法治。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从未明确提出市场与制度之间联系的理论，但作为“苏格兰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从他的文中可以感受到他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市场的万能，而是不经意地点出，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市场也会变成“万恶之源”。没有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它的魔力。纵观西方自由市场的发展，无不是伴随着个人自由的不断延伸和扩展。重读《国富论》，让我更加确定这一点。按照亚当·斯密的逻辑来看，这两者也确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市场鼓励个人的自由交换，并通过法律，而不是政府的强力，来保证这一交换的顺利进行。个人的行为只受价格、道德、法律等自然因素影响，个人的创新自此才真正得以带来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市场和法律良性互动的背后，是政府权力的不断压缩，个人自由的不断彰显。创新精神作为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个人的自由得到足够的保障之后随之而来的产物。反观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从未有过个人自由的觉醒。即使清醒如鲁迅者，也只不过徒然的呐喊，最终沦为统治者的工具而已。皇权专制的思想深入国人骨髓之中，中国的市场机制先天不足。孟德斯鸠曾言，一个民族的总精神决定了这一民族国家的性格。中国的总精神里面缺少了对个人的关注、对自由和法治的关注，却似乎只是在重复着两千年的循环。

亚当·斯密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市场的发展有可能弥补中国存在的缺陷，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按照《国富论》的逻辑去谋求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失去了最初让个人自由伴随市场发展的最佳时机，改革的红利被制度的成本不断侵蚀。庆幸的是，我们在这十年中，真正地融入了这个世界。我相信若干年后，2001年将会被视作中国改革的分水岭。正是因为WTO的身份认可，让中国迎来了“黄金十年”。经济的开放带来了文化、法律甚至思想的开放，我们的思路在改变。社会开始关注个人的自由，法治的思想被人们不断提及，这一切来之不易。当务之急是将市场机制的完善与个人自由的发展间的辩证关系作为下一阶段中国前进的方向。毫无疑问，就这一思想而言，没有亚当·斯密更适合的代言人。在中国，亚当·斯密必须成为新的“马克思”。只有作为一种信仰，被普通人用行动去践行，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改革困境。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市场的真正发展，也就不可能推动法治的实现，社会的进步也无从谈起。中国输不起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所以没有时间去选择。基于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市场，让十九世纪属于了英国，二十世纪属于了美国。如果中国人能读懂了《国富论》，我相信二十一世纪真的会属于中国。

“的确，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之下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国富论》中我最偏爱第四篇第二章。这一章的题目是《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在我看来，它可以说是此书最精华的部分。每一次的阅读我都从这里开始。以上引用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段落，“看不见的手”理论自此进入世人视野，被无数次的顶礼膜拜。我现在要做的是重新对其进行解读，阐明它对于当下的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二个启示。

“看不见的手” 讲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我们需要有一种机制来引导我们的经济交换。价格作为一种信号，可以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自由竞争市场则是能最大限度发挥价格信号调节功能的机制。所以亚当·斯密告诉我们，政府什么都不要做，只要维护好市场的运转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交给市场来，个体分散的竞争可以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使得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对于这一个看似很不合理的结论，亚当·斯密并未作出严密的逻辑论证，这是他的弱项。但这无损于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后世两百余年的经济财富的巨大增长，市场机制的优越性，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退出这些事实让《国富论》的预言成真。也让亚当·斯密站到了经济学之巅。而经济学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也对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作出了极其严密的数学论证，这里不予赘述。既然市场机制如此完美，是不是政府在经济事务中一无是处呢?换句话说，“鼓吹”自由放任的亚当·斯密如何看待政府的存在。我在《国富论》的第四篇第九章读到这样的字句：

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在我看来，这里面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真理。它告诉我们，在存在着政府过多干预的时代(彼时的英国，此时的中国)，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我们需要的。传统的中国，政府极度压缩了市场的空间，市场从未主导过经济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就更是天方夜谭。直到最近的三十年，我们才真正开始尝试着让市场来说话。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一不小心摸到了看不见的手，它拉着我们完成了初始的劳动分工和产业形成，带着我们走出了制造业拉动的中国崛起之路。然而，缺乏内在基础的市场机制是难以持久的。市场化才刚刚累积到一些实质性的成果，一场金融海啸，就让中国重新走上了国有化的不归路，一不小心，粉身碎骨。我们其实还没有学会走路，现在就想跑得比人家还快。诚然，现在的时代不同于亚当·斯密的时代，政府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脱离实际经济发展规律的理由。客观上讲，中国连真正的市场经济都算不上。政府在我们这里，从未退出过市场，让价格完全独立地引导个人的经济事务。也就是说，“看不见的手”后面始终都有一只“看得见的手”。现在，这只罪恶之手竟然光明正大地站出来，妄图扼杀“看不见的手”。所以面对畸形增长的2009，我无言以对。那些空谈国家与市场并重的善良的人们，似乎忘记了我们还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市场机制并不是不需要维护的，它其实很脆弱，需要我们努力去争取，才可以得到。我们的市场机制刚刚起步，进一步扩大市场化的范围才是当下中国的最优选择。很多人却叫嚣着市场化过头，把制度转型的成本全部嫁祸给市场，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倒退?!我倒是很想多买几本《国富论》，免费送给他们，好好读一读。

最近很多的思考集中在了中国的制造业。在某种意义上，制造业是继农业之后，推动中国三十年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如果按照主流的观点，将这次金融危机看作中国改革的拐点的话，在我看来，制造业依然是中国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这部分的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重读《国富论》，坚定了我的这一看法。这是本次阅读所得第三点启示。

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学习国际贸易理论，我们是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概念开始的。而在《国富论》的第四篇中，他关于自由贸易的一系列讨论，就是对这一概念的准确阐释。个人认为，这是他书中最富逻辑的部分，也是他对于微观的经济分析所做的最大贡献。绝对成本优势概念的主要涵义，简而言之，即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一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该国的经济结构。按照这一逻辑，中国最大的资源禀赋是什么?毫无疑问，廉价劳动力!显然，中国要发展的就是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禀赋优势的行业。哪个行业最能有效吸收廉价劳动力?毫无疑问，制造业!只有通过制造业，我们才能充分利用这一资源禀赋。如此简单的逻辑，却被大多数国人所忽略。当产业转型成为热门话题时，我们很少反思有没有走得太快。金融危机迷惑着我们的视线，繁荣的中国经济阻挠了我们清醒的思考。重新认识到资源禀赋的决定性意义，才能找准经济发展的方向。当然，关于究竟是内需，还是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有意义，属于另一个问题，在这里就不作讨论。毕竟我只是想说清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