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是官员腐败的极端表现，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那么，职务犯罪的原因是什么?职务犯罪的原因有哪些?下面就由小编告诉大家职务犯罪的原因及预防措施吧!

职务犯罪的原因

政治素质低、精神文化空虚

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数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自身的政治学习和提高，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世界观、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带入执法领域中，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公正执法扔到了脑后。究其根本原因是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思想，动摇了理想信念。在精神文化方面，权力腐败助长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生对执政党的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

权力过于集中、缺少监督和制约

[4]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传统的弊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导变为个人领导。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固然，腐败分子的堕落有其个人品质的原因，但是他们的腐败活动既然发生于体制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检讨制度环境存在的内在的疏漏。无疑，正是过分集权的体制为某些掌权的人提供了自由用公的可能。过大的权力膨胀了他们的个人意志。

而且，权力过分集中还使得纠正权力过错的代价大大提高。1、权力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权力现象的一个客观规律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在失控和约束不力的情况下，个人的意志常常会由于没有压力和牵制而轻易地进入权力过程，从而使用权人形成不谨慎甚至是随意的精神状态。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作保障，权力行为的规范也往往流于形式，丧失应有的权威和严肃性，得不到真正的贯彻。江泽民同志说，权力被滥用而又得不到制止，往往就会出现大问题。我国腐败现象发生的现实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在党政体制中有专职地监督各级权力的机构，但监督权和被监督权之间明显失衡，使得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受到限制。权力运作的规律表明，权力越大、越关键，就越是应当予以规范和约束。而现实权力体制中的情况却是相反，权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约和监督却越弱。正因为制约监督不力，才使得某些人有恃无恐，肆意妄为。2、权利对权力的监控力不足。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是现代权力制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这样的制度尚未健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缺乏有效的实现手段，公民权利行为组织性差，制度保障也不够。在公职人员的选拔、业绩评估和考察、权力违法的遏制以及权力受腐败行为侵害的救助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严密的权利参与和保障制度。

法制观念淡薄，没有树立良好的权力观

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数没有牢固树立公正执法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觉遵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违法办事的干部往往认为工作不会出问题，自己不会犯错误，就是发生了一些违纪违法情况，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工作缺乏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最终导致执法犯法，后悔莫及。权力观是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着人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力观是观察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最直接、最集中、最具体的窗口。对领导干部来说权力就意味着责任和义务，权力是人民给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但在翻滚涌动的经济大潮中，有一些干部摆不正位置，政治觉悟不高，信念不足够的坚定，免疫力不足够的强，最终把权力当成谋私的工具，亵渎了人民赋予的权力，走向了后悔的腐化堕落之路。

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尚待完善

少数基层领导对干部职务违纪违法导致的各种问题认识模糊，加之受“难免论”、“难管论”的影响，行动上自然对干部失察、失管、失控。对违纪违法干部无原则地加以袒护和纵容。领导干部的一岗双责制度，明确规定既要抓业务也要抓队伍建设，但少数领导往往只顾压任务定指标，忽视讲纪律，提要求;只注重完成工作任务指标数字，不检查完成任务的方法和手段，不检查制度规定的落实情况。因此，工作上满足于一般化的部署要求，缺少深入检查;对违纪违法干部姑息迁就，缺乏严肃批评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表层，缺乏渗透到每个环节的具体措施。尤其是不能有效地启动预防机制，处理上又失之于宽。监督制约机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普遍制定了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规定、纪律、制度、办法等，但在具体落实上，却缺乏广度和深度，没有起到干部之间相互监督，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作用。

职务犯罪的预防措施

(一)加强教育，培养“不愿为”的廉政理念。

一方面是加强思想教育，构筑“不愿为”的自律防线。价值观念的错位是诱发职务犯罪主观原因，加强教育是消除职务犯罪思想和心理形成的主要手段，因此，我们必须要多途经、多形式开展思想教育，改变传统教育理念，摒弃“官本位”思想，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公仆意识，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消除腐败的动机，营造“廉荣贪耻”的社会氛围，构筑“不愿为”的自律防线。另一方面是提升公民素质，构筑“不愿为”自律底线。公民素质的提高，关键是加强对公民的教育，而公民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某个人的命运，更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教育除了学习必要的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培植一种文明精神，一种公民意识，一种守法意识，一种社会良知和责任。公民教育是促进国家进步，民族振兴，构建和谐社会的催化剂和动力源。我们要加大公民教育的投入，提高全民素质。公职人员自身素质低下，也容易造成职务犯罪，个人品质的不同，在同一条件下，有的廉洁奉公、秉公执法，为国家和社会奉献终生;而有的人则贪赃枉法、假公济私、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文化素质高的人，一般会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思想觉悟，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往往能抵御各种不良的诱惑和侵蚀;文化素质低下，则一般容易为眼前利益所惑，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身份和权力的性质，从而走向职务犯罪的道路。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公民素质还能唤起全民参政议政和拒腐防变的能力，同时也能提高公民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公德，自觉履行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义务，要公职人员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滥为。因此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做到人人心里有法，人人心里装着道德，人人心里装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夯实心中自律底线，共同筑起公职人员“不愿为”的自律防线。

(二)健全机制，构建“不能为”的防控体制。

制度是最好的防火墙。制度对于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引导其正确履行职权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现阶段一些制度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一些制度形同虚设，因此健全制度建设势在必行。一是抓住当前机构改革和企业改革的有利时机，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精简机构，实行政企分开，防止权钱交易。二是进一步推进干部任用制度改革。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在党政机关普遍推行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和民主讨论干部等制度。要建立健全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制度，对在选拔干部中违反干部政策，造成失误的必须严肃追究责任。三是要确保公职单位刚性支出，让公职人员无后顾之忧。尤其要保证办案机关正常的办案经费，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铲除职务犯罪现象产生的土壤。四是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完善有关建筑市场等各类市场管理，规范市场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五是要进一步增加行政办事的透明度。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等。增加用权行为的透明度，由“暗箱操作”变为“阳光行动”，根治“黑箱”作业。此外还要大力推行政府采购和会计委派等制度。总之，要通过改革，着力完善与市场经济发展及政治民生相适应的各种社会管理制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根本上将公职人员不能为的防控体制得到落实。

(三)加大惩处力度，形成“不敢为”的高压态势。

面对当前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群发的严峻形势，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一刻都不能放松，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重拳出击，让职务犯罪分子政治上彻底垮台，经济上损失巨大，通过查办的案件震慑和警示那些跃跃欲试“想为”的公职人员，让他们触“贪”条件反射，望“贪”生畏，形成公职人员“不敢为”的高压态势。

1.严格立案标准，让职务犯罪分子在自由上付出代价。过来我们办案机关在案件处理上自由裁量权过大。根据刑法规定，贪污、受贿五千元即构成犯罪。但在实际办案中由于案源多，加上“警力不足”，办案机关有选择性地办案，有的几万元都不立案，法院判决弹性也很大，量刑尺度不统一，有的案件几十万元判缓刑。2012年12月31日“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行贿数额较大为一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行贿数额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为“情节严重”，在司法实践中20万元以下的行贿案件很少立案，20万元以上的行贿案也追究的不多，即使追究了，多半判决也是缓刑。尤其是单位行贿犯罪都是地方政府鼓励所为，怕影响地方的利益，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这些案件时，把它当作“红线”不敢越“雷池”。这些现象的存在，不利于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有的职务人员觉的利益很大，风险不高，产生值得一试的心理，导致职务犯罪呈群发、多发、高发态势，犯罪数额也越来越大。因此必须要坚持立案标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管涉及到谁，职务有多高，均依法惩处。在量刑上要严格适用法律，杜绝自由裁量，严格控制不诉、免刑和缓刑标准，要让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在仕途上付出应有的代价，并震慑和警示他人“不敢为”。

2.依法追缴赃款，让职务犯罪分子在经济上付出代价。近来办案机关为办案而办案，忽略赃款、赃物追缴，尤其是检察机关扣押的赃款赃物需法院判决方能上缴国库，由于利益的关系，双方还存在扯皮现象，法院不支持赃款赃物的判决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了便宜。为了严惩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有效遏制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对涉案赃款、赃物必须依法追缴上缴国库，追缴赃款、赃物是检察机关工作任务，法院对涉案赃款、赃物要依法判决。法院在判决没收赃款赃物时，《刑法》有规定“罚金”、“没收财产”附加刑的，还要同时使用“罚金”、“没收财产”附加刑，让职务犯罪分子在经济上付出巨大代价，使其“贪”不偿失。

3.严肃纪律处分，让职务犯罪分子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对职务犯罪人员在刑罚执行从严的同时，加大行政纪律处分力度，严格执行《公务员法》、《监察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坚决杜绝“法外施恩”，坚决从严惩处。同时完善机关法律法规，禁止职务犯罪人员从事一切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使职务犯罪人员在政治生活上付出沉重代价，从此再无行政管理权力，再无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力。

4.坚持常态化反腐，让职务犯罪分子失去生存空间。中国的腐败现象几起几落，长期以来我们的反腐也是运动式地反腐。建国初期新中国接连发生严重的腐败案件，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四清”等运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发生。1989年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职务犯罪等腐败行为呈高发态势，“官倒”盛行，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贪污贿赂犯罪专项斗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投案自首的通告》，通告发布后，群众举报云集，犯罪分子慑于法律威力纷纷投案自首。据统计在8月15日至10月30日的期限内，人民群众向检察机关举报的线索有133765件，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的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有36171人。近十年来，职务犯罪又呈多发、高发态势，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精神开展反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以来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4万多件，其中省部级以上高官就有50余名。综观历史，为什么腐败多发、高发具有反复性，因为腐败是人性自私贪婪的一种表现，具有隐蔽性、反复性和顽固性，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几乎无法彻底根除，因此反腐不应采取“疾风聚雨”、“来去匆匆”的运动形式，先是“雷霆之怒”，后是“虎头蛇尾”，这种方法只在一定时间段起到震慑作用，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因此科学的反腐是反腐的制度化、长期化、常态化。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不论职务高还是低，有何背景，只要违法违纪，就要依法依规惩处，以此保持反腐工作的严肃性和常态化，让职务犯罪分子无喘息之机，让职务犯罪分子无生存空间，确保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政治生态文明有序。

总之，导致职务犯罪的原因很复杂，涉及面广，有体制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社会价值取向方面等多种原因，预防惩处难度很大，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方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打击是手段、教育是根本、预防是目的，只有各级各界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方能形成国家公职人员“不愿为”、“不能为”、“不敢为”的防控体系，才能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