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民主思想是朱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生发的有关自由、平等、权利、法治、正义等的观念、意识和制度思考的总和。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朱德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近代史人物朱德论文篇一

《朱德与大跃进》

[摘要]大跃进历时三年(1958～1960)，是中央领导层的集体决策，朱德一度赞同与推动。然而十分重视实际的朱德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较早地觉察到“大跃进”的错误并提出纠正措施，是党中央最早认识大跃进错误的领导人之一。

[关键词]朱德大跃进纠正错误

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1]当时的6个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惟独没有谈到朱德。朱德对“大跃进”持怎样的态度呢?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一些探索分析。

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主要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从而为“大跃进”作了思想先导，因此它成为“大跃进”的序幕。在会上，朱德发言说：1958年除了争取工业和基本建设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外，还要争取农业有更快的发展速度。这是目前带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在“大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不到1个月，2月21日，朱德在合并后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干部大会上讲话：合并后的第一机械工业部，要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2]。5月在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片面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忽视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会后，“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

早在毛泽东正式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前，3月，在化学工业部召开的1958年生产厂长会议上，朱德提出多快好省、勤俭建国是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鼓励化学工业建设“要做到多快好省”。4月2日，在全国煤矿四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煤炭工业要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4月16日，朱德在和上海的部分科学家见面时说：现在各方面都在大跃进，科学也要大跃进。这说明朱德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和推动，不仅历次中央会议他都参加了，而且对中央每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意见也是赞同的。他认为，总路线可以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跃进”可以更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他曾多次谈过总路线和“大跃进”的重要意义。为了推动全国大跃进，他在7月18日视察六一七厂时，提出：全国大跃进，各种机器都需要。在9月8日接见新疆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时，指出：在全国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你们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把新疆建设得更加繁荣[2]。

随着“大跃进”危害的日益显现，十分重视实际的朱德，在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逐渐发现不少问题。尤其对各地出现的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做法产生了怀疑。

1958年4月2日，他针对煤炭工业存在一些浮夸现象说：“要有实干精神，劲要鼓。但不要吹嘘，办不到的就不要讲。”[2]9月下旬，他在视察太原钢铁厂时说：工业生产不能光强调数量，还要注意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质量不好，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岂不是浪费?[3]1958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出的乱子。从这时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在1958年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1959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朱德根据这三次会议的精神，注意努力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错误，提出了比较好的建议和措施。

第一，倡导实事求是，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

1958年11月14日，朱德视察天津时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能办到的就办，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快或慢要从具体情况出发。他在12月中旬对河南这个大跃进的典型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就实现共产主义呢?条件尚不具备时太急了，也是不行的;大炼钢铁有缺点，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公社化的速度可以慢一些，不要忙。有的人总想走的越快越好，但事物的发展都有个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针对当时刮得很厉害的那股“共产风”，1959年1月30日，朱德在视察广东省良口人民公社时说：“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急。”朱德对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感到很气愤，有一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吗!”庐山会议上，朱德对周小舟说：“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他强调：“我们的经济管理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制。不论是国家对国家，还是国家对人民或人民对国家都应如此。”[3]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总结“大跃进”的失误时，朱德再次强调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观点，并指出发展生产力要遵循客观规律。他说：“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么搞，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搞”;“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会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4]

第二，严厉批评绝对平均主义，主张实行“按劳分配”，要求解散农村公共食堂

在分配问题上，社会主义要坚持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但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立即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吃饭不要钱”和“家务社会化”。早在1957年12月，朱德就针对有人提出要废除家庭和已经出现“吃大锅饭”的苗头撰文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取消家庭，而是要使家庭更幸福更美满。养亲教子的古训，不仅现在适用，就是将来也是适用的。”他批评那种“生产听锣鼓，吃饭找社长”的错误思想，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是“吃大锅饭”[4]。朱德是党内最早觉察到平均主义危害的领导人之一，在平均主义刚一萌芽时，他就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958年后，朱德更是坚决反对吃大锅饭，多次上书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意见。1959年2月17日，他在广东视察时说：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群众的生活如果也这样，长期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六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4月15日，朱德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吃饭不要钱是个问题。钱没有用了吗?目前还是需要用钱交换。否则，经济生活就要瘫痪。”6月1日，他在东北发表谈话：“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6月10日，朱德在旅大市指出：还是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虑衣食住行问题。秋后要把粮食分给社员，愿意吃食堂的自愿参加，实行饭票制，自己拿钱;不愿吃食堂的可以回家吃，完全自由。6月20日，朱德、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辽、吉两省时看到的情况，以很多篇幅谈到大多数群众不愿意常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建议：“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重新集中粮食。”7月9日(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向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指出：“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当不好的。”7月16日，朱德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了解河南省的“大跃进”情况后说，吃食堂“还是要实行自愿原则，吃好吃坏自己负责，不要实行包的办法”。“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的吃。”“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3]7月25日，朱德和甘肃省委、新疆区委书记谈话：农村的公共食堂，要坚持自愿加入的原则，生活的好坏由个人自己负责。恐怕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愿意在家里吃饭，这才适合目前我国生活水平较低的条件[2]。

第三，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从50年代开始，我国由于照搬照抄苏联模式，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发展商品生产就在发展资本主义。1958年大跃进后，自由市场被取缔，几个月的时间刮起“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但是朱德根据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按经济规律办事。早在1955年，朱德在内蒙古视察时就指出：“要把经济搞活。”把经济搞活就是要发展商品生产和扩大商品流通。1958年12月10日武昌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德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指出：“要注意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对人民公社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很重要。”人民公社成立后，农村普遍没收自留地，包括房前屋后的竹木果树，一切家畜家禽统统归公。针对这种情况，朱德对陶铸说：“去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也受到很大损失。现在应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可以允许公社社员搞些副业。”“经济活动要实行商品等价交换，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到达共产主义。”朱德还对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我看应当让他们富，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3]

怎样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呢?除了恢复农村副业外，朱德主张多发展对外贸易。在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朱德说：“如果去年不发那阵疯，不知要多拿出多少东西来出口。但是，现在还有人思想不通，责备外贸部外销太多，而外贸部也居然承认错误。”“我看广东还是要多搞外汇，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国际市场。”他提议可以从国外买回原料，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他说：“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对有些人还说不服，就是买回原料制成成品出口。比如进口橡胶、棉花，出口胶鞋、棉布等。这样的事不让搞是不合理的。”对价格政策，他主张应该根据实际需求情况有升有降。他说：“限制价格的办法值得研究。有些东西价钱给少了，生产也就少了。一提价生产就能发展。涨一点价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多了再降价。”“凡是出口需要的和国内需要的东西，还是要提价。”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又对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说：“我认为，对外贸易还是要做的大一点。出口额下降是去年吃大锅饭的结果，这是许多省都承认了的。但是，四川、河南还不承认，还要吃大锅饭。”[3]即使在庐山会议上，朱德受到错误的批判，但他仍于1960年4月2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2]。

第四，努力纠正急于改变所有制形式的错误做法，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保留一点小私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

1958年“三面红旗”兴起后，全国大刮“共产风”，消灭私有制，废除家庭，想趁穷将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全国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朱德对许多地方急于改变农业、商业、手工业的所有制问题十分担心。1959年5月，他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就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则，农民总要向外跑，不安定。又说：过去的商业网点被打破了，结果东西没有了，吃了亏。这实质上还是一个所有制问题，即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三者的关系混淆了。6月16日，朱德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十年、二十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农民富裕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他在谈到手工业问题时说：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国营工业的要转回来，以减轻国家的负担。要实现国营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6月20日，朱德当着黑龙江省委负责人的面尖锐地批判“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产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3]这年夏天，朱德还亲自召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干部谈话，严肃批评了“共产风”，指示他们根据宪法和党的有关决议，研究保护公民合法的生活资料所有权问题，并提出具体意见供中央参考。

1959年7月至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最初目的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朱德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指出：去年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点。7月11日，朱德对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是对公有制的补充。保留一点私有制，把街头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才会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否则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3]在这里，朱德实际上提出了在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现实条件下，应该允许保留一些个体私营经济，充分调动他们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以加快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这一思想观点是实事求是的，它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平等竞争的精神是相符合的。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3]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4]朱德：《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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