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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热点的论文篇1

论社会热点事件中的“免费”律师

【摘要】近年来，“律师免费提供刑事辩护”这一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如雨后春笋一般，充斥在公众的视野中。许多社会影响巨大，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刑事案件，都不乏律师“挺身而出”，设法争取为当事人免费提供刑事辩护。广州的许霆，湖北的邓玉娇似乎都是这一现象的受益者，这些免费律师在案件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情形一方面使得律师身上围绕着“仗义执言”的光环，另一方面也使得公众纷纷质疑他们的动机是为了“抢眼球”、“博出名”。律师应当承担的是怎样的社会责任?律师应当用怎样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执业行为?在热点事件中律师免费提供法律服务是否有违职业道德?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关键词】社会热点事件;免费律师;律师职业道德

一、律师角色的社会定位

新中国律师业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发展过程，律师的性质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律师到底是什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第一，律师是区别于公权力机关的法律专门人才。与公权力机关所享有的立法、司法、执法权不同，律师的权利仅仅是依委托替当事人辩护或代理法律事务，这种权利究其本质是国家法律所允许和保障的当事人授予的权利。由此可知，律师是一个依靠自身法律知识和技巧生存的法律工作者。

第二，律师资格的取得方式区别于其他职业。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通过实习，经国家批准才能执业。其工作是依据事实和国家法律接受当事人委托，从事代理或辩护业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律师是天然的法律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1]就拿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作用来看，律师的辩护权仅限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量刑尺度等方面提出法律意见，提请和建议审判机关正确适用法律、有效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因此律师只有辩护权，没有任何决定权。

因此，我们得出一条结论：律师是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者。律师的一切执业活动都不应偏离其应有的社会定位，无论是收费律师还是免费律师，人们对他们的期许都应该是一样的。二、免费律师不等于公益律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明确为我们指出：律师服务也是一种商品，有其自身可以与货币进行交换的价值。因此，可以说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收取费用是天经地义、符合经济学发展规律的。人们普遍认为，律师是专门帮人打官司的人。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法律知识来换取高额报酬，是人们普遍羡慕的“高薪阶层”。众所周知，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还需要差旅费、应酬费等物质支持，免费提供法律服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绝对是亏损的，甚至可以说是违背商品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且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作为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既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责任，同时也有收取费用的权利。因此，律师提供有偿法律服务是合情合法的。但是近年来却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倍受舆论关注的刑事案件中，出现了大量律师设法争取为当事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形。这到底是律师参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义举，还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特殊手段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论。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有以下两点可以帮助理解“免费律师”行为的出发点。首先，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所获得的回报形式是多元的，物质回报只是其中一种。除此以外，律师内心正义感的满足与自身价值的实现亦是一种回报;

其次，社会评价的正面提升，对于律师凝聚社会公共资源和积累人脉都是很有帮助的。简单说来，律师可以以此博“名”，名利总是相伴相生的。但是律师出“名”，既要有“知名度”，也要有“美誉度”和“专业度”，即使是所谓的营销之“术”，也必须建立在维护律师

品德、专业与职业操守之上。盲目出名、出骂名不仅不利于律师个体，对律师业整体的形象，也是不负责任的。

必须强调的是，免费律师和公益律师并非同一概念。公益律师是指受雇于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公益机构、非政府机构、非营利机构，免费为某类人群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庞德曾说过，公益法律职业是：“一群人从事有学问有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的以它谋生，但是仍然不失其公众服务的宗旨”。[2]整个社会对于公益律师的要求远远高于收费律师，他们被要求应当关怀大众、关注公益;要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和对社会敏锐的洞察力;他们还必须具有勇气、持久的耐力、坚强的性格特质;有悲天悯人，拯救普适大众于苦难的情怀。

律师的善行不能也不应纯粹成为一个招揽业务的幌子，由此可知，免费律师不等于公益律师。公益律师当有“担当之心”，但不可以公益之名，行自我炒作之实，更不可为一己之名，损害行业的整体利益。公益律师当如“侠客”，除暴安良、匡扶正义，满足公众对正义的渴求，而不应以牺牲当事人利益，成就自己的名望;公益律师当以法律和大局为重，而不应以公然无端挑起社会对国家机关的仇视与矛盾来成就自己的悲壮。

免费律师所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现象，而公益律师所昭示的却是一种社会精神。

三、律师在社会热点事件中的作用

评价辩护律师的作用，一是看他的努力对案件有没有积极的帮助，二是看他的行为举止是否符合律师行业的职业要求。律师在社会热点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一定的特殊性，大多数情况下，律师并非社会热点事件的绝对主角，其作用主要是辅助社会热点事件一方当事人维护其合法权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名刑辩律师在社会热点事件中想要对案件提供积极的帮助必须建立在符合律师行业的职业要求的基础之上，这样辩护律师的作用才得以完全实现，才能得到社会民众的肯定性评价。

一名刑辩律师对案件有没有积极的帮助有其特殊的判断标准，一是是否对公安、司法机关可能存在的程序性错误进行了监督并取得实际效果;二是是否对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属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和心灵慰藉;三是是否昭示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或无辜。作为一名合格的执业律师，这样的要求并不算苛刻，完成起来也相对容易，但是如何才能既不越过法律和律师职业道德的红线又完满的完成辩护任务，这才是衡量律师所办理案件质量的关键。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乏有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免费辩护却遭到民众反感与质疑的案例，例如红极一时的“邓玉娇案”中的夏姓律师在会见邓玉娇后大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甚至痛哭流涕。由此引发人们对七尺男儿泪到底是“做秀”还是性情流露的巨大争论。据说在两年前沸沸扬扬的崔英杰案件中，夏律师作为被告的辩护人，当他从法院拿到《起诉书》，看到崔英杰涉嫌的罪名从公安机关认定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离奇地变成“故意杀人牵连妨害公务”时，悲从中来，“泪流满面”。因此，民众将此理解为该律师展示其“行为艺术”的一贯方式也不足为奇。我们姑且不对该律师行为做情感上的评判，单从律师职业的角度来看，他的行为似乎与律师应当扮演的社会角色有所偏离，与律师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不相吻合。

试想一下，一个医生所受到的尊重不会来源于因为一个病人的死亡而痛哭流涕，而是来自于他的精湛医术和不放弃的精神。一名律师也应更加理智的面对每一个案件，只要努力的把手中的案子做实，真正做到问心无愧，无须这样的“表演”，自会受到应有的肯定与尊重。需要肯定的是，也有很多律师在社会热点事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色，例如“唐慧劳教案”，就是由其代理律师甘律师首先在网上将此事披露，引发了民间舆论的强烈不满，最终使得受害人的冤屈得以昭雪，并且使得“劳教”这一中国特色行政处罚再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进而无形的推动中国的法制化进程。

因此，律师作为社会法律工作者，承担着运用法律武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其作用是突出的、不可替代的。在社会热点事件中也一样，刑辩律师理应接受职业道德和社会使命的双重约束，扮演好“刀尖上的舞者”这一角色。四、社会热点事件中的律师该何去何从

作为一名律师，无论是提供有偿服务还是无偿服务，无论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还是为“罪行滔天”的被告人进行辩护，都属于正常职业的范畴，在这个过程中，律师必须受到自身职业道德和业务需求的双重约束。特别是在影响特别巨大的社会热点事件中，更需要律师把握好法律和内心的天平，恪守更加严格的职业道德，才能维护律师自身以及律师业整体的社会形象。具体而言，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一)树立坚定的法律信仰

坚定的法律信仰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石。律师的法律信仰首先表现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其次应保证其自身职业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在一个对法律并不信仰，视正义为无物的律师眼中，法律只不过是权力的婢女，是满足一己私欲的筹码。有的律师在参与社会热点事件的过程中，为了眼前利益，不惜使用非法手段，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打着免费律师的旗号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去维护当事人的非法利益，使律师业的整体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究其原因，正是由于部分律师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丧失了坚定的法律信仰，背离了律师职业的基本精神。

(二)以维护民权为己任

法官对正义的维护是居中裁判性的，理应不偏不倚。但是律师则不然，律师的角色决定了他应该从一个非居中的角度来维护委托方的合法权益，其对民权的忠实维护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领域，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往往天然地成为国家权力的对立一方。律师与民权的结合，不仅是私权平等意义上的结合，而且更是私权与国家公权相互制约意义上的结合。[3]通过律师介入帮助被告人对抗国家机器，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使国家的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因此，为有影响、有意义的社会热点事件中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是律师维护民权的体现，也是律师的职责所在。这种为弱势群体减免服务费用的人道主义行为应当受到鼓励。但是这种行为如果仅仅具有人道主义的躯壳而没有人道主义的内容，则最终会背离律师维护民权的职业要求(三)追求独立职业人格

律师的职业使命就在于通过提供法律服务，寻求有利于委托人的结果。与法官、检察官等代表国家权力的主体相比，律师的社会化倾向更为明显，也更加独立于国家权力。检察官和法官无法脱离其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对国家权力的依赖，而律师则完全依靠自身的专业知识谋求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律师独立于国家权力机关，而且律师个体还独立于其所在的事务所。正是由于律师职业人格的独立性，才使得律师职业的对抗性和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得以实现。

有人曾说过，西方法治先进的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与其说法治是“法官之治”更毋宁说是“律师之治”，只有律师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才可能真正实现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和对司法权的尊重，可以说社会对律师的态度是法治社会的“晴雨表”。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律师在法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广受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中，律师的“功”与“过”都会被放大，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民众的指责或褒奖，此时律师的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到律师的个体形象，更影响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律师的整体形象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就要求我们的律师具有高尚的人格，正直的品质，与强权抗争的勇气和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增加社会之信赖，维护稳定之大局。

参考文献：

[1]青峰.中国律师制度论纲[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25.

[2][美]哈罗德・伯曼.美国律师讲话[M].上海：三联书店，1980：208.

[3]程燎原，王人博.权利及其救济[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53.

关于社会热点的论文篇2

社会热点事件的博弈分析

【摘要】近些年，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媒体的大规模报道，医患关系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密切关注的一个焦点，医患关系紧张的现实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下我国医疗纠纷日趋激烈，医患关系日益紧张，作者针对我国医患关系现状，以博弈论基本理论为出发点提出解决医患紧张关系之道，以期对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有所裨益。

【关键词】博弈论;医患博弈;信息不对称

一、博弈论与医患博弈

博弈思想自古就有，《论语・阳货》有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博弈无处不在。博弈涉及生活各个方面：比赛、打牌、逛街、砍价、职场、恋爱等等。对于什么是博弈，谢识予教授有这样的定义：所谓博弈，就是指一些个人、团体或其他组织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仅仅一次或者进行多次，从各自可能得行为或策略集合中进行选择并实施，各自从中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1]。

博弈论(Game Theory)，也称游戏论、对策论，原本是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产生的。1928年，冯.诺伊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随后，约翰.纽曼和摩根斯坦共同著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博弈论系统地应用到了经济学领域，从而使得博弈论发展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博弈论主要关注的是博弈参与者之间的行为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可以看出，每个博弈者在做出决策的同时，也应根据自身的情况，意识到自己经过决策后所做出的行为对他人的可能影响，以及他人的反应行为对自己的可能后果，从而通过选择最佳决策方案来寻求效用的最大化及损失的最小化。

形成一个完整的博弈需要包括参与者、行为、信息、策略、次序、收益、结果、均衡在内的8项要素。具体到医患博弈中，包含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内的医方和包含患者及其家属的患方是医患博弈的参与者;遇到医疗纠纷，医患双方根据对方的行动或者通过预测对方的行动而做出自己决策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医患博弈的行为;医患双方对于医科知识的掌握以及其他医疗相关事项的了解程度是医患博弈的信息;面对医疗纠纷，医患双方谁先采取行动，采取何种行动，这便是医患博弈的策略和次序;医患博弈的收益和结果指的就是患方支付医疗费用，通过医方的治疗使身体痊愈，达到健康利益最大化，医方通过向患方提供医疗服务，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收取治疗费，达到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医患博弈的均衡就是指医患关系获得一种平衡，处于一种稳定状态。二、信息与医患博弈中的信息

《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古语充分说明了掌握充分的信息对于决策乃至赢得胜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博弈中，除去信息的因素，大家赢的机会均等，此时，谁能提前抓住有利的信息，谁就能稳操胜券[2]。但是在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中，等到博弈双方真正完全了解和掌握信息之后再决策或者行动，往往会贻误战机。这种先机丧失可能性的存在就迫使博弈者常常在自己并未完全掌握信息时就要做出决策，而在这种信息不完全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必然带有博弈的色彩。孙子在前面提到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理论之后还有如是言论：“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意思就是说“知己”和“知彼”在博弈中同样重要，博弈者在做出决策之间应当首先掌握自身情况，但是仅仅“知己”是不够的，还应当熟悉对方的各种要素，从而作出准确的判断，《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就充分说明了信息的重要性。可以大胆的说，信息掌握完全与否可以直接决定博弈结果，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而在博弈论中，“信息就是力量”!

信息方面的差异造成决策者行为的差异和博弈结果的不同。在医患博弈中，其所涉及的信息主要由医方掌握，这是由于医方(包括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所需要掌握的医学科学专业性非常强，需要经过相较其他专业更长时间的专门学习和临床实践才能进行医疗行为，这也就必然决定了医方在这场医患博弈中占据了优势;相对应的，作为患方，想要掌握与医方相当的医学知识需要付出的成本代价过高，再加上医患之间信息传递的不充分和患方自身的弱势性的双重影响下，直接导致本已信息贫乏的患方的劣势状态更加显而易见。患方与医方始终无法处于同一地位，弱势地位的长期累积将不断滋生负面情绪，假设遇到没有良好职业道德素质的医方，再小的医疗过错也会迅速成为医患矛盾的导火索，使得本已紧张医患关系更加风雨飘摇。三、医患博弈与信息不对称

什么是信息不对称呢?解释信息不对称这个概念，不得不先解释“公共信息”，所谓公共信息，简单地说，就是一定范围内的每一个个体都知道某条信息，且每个个体都知道这个特定范围内的其他个体也知道此条信息。倘若这个范围内的某一个个体不知道此条信息，那么知道此条信息的个体与不知道此条信息的个体之间便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回归到现实生活，“公共信息”的状态是很难实现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市场经济中的很多现象提供了解释，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1]。博弈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也容易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情况。

信息不对称理论在医疗市场同样适用，可以肯定的说，医患博弈中信息是不对称，而信息不对称必然会对医患双方如何行动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上面公共信息的理论，假设医疗市场也处于公共信息的状态，那么医患双方之间的信息是没有隐瞒的，这样有助于医患双方做出准确且正确的决策，当然这仅仅是我们的假设的理想状态，现实则是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医疗市场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市场化，医疗机构由于规模、技术水平、人力资源力量等方面的差异，其医疗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由于信息不对称，医方比患方更了解自己的医疗水平，但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医方往往通过大量的宣传和广告向患者提供不完全甚至不正确的信息，例如一些医疗水平较低的医院会通过虚假广告宣传等形式将其本身的真实情况掩盖，过分夸大其医疗服务水平，医疗效果等，而患者由于其信息劣势，很容易逆向选择了这些医疗水平较差的医院。然而医疗队伍中也面临着道德滑坡问题。

一小部分医生利用了患者对医学知识的缺乏，对患者大开处方药，大量做不必要的检查，更有部分人大肆收取药品回扣和患者红包，这就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医患博弈中的体现。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往往导致医患纠纷的发生。四、弱化医患博弈信息不对称的措施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于市场经济导向，医患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越来越突出，医患关系面临的利益冲突越发严重，信息不对称短期内固然会对某一方会有利，但若不适当弱化，最终会破坏整个市场。因此，弱化医患博弈中信息不对称的现状是势在必行的。

(一)媒体立场力求公正

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一直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2012年发生的一系列医闹事件使得医患关系这一话题再次成为了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不可否认，在医药销售市场中确实存在商业贿赂行为，医生接受药品提供商的回扣，收受患者家属红包的现象时有发生，新闻媒体倾向弱势群体，不可避免的在报道中带有感情色彩，本就对医药价格、医疗措施抱有怀疑态度的患方对医方更加不信任，医护人员稍有过失，轻则被患者投诉，重则打骂，近段时间发生的因医疗纠纷砍伤、砍死医生的事件也证明了事态的严重性。因此，新闻媒体应根据事实，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报道和评价事件，对医务人员违法行为进行打击的同时，也应当对医务人员的辛勤劳动予以肯定，只有这样，才能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二)医患双方应加强沟通

医患双方本就有着共同的目标：战胜病魔。这个目标的达成不仅需要医务人员专业的知识、精湛的医术，更离不开患者的信任和耐心的配合，双方的配合离不开沟通与信任。前面已经提到，医疗行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处于信息劣势的患方由于缺乏医科专业知识，无法对自己的病情做出一定的预测，患方无法单方面决定自己所使用的药品、医疗器材乃至医疗方式，加之，患者及家属求医心切，对医疗结果的期望值过高，很容易对医疗行为产生质疑，从而产生对医务人员的不信任感，此时具有明显信息优势的医方更应尽到解释义务，将患者的病情及治疗方面、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耐心分析给患方，以此弱化医患博弈中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此外，当出现医疗纠纷时，医患双方应当及时进行沟通，避免出现暴力。

(三)健全法律约束机制

在法律视野下的医患双方都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滥用权利，侵害对方利益[3]。医患双方“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然而，在我国现阶段，还没有一部让医患双方都满意而且使用的法律。一旦发生纠纷，司法机关及其相关机构在受理医疗纠纷时就会“无法可依”，从而难以做出准确且公正的判决。这就迫切需要加快加强卫生立法工作，尽快制定出一部完善的医事法律，使医患双方更加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样，才能利于维护良好的医患关系。

五、结语

信息不对称是博弈中的正常状态，完全打破医患信息不对称的格局是不可能的[4]。但是，倘若医患双方能进行充分交流和沟通，使医患双方都能够尽可能的意识到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及此种状态持续下去的不良影响，从而使双方尽最大限度使自己拥有的信息透明化，致力于达到医患博弈的均衡状态。

参考文献：

[1]张影.博弈论的智慧[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4：51.

[2]宿春君.博弈论的诡计[M].上海：华夏出版社，2010.

[3]顾冬辉.医患博弈中行为模式研究[D].军医进修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5.

[4]弓宪文，王勇，李延玉.信息不对称下医患关系博弈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2004(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