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故事会

发布时间:2016-12-02 21:39

历史教学结合历史故事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可以增加课堂色彩,让原本枯燥的学习内容变得有趣,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三国历史故事会。

三国历史故事会1:仲永巧遇吕蒙

在时空隧道里,由于一个小男孩的顽皮,打乱了朝代的顺序以及人物的生亡,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人可以瞬间跨越几千年,在这里死亡,又会在另一个时期中生还,谁是谁非早已变得扑朔迷离——题记这一天,宋朝的方仲永,三国的吕蒙相遇在唐朝。仲永,本应三十而立,谁知他依旧是五岁时的才学,无一技之长。只好在家帮助父亲耕田耙地,靠那点微薄的收入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虽然他有时也很郁闷,怨父亲断送了他的好前程,但是,当他一看到父亲那副劳的模样后,又理解了父亲。看着家里那忙不完的农活,他最盼的是能到集上去放松下一下。早晨,父亲要仲永到集上去买点种子。

他听了很是高兴,这正是自己夺心中嘀咕的愿望,好长时间没有赶集了,何不趁这个机会多转一转呢?干完活后,他兴致盎然地向繁华的街道走去……吕蒙,已届不惑之年,早就从一介武夫,变为现今才高八斗的夫子,他对自己一段学成经历,常常感慨万端,逢人便讲。

也许是读书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待脱去战袍后,他又走进了书院,而且身兼院长。讲学时,吕蒙以身作则,为朝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栋梁之才。今天,他也趁休息之时,来集上转一转,看有没有天性聪慧,却因家贫不能读书的人,如果有,招他到学院读书。吕蒙手握一把大折扇,边走边摇,细心审视往来的行人,突然,前面走来的一个人吸引了他的眼球。别看这人衣着简朴,面容清瘦,然而,一种内在的读书人的气质洋溢在眉宇间。

他不得不停下了脚步打听:“你是——”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方仲永。见有人问他,便说:“鄙人姓方,名仲永。”吕蒙一听,吃了一惊:“什么?方仲永?你就是金溪的方仲永?”“正是。请问您是谁?怎么知道我的姓名的?”“哈哈!也许你听说过,老夫就是三国大将吕蒙。”“参拜吕将军”,听说是大将吕蒙后,仲永一膝跪了下去。“快起,快起!”吕蒙连忙扶起仲永,“唉,真是作孽哟!一个天才就这样泯灭了。”吕蒙无不叹息地说。 “怪只怪父亲,当初他带着我走遍了全乡,用我的诗文卖钱,不让我求学,真是痛煞我也。”仲永也悲哀起来。“那你现在意愿加入我的书院就读吗?”吕蒙问道。

“现在还来得及吗?”仲永似乎存有顾虑。“来得及,来得及,我就是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学的,当初,我以为只要能在战场上杀敌就够了,可是后来主公给我加了官,对我说‘不学习,怎么带令属下呢?’我就听了主公的话,潜心研读。后来,果然大有长进。后来鲁肃见我后,大惊,我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听到这里,仲永似乎心动了,但又犹豫不决:“还不知我的父亲同不同意呢!”吕蒙听了,大声道:“你就别说你的父亲了,他就是害你的罪魁祸首。这样吧,你先跟我去,然后我再去对他说,我还要好好地教训他呢!”说完,带着仲永走了。

三国历史故事会

三国历史故事会2:“空城计”其实并不空

空城计就是一种心理战术。在己方无力守城的情况下,故意向敌人暴露我城内空虚,就是所谓“虚者虚之”。敌方产生怀疑,更会犹豫不前,就是所谓“疑中生疑”。敌人怕城内有埋伏,怕陷进埋伏圈内。但这是悬而又悬的“险策”。使用此计的关键,是要清楚地了解并掌握敌方将帅的心理状况和性格特征。

后世认为,诸葛亮使用空城计解围,就是他充分地了解司马懿谨慎多疑的性格特点才敢出此险策。

那么疑问出来了,诸葛亮如此谨慎之人,连魏延要率5千人马出子午谷的险也不冒,怎么会冒指挥机关被端掉,自己被俘的危险呢?单纯视为诸葛亮与司马懿之间的博弈,未免太小看空城计的合理性。

实际上空城计并不空,并不是完全靠虚来退敌的。

诸葛亮在得知街亭及列柳城尽失时,正着手安排北伐军撤兵事宜:所以一开始就安排关兴及张苞各引精兵三千人往武功山,又令张翼先遣剑阁以备妥归路,再命马岱及姜维殿后准备埋伏,最后移民,天水、南安及安定等三郡官吏军民皆入汉中。而诸葛亮亲率五千兵马运粮,这些分拨安排,正是打算撒兵的序列开始。

并不是诸葛亮打算只用一座空城吓司马懿,或者毫无准备之下被迫迎战,事实上诸葛亮在事前的分拨安排,却鲜少人知。事前已有埋伏,才敢布局示疑,这与事前没有准备,赌运气冒险一博的情形迥然不同。有人认为司马懿“养敌自保”,或是诸葛亮“走险棋”,不如仔细落实事件的“前因后果”,还比较具体根据而不沦于幻想迷惑。

从火烧新野及博望用水开始,屡被吓得惨败的魏军官兵,在其心目中,诸葛亮是个善用诱兵的奇兵专家。而且魏军亦向来善用诱兵,从早年的濮阳之役诱取吕布,以及官渡之战诱斩文丑等,魏军早知贪饵受诱的下场──壮烈牺牲地重创负伤。

诸葛亮高举北伐大旗,集结大军来袭,不管是移动三郡居民或是节度蜀兵诸将的行动,都不会是小活动而不为人所知,纵使司马懿不知蜀兵虚实,也能知悉蜀兵曾有大规模的移动。

但是司马懿等魏军在西城跟前所看到的蜀军,却无任何大规规重兵,这些蜀军怎会消失不见呢?移防的蜀军人在何方呢?会不会是埋伏准备袭击呢?是不是诸葛亮打算用少人的诱兵引导魏军入城受死,以诸葛亮为蜀军的最高领导,谁敢掉以轻心看扁?

司马懿再冒失也要盘算诸葛亮的麾下大将,像关兴、张苞、马岱、王平及魏延等蜀兵诸将,是不是全都聚集在西城等死,还是隐匿在旁,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或是研判蜀兵诸将悉数逃亡,仅剩诸葛亮一人落单,眼中没有蜀兵诸将存在,除非司马懿得意豪赌,自认逮到没有护卫兵团的集团主帅,这若不是运气太好,就是诸葛亮设下陷阱,以诱兵请君入瓮。

司马懿原本不信哨兵报情,亲自探敌求证后,于是采取谨慎的措施。先行后退,再缓徐图:若有埋伏,则顺势引退;若无埋伏,则再兴战事。从司马懿不久又重回西城,盘问当地居民有关蜀军虚实,便可得知司马懿的确有卷土重来的军事行动,并非像有人所说的“魏兵一路吓回长安”。先退一步,保持安全距离,再另谋主意,而非惊吓大逃。

后来就在武功山的小路,关兴及张苞杀声盈谷,更兼魏军心疑,岂敢久停。曹真本想贪功追杀,不意却半途中伏,被诸葛亮事前所分拨安排的姜维及马岱拦截,不得不引兵鼠窜而还。司马懿若不早退,差点就落得曹真的下场。随着司马懿撤兵暂退,诸葛亮趁机撤回汉中。事先有“分拨安排”,事后有“埋伏交战”,遂使诸葛亮以风声鹤唳的静肃,巧设空城疑计而圈套司马懿。

演义中魏军有十五万,诸葛亮自身有兵二千五百名,另二千五百名蜀兵暂出,而关兴及张苞各领三千,这里已有一万一千名,还有张翼、姜维及马岱各军未计,若再把街亭战场的王平、魏延、高翔、申耽及申仪等残军计入,还有赵云及邓芝的箕谷疑军合并计算,恐怕兵不见得少。

《汉晋春秋》中诸葛亮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也就是蜀兵人数不少。若是司马懿大军以众凌寡,又何需在意区区万名蜀兵呢?事实上诸葛亮也不是仅带万人就敢北伐,连南征南蛮都不只动用万人,北伐又怎只用万人。司马懿的对象不仅是诸葛亮的直属本队,更应考虑全体北伐大军。人数再多并非不怕陷阱,战国时长平之役,赵卒虽以四十余万人之众,仍落入秦军包围而挨饿,最后还被迫投降坑杀。汉中一带的山岳地形,满布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及天隙等险要,以石穴丛林等障碍,最怕身陷死地而无逃生余地。山林还不利于魏军骑兵的奔驰,山谷中的关隘其中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险要,兵卒虽多,忽略地形的限制,岂不大意。

诸葛亮已有大军,兼有地利,司马懿虽有二十万,但仍未必占尽上风。司马懿屈指可算出北伐诸将的所在,面对只剩诸葛亮一人的军队,除非司马懿目中无人,看不见魏延、高翔、赵云及王平等蜀将。否则司马懿则应推敲这些蜀兵诸将是否正埋伏有以待之,诸葛亮在后来善用诱兵斩杀张郃及王双等人,更证明魏兵冒进的下场,自食轻敌的恶果,恐将遭身死败亡之途。

三国历史故事会3:空有补天志 一切付东流

从诸葛亮公元207年走出南阳,到公元220年曹操死,他和这位枭雄较量的军事行动不多,除荆州江陵的大撤退,和紧接着的赤壁之战外,便是汉中的交手了。关羽樊城大捷而后败亡的战役,他在蜀中,鞭长莫及,实际并未参与。而赤壁之战,那功劳是要记在周瑜账上的。所以,诸葛亮和曹操打的仗,远不如和司马懿打得多。从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汉中,司马懿发兵攻孟达起,两人便旗鼓相当地角力,到公元234年第五次伐魏,这七年间,蜀未能拓展一寸土地,最后,不战而败,死在五丈原。这就是杜甫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孔明先生所以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司马懿这个强有力的对手。如果不是这个对手,他不是不能打开一点局面的。但司马懿不但有谋有略,而且在政治斗争中,是个精通权术的大家。否则,司马氏不可能在曹魏三代君王的统治下,在那些重臣雄将的虎视眈眈下,最后结束三国,实现一统的局面。

曹操是并不信任司马懿的,甚至预言过他是一个对曹魏有威胁的人物。但司马懿察时知世,审势慎行,进退有度,应对机变,获得曹丕的信任,也改变了曹操对他的看法。

所以,曹操临终时,他和曹洪、陈群、贾诩在场受命,当时他排位最末。等到曹丕临终时,他和曹真、陈群、曹休在场,这时位排第三。曹睿临终时,他和曹爽、刘放、孙资在场,他已位排首位。在中国这种最具危险性的继承接班的政治游戏中,他能历仕三朝,而且身居高位,始终处于权力的顶巅,能在政治风波中化险为夷,应该说,他是三国末期最出色的政治家。

特别是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见解,在军事上的指挥若定,在皇室国戚、元勋大老间的周旋应付,在权术斗争中的高超表演,以及他始终掌握兵权,踞守重镇,而且有诛孟达,杀公孙渊,与诸葛亮交手的卓著战功。加上他对于敌手的斩草除根式的狠毒,所以,他虽身受曹魏三朝顾命,但也在他手里,实际篡夺了曹魏政权。

不过,在他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恐怕就是诸葛亮了。

公元234年,是司马懿最后一次和诸葛亮交手,他不再诉诸武力了,他知道诸葛亮活不多久了,所以宁受孔明巾帼妇人素衣之辱,佯笑受之,也不应战,可知斯人之城府。他假装要打,又弄出一个辛毗奉帝命,不让他打。“亮曰:‘彼本无战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诸葛亮知道这是假幌子,都是司马懿的权术。

“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作为敌手,军事上的较量,或许不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作战的结果,无非胜负之别。而他如此关切诸葛亮的个人状况,只字不谈战事,第一问他的寝食,第二问他的公务繁简,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则是尤其令人生畏的。

孔明所以叹曰:“彼深知我也!”这个“知”,既有棋逢对手的“知己”、“知心”的“知”,也有对其生死大限,一目了然的“知”在内。司马懿不惮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他最盼望的对方主帅身亡的结局。诸葛亮一死,则兵败,而兵败,则蜀亡。虽然,谁也逃脱不了死神的魔掌,但诸葛亮却在加速自己的这个死亡进程,这正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

司马懿说过:“亮志大则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变),虽提兵百万,已堕我画中,破之必矣!”他在军事上并不忌畏至此已呈衰势的诸葛亮,加之对手可以不战而亡,当然要踌躇满志地说这番话了。

当使者回蜀营后,向诸葛亮汇报此行情况时,提到司马懿讲过的话,“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他不能不感慨系之了。因为在一双盼着你死,可你又没法不死的眼睛下,在倒数计时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那种内心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诸葛亮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偏要这样劳累下去的根本原因,就是他说出来的“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的这句话。正是这种对人的极端不信任,才导致他操劳过度,心力交瘁,再也回不去成都了。

主簿杨颙以治家之道来劝诫诸葛亮的话,应该是所有那些事无巨细,全部包揽的领导者,要当作座右铭的。

有的人一辈子没当过官,好容易捞到一顶乌纱帽,便什么都不肯撒手,这就是俗话说的不会当官的官了,只宜当总务科长。诸葛亮难道真如他的敌人骂他的那样,南阳一鄙野村夫吗?怎么会毫无识见到如此地步?罚二十必亲自在场,也太过分了。而他又是个惩罚主义者,岂不是一天到晚光监刑都来不及吗?

所以,现实中那些事必躬亲的领导者,只能算是一个尽职的事务主义者,未必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

对于诸葛亮的过高评价,有识之士的看法,从来是和《三国演义》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见的。若从实践来看,从他的决策,到他的治绩,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对于魏延的嫉妒情结,都不是无可非议的。这位在人格上令人仰慕的军师,对于他治理的蜀国,无论他怎样鞠躬尽瘁,他的死,也就注定蜀国只有土崩瓦解一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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