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欢乐虽然是甜美无比，但只有在光荣与美德存在的地方才能生存,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名人的爱情故事。

名人的爱情故事1：严歌苓“一根筋”赚爱情

严歌苓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是少数多产多奖的小说家之一。近几年来，她的作品《一个女人的史诗》《幸福来敲门》《小姨多鹤》《梅兰芳》《铁梨花》等被搬上荧屏和银幕。2011年底，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热映，使人们再次关注起这部电影的原创者、被称为“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女作家严歌苓。她笔下的女主角大多爱得浓烈，从不吝啬和惜力，而这也恰恰是严歌苓的爱情观，她用“一根筋”的爱情方式“赚”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弃官追爱结佳缘

严歌苓出生在上海，祖父和父亲都是作家，母亲是演员。1989年，严歌苓和前夫李克威因分隔在两个国家，距离日益拉开，最后离婚。一次失败的婚姻，让独在异乡的严歌苓的内心陷入了痛苦和孤独。

有一天半夜，严歌苓一个幼年时期的女友，突然打来电话要给她做媒。那天下午6点半，严歌苓如约来到女友的公寓。朋友出去购物，她负责准备晚餐。就在她扎着花围裙在厨房里忙碌时，门铃响了。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立在门口，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严歌苓心想，就是他吧?然后礼貌地和劳伦斯握了握手。劳伦斯操着一口东北普通话说，“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他这一口带着“儿化音”的东北腔，让严歌苓顿觉亲切：“你的中文讲得果然很好!”劳伦斯更得意了，“我曾在中国沈阳的美国领事馆任了两年领事，我还会说地道的东北话呢。”

然后，他一边看着严歌苓做饭，一边和她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得严歌苓大笑。幽默至此的人，严歌苓还是头一回遇见。谈了近一个小时，她发现不是她拿他练英文，而是他拿她练了中文。劳伦斯也对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作家一见钟情。

有一天，严歌苓和劳伦斯刚走过国务院台楼附近的一条街，劳伦斯平时的嬉闹逗趣不见了，他警觉地对严歌苓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严歌苓纳闷地问，“为什么?”劳伦斯尴尬地说，“我不想让熟人碰见。”严歌苓倒没觉得难堪，她自认为还不至于使一个并肩走路的男人难堪，她故意半打趣道，“怎么了，跟一个中国姑娘一道走有伤体面?”劳伦斯忙解释，“绝对不是因为你，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的。”严歌苓挖苦道，“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关系。”这一说，劳伦斯急了，“为了你，我宁愿失去我的职业。”对于这个精通八国语言的三十二岁男人，外交官职业是最合适劳伦斯的。他天性爱游走，着迷全世界的各种人文、地理，辞去外交官的职业，无疑是一种牺牲。严歌苓被他这份爱深深地感动了，但同时她也多了一份担心。

严歌苓的担忧很快应验，一年后的一天，她刚到学校，就有同学告诉她，有个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调查她的情况。严歌苓惊惶地给劳伦斯打电话，原来在不久之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中填了她的名字和背景材料，并对他们的关系阐述中写了“趋向婚姻”。随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严歌苓就不断地接受着FBI的骚扰，调查、审问，还要求做测谎。严歌苓终于愤怒了，她在电话里冲劳伦斯吼道，“你别再跟我来往了。”劳伦斯吓坏了，第二天就抵达芝加哥，深情地对她说：“没有玫瑰，我以我的心为信物，向你求婚，我要兑现我的诺言，给自己最爱的人撑起一生的幸福!”

为了能和严歌苓结婚，劳伦斯选择了放弃前途无量的职业，这个对感情一根筋的男人打动了她，她没理由再放走他。1992年秋天，这对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恋人结了婚。

王老乐家一对活宝

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劳伦斯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找到了工作。而婚后的严歌苓无后顾之忧，渐入写作佳境，成为年年都出版作品的高产作家。因为劳伦斯机智幽默，严歌苓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字叫“王老乐”。

1993年，李安购买了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严歌苓开始做编剧。但那时候，他们过得并不算富有。严歌苓像许多中国女人一样，除了写作，还要煮饭，打扫卫生，将丈夫的所有衣服熨好。她当然也会对这种保姆式的生活偶有抱怨。有一天，严歌苓因为写字卡壳了，心情正糟糕，那天的晚饭她马虎应付了事。“王老乐”提出了抗议，严歌苓的拗脾气上来了，噼里啪啦冲劳伦斯发了一通火。劳伦斯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他很严肃地对严歌苓说，“亲爱的，你刚才的那个句型不对，应该是这样的……”本来还在气头上的严歌苓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她再一回味马上绷不住笑了起来，“你这个老乐啊，真是……”原本一场小冲突就这样被一笔带过。通过这事严歌苓有了经验，她和丈夫平时交谈一般都用英语，但吵架用母语好像更得心应手，因为万一英语用错了什么词而引起更大的误会，性质就完全变了。

美国人特别讲究家庭中保持“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不可以大声喊叫。刚开始严歌苓很不习惯，她会对劳伦斯说，“你怎么不吃药啊!你怎么回事?”好像训斥一样。有一回劳伦斯十分委屈地望着她说，“亲爱的，我好像没有犯错误，你不能温柔点吗?”严歌苓这才明白，自己习惯的语气其实有意无意中已经伤害到了丈夫。此后，劳伦斯让她不高兴的地方，她会告诉他，希望你以后不要这样讲话，王老乐便会认真地回答：“好的。”

不吵架也有赌气的时候，一次他们发生冲突，严歌苓赌气说我要去汽车旅馆，“老乐”也不知道哄和挽留她，还说天太晚了不安全，我开车送你去吧。当场没把她气翻过去。家里有“老乐”这块活宝，严歌苓再怎么也气不起来了。但看起来慢吞吞的“王老乐”也有脾气急的时候。严歌苓是个马大哈，有时候会干很愚蠢的事情。有一天，她把炉子点着人去做了别的事，菜烧糊了锅烧穿了，当她想起来时厨房中已经是一片烟雾缭绕的狼藉。劳伦斯回到家时，看到消防员正站在自家门口，他以为出了什么危险，顿时失去了儒雅风度，“天啊，你还好吧，怎么能这么不小心!”那是劳伦斯第一次在严歌苓面前表现出失控，他因为紧张而吓得脸色惨白，额头上全是汗。虽然劳伦斯后来道歉，是他的语气不好。但面对丈夫的责怪，严歌苓反觉心里暖暖的。

名人的爱情故事2:为婚姻转身

1955年，张爱玲在纽约初见胡适和江冬秀后，写下：“他太太带点儿安徽口音，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态度有点儿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这桩姻缘是在1902年胡适刚满12岁时定下的。经过媒妁之言、八字等必经程序，由寡母冯顺弟作主，胡适与四十里外江村的长其一岁、缠足的江冬秀订了婚。

1908年7月，已在上海“作新民”的胡适写信给母亲，拒绝回家完婚，语气悲愤，信中写道：“男手颤欲哭，不能再书矣。”末尾署“儿子饮泣书”。

胡适的婚姻观，大体上保持了对中国传统婚制的认同，略带“子女也有发言权”的中西调和。他认为西方婚姻里的爱是自造的，而中国旧式夫妻间的爱是名分造就的，它产生于婚后，产生在彼此各让五十步、相互妥协磨合的过程中。

从订婚到结婚的15年间，胡适与江冬秀从未见过面，但时有通信。顺从、抗拒，胡适在种种错综复杂的情绪里徘徊，终因“不忍伤几个人的心”，没有推翻这门婚事——他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他要江冬秀放足，要她读书识字并给自己回信，期待“他年闺房之中，有执经问字之地，有伉俪而兼师友之乐”。

但很快，他放弃了对江冬秀的文化要求。随着阅人历事，他认清了一件事：“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既不能，亦未必是大缺陷。书中之学问，不过人品百行之一，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良妻贤母者多矣。吾安敢妄为责备求全之念乎?”

对于江冬秀拙朴的家书，他持鼓励态度。有一次，胡适在回信中道：“你这封信写得很好，我念了几段给钱端升、张子缨两位听，他们都说，‘胡太太真能干，又有见识’。你信上说，‘请你不要管我，我自己有主张。你大远的路，也管不来的’，他们听了都说，‘这是很漂亮的白话信’。”

江冬秀虽是一个旧式女子，但既不死板也不保守。胡适在北大那些年，各路爱慕者写给他的信足有两大箱，搬家时胡适要扔，江冬秀都保留了下来。有一天，江冬秀整理信件时发现了北大女诗人徐芳写给胡适的“情书”。江冬秀写信给胡适：“我算算有一个半月没有写信给你了。我有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我这次理信件，里面有几封信，上面写的人名是Mr. Charming(魅力先生)，此人是哪位妖怪?”胡适回信说：“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只写过一封规劝她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期间，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来的衣服，发现口袋里装着七副象牙耳挖，他回信说：“只有冬秀才会想到这些。”

还有一次，胡适把领带翻过来给朋友看一个小秘密：领带下端有一小拉链，内藏一张5元美钞。胡适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抢了，还有这5美元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东城公寓。

除了江冬秀抓大放小、粗中有细、大气豪迈的种种事迹，她对官场的厌恶和对丈夫“千万不要做官”的劝诫，被归为“自有识见”。1938年11月24日，胡适致江冬秀的家信中说：“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到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20年，从来不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

在公开场合，胡适很乐意扮演惧内的角色，知子莫如父，长子胡祖望曾说：“请问哪一个洋洋得意向全世界宣扬传统中国文化是一个怕老婆文化的人，会是真正怕老婆的人?那真怕老婆的人，极力隐藏还来不及，怎敢公开宣扬呢?”晚年胡适曾对秘书胡颂平说：“久而敬之这句话，也可以作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

名人的爱情故事3:乌鸡变凤凰的传奇

55岁的乌苏拉·皮耶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保姆，却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的老板娘。

2010年秋天，巴黎天气渐凉，蔓延的寒意却被大众集团的派对拒之门外。乌苏拉·皮耶希终于对派对失去耐心了，她轻轻地拉了拉丈夫的袖子，然而他正在跟记者大谈遗嘱和孩子们。她的丈夫已经73岁高龄了，是执掌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近20年的费迪兰德·皮耶希。

亿万富翁的妻子

丈夫没有让她等得太久。他转过身来看着乌苏拉：“我在给他们解释你的位置，你听到了吗?”乌苏拉可不想听这个，她说她想去用晚餐了。但这位大众的掌门人却回答：“打个赌吧，你离不开我的。”

这对亿万富翁夫妇就跟普通夫妻没什么两样——深情款款，十指相扣。

乌苏拉继续她的小动作，拉着费迪兰德的袖子。“乌苏琪。”老人用昵称唤她，“我只是在解释，你在基金会中拥有的一些决定权。”

乌苏拉微笑着说：“那是三四十年后的事情。”

费迪兰德做出创立基金会的决定，似乎正在给他自己和继承人之间造成某些隔阂。他将自己的股份转入了两个信托基金：费迪兰德·卡尔·阿尔法和费迪兰德·卡尔·贝塔。当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基金由他说了算;如果他去世了，必须由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以及他的12个孩子来共同管理。

费迪兰德说，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与汽车品牌有关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外界的人看来，继承人对此没有热情是肯定的。有德国媒体报道说，一些继承人在考虑将父亲告上法庭，尤其是那些感觉备受冷落的非婚生孩子，他们认为没有得到与合法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待遇。但费迪兰德认为自己得到了“大多数继承人的支持”——至少有7个孩子支持这一决定。

同时，他指定了现任妻子乌苏拉在基金会中担任副主席。如果费迪兰德去世，乌苏拉不改嫁，她就将成为这两家基金会的主席。这位亿万富翁还决定，在今年4月19日的大众集团年度股东大会上，力保妻子加入大众公司监事会。

看来，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女人，极有可能掌管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给他平静的生活

在费迪兰德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乌苏拉的身份还只是他孩子们的保姆。她可谓是继《音乐之声》女主角玛丽亚之后，第二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奥地利保姆。

1956年，乌苏拉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长大后成为一位家庭教师。25岁时，她看到皮耶希家族在招聘家庭教师兼保姆，便拿到了这份工作。

在费迪兰德眼中，这是一个漂亮乐观的女孩，她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我被她开朗、自然的气质吸引，没多久我俩就擦出了火花。”费迪兰德说，他喜欢跟乌苏拉在一起时那种平和的感觉，不像之前那种慌张焦虑的家庭关系——那时，费迪兰德正与表弟的妻子纠缠不清。

乌苏拉还是家庭教师时，与费迪兰德一家人在山上的小屋度过了圣诞节。费迪兰德喜欢在山上练习四驱车。当费迪兰德沉浸在对车的“感觉”中时，总兴致勃勃地对乌苏拉讲有关车的一切。“他总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回忆令乌苏拉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笑对人生，跟我一样，是个蠢家伙。”

两年后，他们在奥地利的沙尔丁登记结婚，并在1984年9月举行了简单低调的婚礼。一向刻板的费迪兰德还玩了一次浪漫，他把黑色的奥迪用200朵黄玫瑰装饰了一番。

就这样，乌苏拉嫁给了比自己大19岁、有9个孩子的费迪兰德，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家庭主妇。

费迪兰德有一个女儿——只比乌苏拉稍小一点——对她说：“你怎么会嫁给我父亲呢?你是个这么快乐的人。”

这正是乌苏拉让费迪兰德着迷的地方：“我的乌苏拉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性格。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我的情绪也会被她带动起来。”

只要不出差，费迪兰德就尽量与妻子在一起。乌苏拉还帮助费迪兰德克服了诵读困难症。费迪兰德说：“我也能像她那样读一些长文章了，还能找准什么是最重要的。”

费迪兰德毫不吝啬地在自传中提到她，写他教她开车，写与她一同去出海航行的生活点滴。

成长为女家长

乌苏拉在费迪兰德的生活中，一直是陪伴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费迪兰德被称作是“含着汽车模型”出生的“富三代”，他的外公是保时捷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但费迪兰德不姓保时捷，他退出了家族内部的权利斗争，来到大众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988年，费迪兰德是奥迪公司主管产品开发的副董事长，但他与当时的奥迪CEO沃尔夫冈·哈贝尔针锋相对。51岁的费迪兰德觉得自己已准备好接任奥迪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在经营这家公司。可哈贝尔的合同却延长了一年，这让他气得发狂。“我的总裁总不在公司内，他总是随身带着高尔夫球包。”

费迪兰德打算去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做工程师，在得知哈贝尔的合同延期的当天，他就写好了一封给董事会的信，但乌苏拉偷走了那封信。“如果你想去日本，或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我都会跟你一起。”乌苏拉说，“但要在孩子出生以后。”当时乌苏拉已有身孕，孩子5个月后才会出生。乌苏拉的缓兵之计让费迪兰德冷静下来，他找到董事会，表示自己接下来9个月只管理研发，将其他事务交还给总裁。

3个月后，公司出现了赤字。费迪兰德最终留了下来，而乌苏拉的角色也在慢慢改变——她也开始涉足商海，甚至连大众集团的CEO马丁·文德恩也认为她是“最有权威的以及最有企业思维的女性之一”。

乌苏拉陪着丈夫出席各种公众场合，聚光灯下两人的手总是紧握在一起。虽然乌苏拉仍然保持着她乐观的笑容，但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保姆了，她变得更像一位大众集团的女家长，有着非常好的举止和社交技巧。

费迪兰德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基金会的事情，说他的方法是非常好的选择，乌苏拉说道：“孩子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费迪兰德看着自己的妻子，告诉旁人说，他的乌苏拉不像宝马的女继承人乔安娜·匡特，有点像弗里德·斯普林格——最初是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家庭保姆，后来嫁给了他。在丈夫去世后，弗里德接管了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出版社，目前年盈利近29亿欧元。

乌苏拉马上机智地回答道：那是因为你对她们了解不多。

11点半后不久，这个汽车帝国的活动接近尾声，费迪兰德微笑着让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她的老花镜在红色缎带上晃来晃去，他们共同走向舞台前的楼梯，就像一对普通的夫妻那样，享受着巴黎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