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刺激计划、出口倍增计划、就业刺激计划……就职三年以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旨在引领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并重振其国际竞争力。然而，这些政策或是尚未实现其预定目标，或是在执行中面临重重挑战，美国经济仍深陷无就业复苏状态，失业率徘徊在9%以上的高位。

“休克疗法”之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近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主要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制造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这使得其国内投资不足、出口疲软、就业低迷，经济长期依赖消费驱动。而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思路仍是借助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消费，以重振经济，无力解决前述结构性问题。

一、结构性难题

《财经》：奥巴马政府设计的就业促进法案规模高达4500亿美元，其重点仍是刺激内需，你觉得该方案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

萨克斯：我不认为该法案能够有效应对美国的失业问题。

奥巴马政府的就业促进法案延续了2009年以来的政策思路，即通过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消费，使美国经济重回增长的轨道。在这个就业方案里，近半数资金将被用于减税抵扣，大约2400亿美元。

但这一做法并不能如预期般刺激消费。美国联邦政府累积的债务即将突破1.4万亿美元，所以美国家庭和企业充分认识到减税只是暂时的，为了解决赤字问题，联邦政府未来必然会提高税率，因此，他们只会将减税抵扣用于修复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而不会用来购买房屋、汽车等大件商品，或用于增加雇工人数等开支。

奥巴马自上台以来，就被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等凯恩斯主义的信徒包围着，正是这些人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促成了IT泡沫。在财政赤字高企的今天，继续以提升总需求的名义，再增加4500亿美元开支，我无法理解。

此外，就业促进法案如同奥巴马政府既往的经济刺激方案那样，都是聚焦眼前问题的短期政策。即便这些方案重振了房地产等行业，刺激了消费，也无法解决美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财经》：美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是什么?

萨克斯：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制造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所在。这致使投资不足、出口疲软，经济过度依赖消费拉动。

本轮经济危机正是由房地产泡沫破裂诱发的。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过去近十年里美国房地产业的繁荣，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在国内制造业衰落背景下，主动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结果。房地产业的繁荣带动了建筑业等所谓非贸易经济部门的发展，从而吸收了大量从制造业中脱离的劳动力。为此，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容忍、甚至放纵银行为房地产提供不负责任的违规信贷。

上述做法的本质是试图用短期内看似奏效的招数来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但魔术是不存在的。

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这一努力的结果很糟糕——泡沫破裂、房地产崩盘、银行业也陷入了层出不穷的麻烦中。

《财经》：如果不以拉动消费为主要刺激政策，那么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调整美国经济结构，解决失业问题?

萨克斯：仔细观察美国就业市场，你会发现拥有本科以上学位的求职者不仅有较多机会获得工作，雇用关系相对稳定，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度也比较高。如果求职者没有高学历，就业机会就会低很多，即便被雇用，工作也十分不稳定，常常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事实上，美国大学毕业生成功抵御了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但高中毕业生早就发现就业市场在他们的脚下坍塌了，而本科肄业生与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相比，也几乎没有任何优势。

也就是说，美国应当为劳动人口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提升他们的工作技能和劳动生产率，并借助科技进步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重振国际竞争力，从而解决失业问题。

然而，面对教育引发的就业问题，美国政府现在的解决之路却走错了方向，多年来我们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削减了教育支出。

这些年来美国大学学费上涨很快。虽然有更多学生进入大学学习，但辍学率同时在攀高，很多学生因无法支付学费而不能完成学业。因此，美国政府需要出台专项政策帮助大学生完成学业。

我相信未来20年后，我们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大幅降低高等教育成本。为此，美国需要一个设计精巧、执行有力的十年国家计划，加大对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创新技术的投资。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里，美国经济复苏必须由这类新投资和随之而来的出口增长驱动。

《财经》：你把解决失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发展科技，提升劳动生产率上。但技术创新可能会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反而产生高失业率?

萨克斯：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确实会产生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但这同时也能创造更多新工作、新产业，从而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事实正是如此，世界正因为科技进步而变得更加富裕，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获得更多收入。

我们尚未看到由此产生的长期失业趋势，所以我仍然将解决失业问题的出路，寄托在发展高等教育，进而提高劳动力素质上。

当然，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对一些上了年纪的员工造成威胁。但一个真正成功的经济体应当利用这些进步，延长假期以拓展人们的工作外时间，而不是造就失业。

允许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本身是一个进步。我最欣赏的瑞典、挪威、丹麦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正是这样做的。这些经济体以技术先进、高等教育发达、雇员假期长而闻名，这些国家的国民在夏天通常可以享受六周带薪假期，对新生儿父母的假期安排也很宽松。

二、财政出路在增税

《财经》：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说，加大对教育、基建和新技术的投资，会恶化本来就债务缠身的政府财政状况。而且，民主、共和两党在今年8月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束缚了刺激计划规模，也限制了政府投资的潜力。

萨克斯：美国财政多年以来就受困于预算收入不足的问题。近年来，美国政府一方面过度削减了富裕阶层和跨国公司的税率，造成了大规模的预算缺口，另一方面却没有有效削减开支以减少赤字，这使得财政问题进一步恶化。

赤字问题十分重要，但单纯地削减开支是误入歧途的做法。政府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职业培训、教育、科技等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领域的发展程度决定着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高下。

目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不是大规模扩大开支，就是一味呼吁给富人减税，无差别地要求政府削减开支。他们的作为只是服务于狭隘的政治集团利益，而非真正的、广泛的公众利益，和美国经济的长期利益。

除了结束伊拉克战争削减军费外，解决赤字问题的主要出路就只有增加税收。很遗憾，增税不符合美国富裕阶层和部分政治势力的利益。

《财经》：增税是否会促使更多的美国企业外迁，从而加剧美国失业问题，也影响你寄予厚望的投资和出口?

萨克斯：美国的税收问题不仅是由企业避税行为造成的，也与政府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和支持息息相关。美国允许企业滥用税收制度，向海外转移利润就是最好的例子。Google等美国企业在海外赚取了规模巨大的利润，并将之转移到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

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不合理的做法，更是应当通过合理监管和国际合作阻止的行为。企业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避税，但各国政府应当合作落实各自税法。毕竟，各国企业借口全球化以逃避应缴纳的税收，是全球经济体面临的共同威胁。

在美国，企业避税行为通常得到专业人士协助，并在实际上得到税务部门的默许。许多腐败行为，特别是“政治腐败行为”缠绕其间。我将下列行为称做“政治腐败”：大企业为各类选举提供大笔政治献金，从而使自身在与监管者的较量中占据上风，由此被默许利用专业税务知识，转移其利润，躲避征税。

多年以来，这些企业不断要求更大幅度的减税，更多特权，假以时日，这将导致美国政治体系的崩坏。

《财经》：但共和党人士认为，给企业主减税将促使其创造更多就业。

萨克斯：在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里，美国的富裕阶层是就业创造者，因此即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挣扎着平衡收支的时候，富人享受减税也当之无愧。这种“区分-征服”式的逻辑，给美国留下的只能是社会分化，以及民众陷入憎恨和恐惧的情绪中。

《财经》：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两党政治分歧，美国政府最终将采用货币贬值，而非增税的手法，解决债务问题。你认为会有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吗?如果宽松货币政策继续，是否会引发全球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

萨克斯：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很有可能会延续到2012年。届时美联储很可能将延续其零利率政策，并竭力向市场投放更多信贷，为此联储很可能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在市场上购买联邦债券。这样的宽松政策将再次制造泡沫，并影响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在过去五年到十年时间里，美元早已不是一个可靠的锚货币。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逐步丧失了对美元的信心，这造就了欧元的崛起。过去十年间，随着美元可靠性的不断削弱，一个新的亚洲货币合作安排也将随之诞生，这一合作很可能以人民币为核心。

当然，这一切尚未成为现实。中国现在正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人民币升值问题无法回避，高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又使其对流动性和资产泡沫异常敏感。

中国需要在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实际汇率、国内货币体系稳定和出口政策之间，保持一个恰当的平衡，即维系一个合理的名义汇率以稳定国内通货膨胀的冲击。

中国正通过财政紧缩政策、提高存款准备金等手段来应对通胀，这将是一场严峻的斗争。因为只要人民币盯住美元，而美联储采取零利率政策，中国就必然会遭到短期热钱、银行业流动性过剩、以及资产泡沫的冲击。所以我建议中国采纳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继续让人民币紧盯美元。

当然，这不可能在一夜间完成，中国需要把握好政策转向的节奏，避免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急剧上升，冲击整个经济体。

我认为，未来世界货币体系很可能会逐步进入由美元、欧元、人民币共同主导的时代。而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政策层面的合作至关重要。

三、领导力缺失

《财经》：你提出的经济发展长期战略对面临选战的政治家而言，多少有些缓不济急。选战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执政者的勇气和魄力?

萨克斯：我认为，美国应当反对那些层出不穷的、以选举年为指向的短期经济魔术(gimmick)，应当以十年为单位，从长时段视角出发，去重新平衡各经济领域的发展， 调整自身经济结构。

奥巴马没有将美国领出危机。他最让我失望的一点是，在拥有足够政治支持的时候，不愿意或没能力提出一个长期性的经济政策。2009年，民主党牢牢掌握了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奥巴马在美国民众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却选择了一个只强调短期经济政策，而忽视长期战略的经济团队。因此，奥巴马也失去了从根本上调整美国经济结构的机会，我为此深感挫折。要知道在美国政治中，多数政治力量能够站在一起的机会是很少的。

2012年大选将至。我认为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的经济政策能将美国引向正途。无节制地减税、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限制政府功能，这些措施将加速美国经济缺陷的发展。就奥巴马而言，虽然在过去三年里，他在演讲中不断谈及重振美国长期竞争力的前提——增加对基础设施、新能源、职业培训、高质量教育的投资，但政府实际的预算支出却仍然将短期政策作为重点，我认为他也没有能力提出任何长远的经济战略。

美国政府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本人的领导力。1933年大萧条期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的一大幸事。他有一个无畏的灵魂，他知道如何使政府各部门协调合作，以达成较为长远的目标。我们一度认为奥巴马也是这样一个人，但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像过去一样幸运地获得一个能力出众的领导者，引领我们走出困境。这对全世界也将是一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