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思想路线，是党制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思想基础，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党的思想路线也不断与时俱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党的思想路线在新世纪提出的新要求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

党的思想路线，亦称"党的认识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是党制定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

基本内容党的思想路线基本内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其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其实质和核心是：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我党历史上自觉地提出并第一次使用“思想路线”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出发，第一次阐述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抗日战争前期，他先后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提供理论武器，并向全党提出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学习方法的任务。

党的思想路线在新世纪提出的新要求范文一

一、毛泽东开创了“实事求是”之风，但从未明确什么是党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说过：“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1]

在毛泽东讲话和著作中，“思想路线”一词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时任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的林彪的信中写道：“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现举出了自有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面，以证明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2]第二次出现在毛泽东1935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文中写道“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党内使用的“路线”一词，最早出现于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其中写道：“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当警惕，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在毛泽东一生当中，“路线”一词的使用率极高，“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总路线”、“路线斗争”等经常使用，而且也给这些名词作出了直接的定义或解释，唯独“思想路线”，只是在早年使用过上述两次，又都仅指出另外一种思想或想法不是共产党应有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但并没明说党的思想路线的明确定义或所应当包含的内容。毛泽东其他讲话和文章中再没出现过“思想路线”一词。同时，在毛泽东生前，党的其他重要文件包括党章和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央全会文件中，都没见到过“思想路线”一词。

但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根本点和核心内容的“实事求是”，则确实是毛泽东最早向全党倡导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主观上始终坚持的。

“实事求是”原是一句古老的中国格言，最早出现在汉代班固的《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传》。班固在《河间献王传》中写道：“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里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指的是献王刘德治学严谨。“修学好古”指他善于向古人学习，从前人著述中吸取营养。对这里的“实事求是”，唐代的颜师古曾专门为此做了一个注解：“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个意思照现在的话来说，指刘德治学总追求占有大量材料，注重根据事实材料辨明是非对错真假。这里的“实事求是”指的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治学风格、治学方法。直到现在，一般常人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和使用，大多数也仅是按照这一词解去认识。在这里，“实事求是”之“是”仅指是非对错真假的“是”，就是“正确”、“真实”的含义，属于事物一般的形态属性，因此，这样的“实事求是”有着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

毛泽东最早使用“实事求是”一词，是1939年6月。当时毛泽东在《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中写道：“上海《导报》还在二月十七日就指出了远东慕尼黑的危险：‘一方面，它在实事求是，努力加强地方政权，组织所谓江汉政府之类。别方面，它在进行更大规模含有国际性的阴谋。……’”[3]这是毛泽东讲话和著作中首次出现的“实事求是”一词，是引用上海《导报》上的一段话而出现的。

毛泽东首次直接使用“实事求是”一词并强调其重要性，是在1941年1月31日写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他写道：“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4]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这一古老的中国格言赋予了新的含义，作了新的哲学阐发，构筑起了“实事求是”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联通的桥梁。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5]在这里，毛泽东不再将“实事求是”之“是”理解为“是非真假对错”之“是”，而是直指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并且，毛泽东在这里还同时指明了马列主义如何同中国实际结合的正确方法。

从此之后直到1982年的41年间，“实事求是”在党的各种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一直作为“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科学态度”、“党性”、“学风”、“作风”和“传统”出现，从没被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出现。

毛泽东去世后，党的十一大才首次将“实事求是”写入了党章。1977年8月18日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写道：“全党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里“实事求是”是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出现的。

由此可见，第一，“思想路线”的概念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第二，没有文献表明毛泽东曾经给党的思想路线下过定义或制定过具体的思想路线;第三，毛泽东从未说过“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第四，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点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创立的，没有毛泽东创立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和传统，也就没有后来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正式确立的

党的“思想路线”一词在中国的频繁使用，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之后。邓小平在讲话中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是《邓小平文选》中首次出现“思想路线”概念和“解放思想”概念。邓小平这次讲话，是中共领导人首次将“实事求是”同党的“思想路线”相联系，也是中共领导人首次提出“解放思想”概念。

随后于1978年12月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三处出现了“思想路线”一词。这也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央全会文件中首次出现“思想路线”一词。其后，邓小平不断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和论述党的思想路线。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的决定、决议，都反复强调了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但仍没有给党的思想路线下定义。1982年9月6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首次明确写道：“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全党必须依据这条思想路线，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调查研究现实情况，解决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提出的新问题，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这是党章第一次出现“思想路线”一词，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对党的思想路线给出理论定义，并第一次将“实事求是”同“思想路线”直接联系。应当说，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明确、正式、具体的确认。

因此，可以说，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正式确立的。

三、江泽民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两次理论新飞跃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应一以贯之。不解放思想，教条主义盛行，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脱离实际，脱离亿万群众创造性的实践，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这段话表明了江泽民对“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的认识，阐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

邓小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开创了党的“解放思想”之风，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全党全国的解放思想。但邓小平从未将“解放思想”说成是党的思想路线或思想路线的实质内容。邓小平讲党的“思想路线”，总是只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没说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没说过“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

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的的报告中说：“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6]这是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结合在一起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同时，党的十四大报告作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报告，江泽民的这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概括就成为了全党的正式提法。

1992年10月18日，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写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首次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指针)写进党章，也是党章首次出现“解放思想”一词，并且首次将“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一同作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写进党章，同时，这部党章还对有关思想路线的表述做了第一次修改，将十二大党章中原来的“全党必须依据这条思想路线，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调查研究现实情况，解决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提出的新问题，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改为“全党必须依据这条思想路线，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修改，把过去只将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意义局限于“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提高到了“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高度，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第一次理论新飞跃。

世纪之交，1999年12月20日，江泽民在首都各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大会上的讲话说：“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放眼全球，与时俱进，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励精图治，不断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在当今世界的激烈竞争面前，不进则退。我们一定要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观察世界大势和国家命运，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把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到底，不断开创中国发展繁荣的新境界。”这是江泽民首次提出“与时俱进”的概念和要求，同时，这段话也深刻揭示了江泽民萌生“与时俱进”理念所站的历史和时代高度。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讲话中首次指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讲话中又首次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与时俱进”相联系。他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在“与时俱进”理念的指导下，江泽民系统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为党的思想路线进行第二次新飞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基础。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全党同志要牢牢把握这个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2002年11月14日，党的十六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写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全党必须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开拓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与时俱进”就首次写入了党章，并且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同作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第二次理论新飞跃。

四、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贯注重“求真务实”，胡锦涛给党的思想路线注入了“求真务实”新内涵

2004年1月12日，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求真务实，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全党同志都必须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的极端重要性，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工作，扎扎实实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这是胡锦涛首次明确提出“求真务实”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

“求真务实”一词最早出现在党的文献中，是1994年9月18日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取得巨大成绩时说“在作风建设方面，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倡导求真务实，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建设、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讲话和著作中，没有出现过“求真务实”这个词，但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求真务实”的典范。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在自己回忆一大的文章中写道：“大会结束后，当我与回到各地区的代表握别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这当然是针对我在会上夸夸其谈不结合实际而发的。历史证明，当年高谈阔论的人如果听不进毛泽东的忠告，不注意深入实际，迟早要被运动所抛弃;而那些埋头在实践中探求救国之道的实干家，终将成为革命的脊梁骨。可惜当年毛泽东给我一针见血的忠告，我经过好多年才能逐渐领会它的意义。我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在一大上话虽不多，但确实站得比我们高，看得比我们远。当我们大家还停留在以为把马克思主义照搬过来就是胜利的水平时，毛泽东早已从另一个高度上考虑问题了。”[7]这非常生动地说明了毛泽东早在党成立之初就是一个求真务实者。毛泽东后来提出“实事求是”思想，也正源自于他的求真务实精神和作风。

邓小平曾经说过：“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从“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到“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不争论，干实事”，到“多办实事，多做少说”，到“一国两制”，到面对国际复杂局面“韬光养晦，办好自己的事情”，邓小平时时事事所体现出来的求真务实精神和作风，都是全党一致公认的。

江泽民、胡锦涛一向异常注重“求真务实”，“求真务实”的概念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讲话中都频频出现。

1999年9月18日，江泽民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讲话说：“广大研制工作者求真务实，大胆创新，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使我国科研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他们用自己的业绩，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创造史书写了新的光彩夺目的篇章。”这是江泽民最早使用“求真务实”这一概念。此后，江泽民又分别于1999年9月29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2000年1月19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2000年6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2000年2月20日江泽民在广东茂名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2001年9月26日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2002年1月25日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2002年3月12日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参加了解放军代表团讨论时、2002年9月8日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2002年11月8日在十六大报告中，都反复向全党全社会明确提出“求真务实”要求。2003年3月12日，江泽民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吉林代表团和湖北代表团讨论时说：“只要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能发展得更快更好。”

胡锦涛早在1995年5月24日在第一期组织部门领导干部轮训班上的讲话时，就提出了干部要“求真务实”的问题。他在谈到干部的“工作要实”问题时说：“这里所说的实，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体讲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要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要力戒形式主义，严禁弄虚作假，做到知实情，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再一层含义是，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主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提出工作新思路，不断创造新经验，使各项工作取得新的突破。”这是胡锦涛首次使用“求真务实”的概念。此后，胡锦涛又分别于1998年5月8日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上、2000年1月5日在全国第三次“三讲”教育工作会议上、2001年11月30日在中央党校第31期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2002年1月11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2002年春在广西考察工作时、2002年5月在青海考察工作时、2002年12月15日在中南海会见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中央宣讲团的成员时、2002年12月17日在与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2003年3月6日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贵州代表团发言时、2003年7月25日在同十五届团中央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五大部分代表座谈时、2003年10月3日在湖南考察工作时，都反复强调“求真务实”的重要性，提出“求真务实”要求。2004年以来，胡锦涛更加明确地从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在全党全社会倡导“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由此可见，第一，“求真务实”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以贯之的精神品质;第二，“求真务实”是江泽民、胡锦涛是思想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胡锦涛明确指出“求真务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具备的政治品格，将“求真务实”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相联，给党的思想路线注入了新内涵。

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新世纪新阶段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总要求

党的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党的思想路线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既同他们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有关，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同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识飞跃阶段和飞跃进程。

“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点，它的最初提出和早先的实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真正学会了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对党的思想路线的第一次新的认识飞跃，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要在这种结合中不断通过实践的最终效果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结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初步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应当坚持而且需要发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对党的思想路线的第二次更新的认识飞跃，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更广的视野、更高的高度上进一步认识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从“实事求是”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从“学会正确运用”到“要坚持也要发展”再到“只有发展才能坚持”的认识不断飞跃过程，那么，“求真务实”内涵的注入，则不仅从偏重认识的角度，而且从更重实践的角度把握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求真务实”体现了知行合一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有机统一，是将理想变为现实的唯一途径。在认识得到正确解决之后，实践就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决定因素。因此，“求真务实”不仅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脉相承，是对党的思想路线要素的新概括和认识的新飞跃，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进一步弘扬光大，而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紧密关联的整体，不可分割。

毫无疑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体现了新世纪新阶段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总要求。

党的思想路线在新世纪提出的新要求范文二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重要论述，反映了我们党对思想路线认识的深化，揭示了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内在联系，赋予党的思想路线以时代性内涵，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推进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形成于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已经把“实事”、“求”、“是”的概念阐述得很清楚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系统的科学概括。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把实事求是、实践标准与解放思想联系起来，是对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毋庸置疑，解放思想的融入，使党的思想路线增强了活力。当然，解放思想不是没有“度”，“过”与“不及”都是“失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也是衡量人们思想解放是否“适度”的唯一尺度。但是，实践作为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总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实践的内容和结果也往往打上时代的烙印。因此，思想是否解放以及解放的程度，必须与时代发展的要求和社会历史条件相符合，否则，要么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要么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这就提出了一个实践标准的时代性问题。因此，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就不能不包含与时俱进这个重要内容。对此，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这就把“思想和行动”全部置于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的检验之下了，从而为人们的活动开辟了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把党的思想活动引向研究时代发展提出的新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党的思想路线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指导自己行动的总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世界观、方法论。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对待自己的理论、事业和党自身的根本态度和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历史观在党的全部活动中的生动反映，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把握历史前进方向、洞察历史发展大势、站在时代发展前列的本质特征。

一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与时俱进的前提。邓小平同志曾说过：“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就是使思想和实际、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实现这一根本要求，是做到与时俱进的前提。不解放思想，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会在时代变化、时势转换面前停滞不前;不实事求是，不从既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认识事物的属性、特征和发展规律及其对人民群众的价值，解放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的矛盾，就会在时代变化、时势转换面前囿于个人主观偏见和狭隘经验的困扰，脱离实际而不适时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时代变了，条件变了，环境和任务变了，就不能简单地“以不变应万变”，而应当与时俱进。要做到与时俱进，必先科学审时，要科学审时必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与时俱进的前提，就能够保证科学准确地审时度势。

另一方面，与时俱进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与时俱进的关键在于“进”，这里的“进”，是继承与创新的互相促进，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合规律性的推进，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相一致的合目的性的前进。客观世界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必须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就意味着解放思想的任务不可能一次完成，实事求是的课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随时随地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确定解放思想的新任务，提出实事求是的新课题。弘扬与时俱进这样的发展性要求，可以保证解放思想没有止境，实事求是一以贯之。总而言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离不开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一种思想理论的核心观念往往是它的时代精神的凝结，同时又给时代以巨大的思想影响。正如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样，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与时俱进”，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针对性，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情况、完成新任务的总要求，也是我们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思想武器。

与时俱进为我们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这个新要求，就是实践的新要求，时代的新要求。任何思想理论、任何事业要想长盛不衰，就必须与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偏离时代发展的轨迹，背离时代发展的要求，就会失去活力，甚至失去存在的理由。正是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时代主题的转换，使马克思主义原来的一些反映特定时代特定情况的原理、观点，变得有些不合时宜，因而必须与时俱进，与时发展。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为了推进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做与时俱进的楷模。

与时俱进为我们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开辟了新视野。这个新视野就是从功能和价值角度探索事物的性质和规律。过去，我们曾偏重于从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规律性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当然没有错。因为性质和规律作为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确定秩序，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人反而要受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支配。这无论是对自然界的物质运动，还是对于社会的物质运动，都是正确的、适用的。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不同。社会规律实质上就是人的活动的规律，它形成并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并反过来制约人的活动，决定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因此，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不能不考虑社会规律的特殊性，就不能不考虑人的活动的自为性、目的性、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功能对主体(人)的有用性。在这方面，江泽民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在对党的性质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进行界定时，既注意从事物的性质上去把握事物的属性，使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性质具有纯洁、稳定的特点，又注意从事物的外在联系和功能上去把握事物的属性和特征，使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性质具有综合、直观的特点。“三个代表”更加强调党的功能、党建的效果和党的活动对人民的价值。这为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开辟了新的视野。我们在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时，必须坚持既要从内在联系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性，使党和社会主义保持先进性;更要从外部联系、特别是在人的关系上去把握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功能和价值。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与时俱进为我们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新动力。这个新动力就是开拓创新。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无论是哪个方面的创新，都和与时俱进分不开。不与时俱进，就不可能开拓创新，不开拓创新就谈不上与时俱进，要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关键在于理论创新。只有理论创新，才能使我们的事业不停顿，才能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的实践。研究和解决与时代紧密相联、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价值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既是理论创新的重要任务，也是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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