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是香港著名经济学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郎咸平的学术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郎咸平的学术论文篇一

郎咸平:为中国高科技文明把脉

“郎旋风”曾掀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大不小的一场风波，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郎顾之争”以顾雏军锒铛入狱，画上了悲惨无奈的句号。“旋风”过后，当人们冷静沉思言犹在耳的论争时，殊不料郎先生又放言“中国高科技”问题，“吹皱一池春水”。

今年的初春时节，郎咸平教授出版新作――《科幻》。乍看《科幻》这样的书名，似嫌费解，细读之后，方知这是一部严肃的“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的经济著作。用编者的话说，这是“一部值得所有行业和企业借鉴的发展战略案例集”。为什么书名叫《科幻》呢?惟有拜读完全书才能悟出“此中意味”。此外，《科幻》与郎教授的其他著作，诸如《标本》――地产领导者领先之道，《思维》――国际级企业和企业家战略思维，以及之前的《操纵》、《整合》、《运作》等著作，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书系。

《科幻》的前言中，郎咸平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因此，中国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企业”。这一论点，主要是根据2000年到2004年《国际竞争力报告》的分析，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五大因素：一是“研究与开发财力不足”;二是“科技人力资源效率低下”;三是“科技管理水平低下”;四是“科技基础设施水平低下”;五是“国民教育水平较低，知识转化效率低下”……朗教授采用了“中国总体竞争力”的概念，即由“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等四大指标构成。按这样的指标排列，中国在第30位左右波动。中国的综合排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表现”;如果按“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来排，一直都在30到40位前后。

《科幻》的导言中，郎咸平教授明白无误地提出对“中华文化到底养不养高科技”的质疑，结论是否定的。郎咸平教授剖析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五大”不足：研发人员工资最高，流动性最大，稍不满意则“跳槽”;研发人员层次很高，但效率很低，研发出成果的产品很少;科研产品问题很多，维护服务压力很大;企业研发投资大，收益小;“老板给员工打工”，高技术企业过分依赖研发人员。……基于此，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最缺少的就是“技术竞争力”。中国每天新成立和倒闭的高新技术企业很多，一批“先烈”倒下去，一批“后人”跟上来，但没有多少能活过10岁的。

郎咸平教授认为：“中国的高科技思维似中餐馆的思维，也就是不讲工序和不讲纪律的思维;一个没有纪律的团队是根本无法成长为微软的。”中餐馆的科研思维，不是麦当劳的科研思维，影响了中国科研的发展。麦当劳积累“手艺”，它的分店可以开到世界各地，谁都可以去做他的薯条。微软也一样，从W95到2000，其产品相当于麦当劳的“汉堡”。正是这样简单的思路创造了西方辉煌的科技文明。然而，中国的企业往往依靠的是“大拿”级的关键人物，这种思维不改，难以成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郎咸平教授不惧怕“国粹派”文人的攻讦，毅然举起镢头，挖开祖坟，批判国人“不养高科技文明的‘七个’传统文化观念”。一是“‘失败是成功之母’，认为是理所当然”。企业研发人员过于追求自身价值和能力的体现，谁都认为不用对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的失败负责，甚至认为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成功必然是建立在无数失败的基础上的。二是崇尚“悲剧英雄”，迷信“杀鸡焉用牛刀”、“以少胜多”和“四两拨千斤”的神话。在科研工作上惟独喜欢“少花钱多办事”的思维，认为多花钱就是没水平，导致科研的成功率很低。三是“做事无错便是英雄”，在国人的潜意识里，做出来的事情没有错误就叫有水平。因之，把加强对错误的测试与验证过程视为一种资源浪费。而在西方的理念中，完成的工作不可能十全十美，难免有错，高新技术含量越大，错误往往也就越多。四是迷信“内行领导内行”，高新技术企业尤其如此。研发机构提拔干部多看重技术水准，惟恐镇不住下属。而西方的研发机构往往是学过管理的MBA“外行领导内行”。五是“过分看重‘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却忽视‘有特殊贡献的团队’，助长了人们‘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心态”。这正是中国高新技术企业长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六是过于“迷信奇迹，崇拜奇迹”。 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只要把产品开发出来就行，导致产品缺乏可靠性和竞争力。结果是，“没有一套科学程序，连怎么改进都无法入手。却是对低端产品的研发不断重复投入，已经是欧美的10多倍。七是“国学文化崇尚精神目标”。“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愚公移山”、“国内首创”、“填补空白”……为此，许多产品的研发，进度延期，经费追加，很难见成果。

鉴于如上的分析，郎咸平教授提出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思维误区”，主要是：“面向科研还是面向研发”――过于宣传“失败是成功之母”，是为掩盖企业决策和管理失误开脱责任。混淆“科研”和“研发”理念，放弃管理控制，放任自流，是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面向专案还是面向产品”――仅关注产品的最终结果，不关心项目的控制与管理，研发进度一拖再拖，目标不断变化，费用不断加码，是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目标失控的根本原因。“面向过程还是面向结果”――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只要把产品开发出来就行。惟看重产品结果，忽视过程控制，是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研发失控的主要原因。“面向机遇还是面向战略”――技术积累是产品创新的前提。忽视新产品研发所需要的技术储备与积累，而过于寄希望于“新机遇”的奇迹出现，是高新技术产品研发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面向研发规律还是面向研发进度”――许多企业往往特别关注产品的研发进度，忽视和取消保证质量的过程控制。追求进度、忽视高新技术产品研发规律是高新技术产品研发问题多、质量差的主要原因。“面向‘以人为本’还是坚持‘以法为本’”――高新技术产品最重要的特征是“团队化”。“团队化”的基础就是“以法为本”。大肆宣扬“体现个人价值”，寄希望于“人治”创造“奇迹”，把新产品的研发成功寄托在“能人”身上，是高新技术产品研发效率低、状态失控、成功率低的主要原因。

读到这里，我们对郎咸平教授的新著《科幻》的涵义，应该说有了一定的理解。《科幻》寓意“科技发展出现幻象”之意。尽管我们读郎教授的结论，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这是西方学者眼里所看到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现实，且又如此坦诚地说出来，实在难能可贵;我们还是应该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拜读为好。郎咸平教授的“中国情结”让他产生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急切情绪;他的思维方法也多是“以人之长，比己之短”，善于“横比”，而不懂国人喜欢的“纵比”，即“自己跟自己比”，多讲成绩，少谈不足。还是那句老话，“成绩不讲跑不掉，问题不讲改不了”。《韩非子》有道是，“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这也就是说，“良药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达者能受之。”我们期许国人更有“达者”的气度，“知不足而后思进取”，是之谓也。

郎咸平的学术论文篇二

对郎咸平“6+1”理论的商榷

[摘要]郎成平的“6+1”理论的谬误在于，他认为今天的国际竞争不再是产品竞争，而是产业链的竞争。本文认为，基于美国、韩国、日本等国的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解决中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大力发展大学生密集型产业。

[关键词]就业难 “6+1”理论 大学生密集型产业

看似完美的“6+1”理论

近年来，在各类媒体(尤其是网络)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用以解释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理论”，那就是郎成平提出的“6+1”理论。他认为，今天的国际竞争不再是产品竞争，而是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产业链竞争阶段。产业链包括七大环节：一是原料与生产，二是产品设计，三是原料采购，四是仓储运输，五是订单处理，六是批发经营，七是零售。在这七个环节中，后面六个环节是需要大量大学生去做的，第一个环节则基本不需要大学生，而中国恰恰在国际分工中分到了所谓的“6+1”中的“1”，即生产环节，也就是说中国的主要产业是低端制造(对产品物质形态的制造)，这种产业根本不需要大学生，中国极度欠缺“6+1”中需要大学生的“6”，所以导致中国大学生就业难。

乍看这一“理论”，似乎无懈可击，完美地解释了中国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实际上，郎咸平先生的确找对了门路，可惜的是浅尝辄止，并没有深入下去，这种“6+1”理论的解释只能是肤浅的。

美国为什么能长期消化大量大学生就业

从20世纪末开始一直到今天，10多年的时间，中国大学生就业愈发艰难，无论是量(就业率)还是质(工作的好坏)上都每况愈下，而这10多年恰恰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繁荣兴盛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离奇之处。美国绝不会出现这种局面，美国只有在遭遇经济萧条时才会出现暂时的大学生就业困难，这种局面往往是几十年才一遇。

即便是在经济危机和金融海啸之后的今年，美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并未遭遇特别严重的就业寒冬，美国大学和雇主协会在今年4月对850所大学的3.5万名毕业生所作的抽样调查显示，在申请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中有19.7%的学生找到了工作。乍看起来很吓人，其实2008年同一时期是26%，今年与去年相差并不大。从就业的“质”的层面看，2009年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起薪是49353美元，几乎与2008年的平均起薪49300美元相同，有一半以上的专业起薪还有不同幅度的上涨，比如金融专业毕业生的起薪上涨了2.3%，达到49754美元。

这么多专业起薪逆势上涨，说明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质在提高，这个事实只能说明美国大学生就业即使有困难，那也是暂时的、局部的、不严重的。那么，美国为什么能长期吸收那么多的大学生就业呢?

其实很简单，这是因为美国拥有的是高技术、垄断性(对全球而言)、“虚”的产业，这些产业恰恰就是大量吸收大学生的产业。高技术自不必说，美国的军工、航空、计算机、互联网等都是需要大量大学生的，本国的学生不够用，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吸收优秀人才。

至于“虚”的产业，就是指美国基于综合国力和文化优势建立的非物质形态的产业，这主要包括“虚拟化”经营的世界级品牌(美国仅经营品牌符号本身，物质产品放到中国大陆来生产)、金融服务业、娱乐产业、少量奢侈品等等，这几样虚的东西，无一不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搜刮财富的强大工具。而这些产业，恰恰需要大量大学生来做。

如美国的耐克鞋有30%左右都是中国东莞一家叫做裕元工业的台商企业生产的，假定一双耐克鞋最终售价1000元人民币，裕元工业顶多能拿到100元，中间商(运输、售卖)和品牌所有者(即耐克总公司)各拿450左右。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把中国人生产的鞋子，贴上一个商标之后又卖给了中国人，赚到的钱又可以回过头来从中国进口五双同质量的鞋子。这就是说中国的裕元工业每为耐克生产一双鞋子(卖给中国人)，最终还要再附送五双同等质量的鞋子给美国人穿。这样的空手套白狼的国家，物质能不极大丰富吗?美国本土保留的正是产品的品牌塑造和产品设计等“虚”的层面，这些层面恰恰需要大量大学生来完成。

与郎咸平先生商榷

笔者的解释与郎成平的“6+1”理论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看到了“虚”的层面是能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所在，即吸收大学生的就是“6+1”的“6”。不同之处在于，郎咸平只停留在了表面的七个环节，错误地得出今天的国际竞争不再是产品竞争，而是产业链的竞争结论。

要证明郎咸平的错误非常简单，按照他的理论，我们只要发展好“6+1”的“6”就能在国际产业链竞争中取胜，大学生就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实际上，中国在“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等六个环节早就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许多世界品牌的这六个环节都是中国人在做，除了产品设计这一环可能稍逊，其他五环中国人做得非常好。

事实上，问题的关键根本就不在于这六个环节本身，问题仍然在于产品(品牌)，国际竞争仍然是产品的竞争，而不是所谓的产业链竞争。只要创立了世界级的品牌，那六个环节自然而然就运作起来;如果没有品牌，去做这六个环节是“巧妇做无米之炊”。也就是说，所谓的六个环节，是围绕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去运作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品牌竞争胜利之后催生了六个环节，而不是靠六个环节本身去竞争。如果中国创造出一个可以和耐克匹敌的世界级运动品牌产品，那六个环节马上就会运作起来，大学生就业岗位就源源不断。

品牌的打造只与六个环节中的“产品设计”有关联，单靠产品设计是打造不出品牌的，品牌打造是一个综合性的庞大工程。所以说，“6”是果，而不是因，把大学生就业难归根于“6”本身是荒谬的。

发展“大学生密集产业”是解决大学生就业治本之策

“6+1”理论除了肤浅之外，还在于片面，仅仅涉及了产业领域的大学生就业，而实际上，政府部门也是吸收大学生就业的关键领域。政府对大学生的需求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维持日常运作，二是开发公共产品(包括国防产品与技术研发、制度设计、法律建设、经济政策研究等等)。大量的大学生是直接进入政府工作或者为政府打工的，国家战略和方针政策也就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笔者想综合考察中国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

其一，国家战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低技术发展战略，国家对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投资严重不足，这一领域恰好是需要大学生来完成的。

其二，法制化进程。我国的法制化进程障碍相当大，行政力量依然非常强大，法律“说话”不算，这就导致法律人才的需求大打折扣。如果我们能像美国那样，每一个人都聘请为自己长期服务的私人律师，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就业将大大增加(增加数十倍、数百倍甚至数千倍)，不够用了，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就会转法律类。

其三，其他一些短期政府政策。首先，从经济角度看，只有两类“大学生密集型产业”，这就是高技术产业和“虚”的产业，大学生就业难在于缺少这两种“大学生密集型产业”，而不在于“6+1”。其次，从高技术产业看，我们的计算机产业、软件产业、汽车工业、军事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没有一个能在世界上占据重要位置，产品在世界范围内销量太小，自然就无法吸收更多的大学生来生产、研发产品。在这些方面，中国哪怕能在一个领域占据世界市场的较大份额，就能让理工科大学生就业大大改观。再次，从“虚”的产业看，我们几乎不拥有世界级的品牌，没有一个奢侈品牌;我们的明星娱乐产业冲不出华人圈;我们的金融业非但不能剥削别人，反而成为国际游资席卷我国财富的工具。

如果我们有世界级的品牌，就可以虚拟化经营，我们只须雇佣大量大学生进行技术研发、外观设计、广告宣传(明星代言)。韩国三星手机仅仅外观设计就聘请了五百多名艺术类的大学生，软件和硬件等技术类的大学生更是数量巨大。

如果我们有真正的世界级的金融服务业，经济类的毕业生就不必挤破脑袋去外国的投行，我们自己就能消化掉这些毕业生。

如果我们有能走出国门的明星娱乐业，我们就需要大量的文科大学生进行编剧、摄像、表演、导演、营销、宣传、策划等等。可事实是，我们连“韩流”都抵挡不住。那些所谓去了好莱坞发展的导演和演员，只不过是出口转内销而已，他们只是充当了美国人占领中国市场的工具。我们的娱乐明星如果只能在华人圈里发展，所能吸纳大学生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

如果我们能有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至少在亚洲范围内大行于世的软件、网游产品，我们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进行软件开发和产品生产。事实上，我们的网游市场被韩国人占据了半壁江山。

纵观所有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其某些“虚”的产业或高技术产业在国际范围内占据一席之地，这是他们不存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共同原因。法国有无数奢侈品和国际品牌;德国也有诸多国际品牌;日本汽车工业世界首屈一指;美国军工、金融服务业、汽车行业也是世界领军;韩国也有三星、现代等国际品牌。所以中国大学生就业难，不在于“6+1”，不在于高校扩招，也不在于专业不对口，而在于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和“虚”的产业。一句话，我们缺乏“大学生密集型产业”。因此，要解决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大力发展“大学生密集型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