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坚持历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原则，在坚定奉行洋为中用的同时，亦不忘托古改制，古为今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近代史人物论文“康有为”，希望大家喜欢!

近代史人物论文“康有为”篇一

《论康有为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贡献》

[摘要]康有为，他不仅同戊戌变法这一政治运动相联系，更是我国资产阶级报业的先驱者之一。他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创办和领导了数十种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进行了救亡图存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宣传教育，冲破了封建言禁，掀起了中国人自己办报的第一次高潮，成为促进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领头雁”，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康有为;近代新闻事业;贡献

提起康有为，人们总是把他与戊戌变法联系起来，把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来研究，却很少有人把他的名字同新闻事业联系起来。其实，康有为还是清末民初资产阶级报业的先驱者之一，他前期办的报刊能站在时代前列，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开创了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国人办报高潮的第一次，成为促进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领头雁”。康有为的报业活动和新闻思想在我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为我国新闻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冲破封建言禁，开设报馆

康有为把近代的报纸当作古代的“乡校”。“乡校”是春秋时代郑国的一种公共场所，它既是学校，又是乡亲们聚会的地方。《左传》中记载了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通过“乡校”这个地方可议执政者的是非得失、交换评论意见。因而，康有为把报馆比作“乡校”，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报纸是一种议论时政的舆论工具，看到了舆论对于政府的监督作用，为以后梁启超的报刊两大功能“向导国民、监督政府”的推出打下了伏笔。并且康有为将“乡校”运用于实际，希望清末的封建统治者学习先王，开放言禁，提倡办报。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中都提出了开设报馆的建议，他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写道：“《周官》诵方训方，皆考四方之慝;《诗》之《国风》、《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开报馆，名日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能政务……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裨政教。”这是康有为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办报主张。在这里谈到了近代报纸的渊源、报纸内容和作用、政府对报纸应取的态度等问题。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提出“设报达聪”，在各省城镇都设立报馆以及翻译外国报纸等建议。他的这些办报主张，没有脱离封建思想体系的藩篱，也不见得比早期维新派报王韬、郑观应等的办报主张高明，但王韬等人的办报主张只限于在报纸上清谈，康有为则直接向皇帝提出了建议，要求付诸实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在当时局势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当时，清朝统治者在国内实行的是阶级和民族的双压迫，言禁特别严厉，民办报刊一直被视为非法。腐朽没落的清末王朝根本不理会王韬、郑观应纸上谈兵的呼吁，但康有为吸取了前人的教训，不再作空头的呼吁，而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直接上书皇帝;一方面着手办报、制宪既成事实。在上清帝书的同时，他在北京、上海创办了《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和《强学报》。他的上书在当时一千多名举人中广为传颂，并传播到全国，使各地维新派志士受到了很大鼓舞，迎来了报刊发展的繁荣期。虽然他办的三种报纸不久即被封禁，但它们毕竟破土而出，而且出现在首都达官贵人的府第中，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了。接着《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各地维新派在康有为的支持下，办起了数十种报刊，这些报刊在宣传变法维新的同时，要求解除言禁，给资产阶级以出版报刊和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使得一些支持维新派的官员也纷纷上书皇帝要求设设立报馆，广开言路，由此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解除言禁，允许“官绅士民”有出版报刊的自由，并且要求官府加以劝办，还给梁启超出版的书以“免税”的奖励，从而为民办报刊获得了合法地位和权利，也是维新派多年来为报刊而奋斗取得的重大胜利。

(二)推动了中国人办报的第一个浪潮

如果说中国人办近代化报纸兴起于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办的《中外新报》，那么从1858―1895年的37年里，中国人办的报刊，满打满算也不超过30家。可是，自从康、梁开始办报以来，风气大开，从1896―1898年的3年内，中国人创办的报刊达72家，超过过去的37家的一倍以上，形成我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和国人研究西方新闻学的第一次高潮。

这次办报高潮，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从时间上看，一年比一年多，1896年有9家，1897年有29家，1898年1月至9月，达到了34家。第二，从办报地区看，已由广州、香港、上海等沿海城市发展到汉口、长沙、桂林等内地城市，甚至内地一些中小城市也办起了报刊。第三，从品种上看，有官办报刊，也有民办报刊;有综合性报刊，也有专业性报刊;有政治性报刊，也有游艺性报刊;有文言报刊，也有白话、俚语报刊;有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报刊，也有以青年、妇女、儿童为对象的报刊，这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报刊。第四，从政治倾向上看，这些报刊绝大多数是宣传维新戊戌变法的改良派报刊。第五，从办报人员看，这些报刊的主笔大多数是维新派人物，其中各地维新派报刊的主编往往就是当地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他们奉康、梁为领袖，无形中形成一支由康有为统一指挥的宣传队伍。第六，从办报方式看，维新派从“开民智、育人才”的总体思想出发，把办报同办学会、办学堂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

在第一次办报高潮中涌现出来的以维新派为主的报刊都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西学和西方情况，把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来，掀起了学习西方、学习西学的热潮，并且用这些“新学”去向传统封建文化挑战，从而使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出现了“智慧骤开，如万流谲沸，不可遏制”的生动局面。这种局面对以后半个多世纪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以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康有为作为我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导者和第一次办报高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确实为我国资产阶级报业的大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培养了人才

在康、梁办报以前，我国报业的从业人员大多是科场失意的落拓之人，他们办报的目的多半是为了牟利。因此，我国近代报业发展缓慢。康、梁出来办报，开我国政治家办报的先例。政治家办报这一中国新闻史上的主要传统是从戊戌变法时期发端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家们几乎都参加过办报活动。在整个维新运动期间，每家改良派报刊的主编往往就是当地维新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通过维新派的办报实践，涌现出像梁启超、严复、徐勤、麦孟华、欧榘甲、何树龄等改良派报刊宣传家，这就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这些维新派报刊为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大发展培养了人才。

(四)推动了民族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甲午战争前，大多数近代报刊都是外人出版的。戊戌变法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比战前有所发展，却依然还很弱小，还没有大量出版商业性报刊的迫切需要。但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以政治界为主体的而不是以工商界为主体的维新派创办了一大批政治、文化报刊，使报刊宣传这种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走在了经济基础的前面，出现了国人争相办报的热潮，不仅基本上打破了外报的垄断，而且使政治报刊成为近代报刊事业的主角，在各类报刊中长期处于领航地位。同时，维新派报刊以其鲜明的时代性、新颖的思想性和丰富的知识性，大大提高了近代报刊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使近代报刊成为近代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读者从商界扩展到政学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从此不再埋头经史、醉心八股，而注意从报刊中吸取精神营养。所以，尽管封建顽固势力在戊戌变法后摧毁了大部分维新报刊，但近代报刊利国利民的作用已基本为社会所公认，这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报刊宣传活动的一大功绩，也不能不说是康有为对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积极贡献。

(五)促使华侨报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康有为作为改良派华侨报刊的先行者和领导者，在华侨报业的大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以前，我国华侨报业很落后。首先是报刊太少。从1854年最早的华侨中文周刊《金山新闻》创刊到1898年康、梁流亡海外的40多年中，只出现过10来家报刊。其次是内容陈腐、形增，单是康、梁创办和控制的侨报就发展到30多种。以后，凡是有改良派侨报的地方，革命派都办起报纸与之对垒，并且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改良派。两派报刊互相敌对、互相竞争又互相促进，使华侨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898年到1911年，世界各地华侨创办的大大小小的报刊将近70种，相当于此前40年所办侨报的7倍。其次是侨报的质量大大提高。以《新民丛报》为例，它的内容已经不再是什么“清廷谕旨”之类，而是图画、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史传、地理、教育、宗教、学术、农工商、兵事、财政、法律、国际短评、名家丛谈、舆论一斑、杂俎、问答、小说、文苑、介绍新著、中国近事、海外汇报、余录等25个专栏，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第三是侨报的形式大改进。像《新民丛报》的封面套色印刷，里面有图画和照片插页。其他华侨报刊也运用外国先进印刷条件，逐渐向现代化过渡。康有为除了对改良派侨报实行统一指导外，还亲自为这些报刊撰写评论、新闻、通讯和其他多种体裁的稿件。同时，康、梁采取内外结合的办法，促进了国内报业与海外华侨报业之间的交流。他们把外国报业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带回国来，促进了国内报刊的改革，而他们在国内外的报刊，又为海外侨报提供了丰富的新闻报道内容。

(六)率先提出党报思想

康有为把报纸看成是建立政党的准备，并公开承认报纸的党派性。同时，康有为把党报视为谋取一党私利的工具。在他为国民宪政会起草的简要章程中说：“政党之权利之大与专，实为可骇，若筹款有厚力，各省府县中能开办报馆支会，则吾党众愈大，将来所得之权利，不可思议。”作为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把党报视为谋取一党私利的工具并不奇怪。康有为要求党报要宣传政党的纲领、方针和党务。他在强学会章程中要求强学会的报刊一方面要向群众宣传强学会的路线;另一方面要向会员报道会中事务。并且要求对党报实行统一的领导，做到统一的政治目标，统一的宣传口经，统一的宣传步调，统一的调动指挥和统一的经营管理。所谓统一的政治目标即要求改良派报刊按照他在不同时期确定的政治目标来进行宣传：变法前为变法维新而呐喊，变法后为保皇立宪而鼓吹，辛亥革命后为尊孔复辟而叫嚷。谁要是逾越雷池一步，就要受他的批评和惩罚，以上五条总的精神就是集中统一，它体现了政党报纸的嚆矢，而康有为对改良派报纸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则为以后政党报纸的经营管理积累了一些经验。

(七)提出报业管理主张

康有为从他的官报思想和党报思想出发，对我国报业的管理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涉及了我国近代报业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在我国报刊史上第一次提出党报和制定新闻法律的主张。他主张加强全国维新派报刊的管理，以便控制全国舆论，推进变法维新事业，对以后的新闻界起着重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从来没有报刊出版方面的专门法律，到了清代，《大清律例》中有个别有关书报出版的条款，但都是限制言论自由的，而不是保障言论自由的。在《中外纪闻》和《强学报》被封后，康有为深深体会到了没有报刊出版法律的危害性：封建统治者可以任意加以解释律例条款而把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论斥之为“妖书妖言”加以治罪。因此，他向光绪皇帝提出了他拟定的报律建议：酌取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但后来由于政变的发生，他的愿望都没能实现。但他是中国最早的关注保护出版、争取新闻自由的资产阶级改良者。

康有为对加强内部管理来增强竞争能力的主张在办报实践中突现出来，从而可以引申出现在办报仍需遵循的方针，如康有为要求“会中报必须要有条例，勿与《时务报》、《知新报》两报有重复之诮”，他这里说的“会中报”是指广西圣学会的机关报《广仁报》。它与上海《时务报》和澳门《知新报》，都是康有为参与创办的报纸，虽然如此，康仍要求《广仁报》所定的条例不要与《时务报》和《知新报》的条例重复。这说明他主张报纸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同时，康有为已意识到报纸工作人员对于报纸优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把合格的工作人员看作是办好报刊的第一要义。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先进的思想。

[参考文献]

[1]夏晓虹.追忆康有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2]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袁军，哈艳秋.中国新闻事业史教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6.

[5]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近代史人物论文“康有为”篇二

《康有为对日俄改革史研究解析》

【摘要】康有为为使其变法获得观念合理性,系统地研究日俄改革史,希冀为中国找到救亡图存的范式,从而构思出了“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的改革思路。在研究过程中,康有为形成了仿洋改制与托古改制并举的创新思维。

【关键词】康有为 日俄改革史 创新思维

康有为变法主张由秘密转为公开

康有为的青年时代恰逢两次鸦片战争,受到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因此他从小就立志救国救民。中法战争后,康有为初步形成维新变法思想,其标志是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书》。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康有为提出了三项具体的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①在这份上书中,康有为认为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中国,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他的政治改革主张,字里行间体现了他巨大的爱国热情及迫切的历史使命感。然而,这份上书遭到封建顽固派官僚的恶毒嘲谤,无法上达朝廷。

康有为一心变法,乡试不顺,几经反复,决心在广州万木草堂办学以培育变法人才。康有为先后招收了梁启超等弟子千余人。康有为的教学方式灵活,教材既有中学又选用西学,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他总是联系古今中外的历史,向学生灌输变法维新的道理,并且发动学生们帮他编写《孔子改制考》,锻炼了学生的写作与思辨能力。这个阶段康有为的变法思想虽然处在秘密时期,即只是在学生中宣传、灌输其变法主张,但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一方面,康有为在这一时期著书立说,编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维新变法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另一方面,近十年间培养了一大批维新骨干,为下一步变法高潮的到来做了充分的人才准备。

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国家面临空前灾难之际,中华民族逐渐开始觉醒,康有为的变法也由秘密转为公开。具体表现就是:康有为和他的学生们组织了一场公车上书的爱国义举。公车上书为清政府开出了救国良方是:“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②,这次上书冲破了清朝不许士人干政的禁令,确实为清朝前所未有之举。公车上书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巨大,正是由于公车上书这幕大戏,历史将康有为推上了维新变法的舞台。

基于变法需要的日俄改革史研究

甲午战败之后,康有为开始深入研究日俄改革史,希望为中国寻找到一条救亡图存之路。

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通过研究日本改革史,康有为认为日本是清廷的学习样版。正因为如此,在向光绪帝进呈的《日本变政考》中,康有为逐条逐事地介绍“日本经验”,目的是督促光绪帝早日下决心变法维新。首先,康有为认为日本学习西方实行三权分立是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极力宣传“三权鼎立”的思想,反复强调立宪法、设议院的必要性。他认为,西方之强大不全在兵力、制造、学校,而“在其政体之善”。日本之所以发展得快,是因为维新变法之初就定三权之官,学到了西方国家立政的真谛。接着,他进一步指出立法是三权分立之首项,最为重要。其次,康有为认为日本成功的内核是日本官制的改革。他认为变革官制是变法的根本,尤其是设立制度局是日本变法成功的关键所在。康有为极力推崇日本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政策。他大力倡导中国效法日本发展铁路、造船等工业及银行业,还极力主张废除阻碍民间工商业发展的苛捐杂税。可见,康有为效仿明治维新变法改制的主张,确实是要建立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政体,使新兴资产阶级能够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康有为认为,西方诸国富国强兵花了三百年,日本学习西方壮大国力用了三十年,据此推得中国“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③正因为如此,《日本变政考》几乎成了光绪帝颁发谕旨实行新政的教科书。

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在向光绪帝送呈的《俄彼得变政记》中,康有为请求光绪帝向彼得大帝学习,学习大彼得勇于改革的精神,放下架子,谦虚求教,效仿“万国之美法”,下定决心变法。彼得大帝变政的前夕,俄国的国情和晚清所处的状况十分相似。彼得大帝下决心尽快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为此,大彼得微服匿名,犹如一奴仆,亲自游学瑞典、荷兰、英、法等国,做到了不耻下问。彼得一世回国后立即改革,其改革措施使俄国面目一新,国力增强。相比之下,清廷的情况是,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地位犹如主人和奴仆,上下天隔,积弊丛生,其原因就在于体制过于尊卑分明。因此康有为希望光绪帝也能和彼得大帝一样下定决心变法,这正是康有为如此认真地研究彼得大帝改革经历的终级目标。

借助日俄改革经验使其变法获得观念合理性。为什么康有为坚持研究日俄改革史呢?因为,当时中国的顽固守旧势力比当年日本和俄国的封建势力强大。面对甚嚣尘上的封建顽固派,康有为提出必须将与中国国情相似的国家作为其思维参考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其仿洋改制的主张付诸实践。从此,康有为开始对日俄改革史进行系统研究。通过他的介绍,打开了中国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他们了解经过改革变法,日、俄这两个国家都由贫弱走向富强,很有说服力。他们自然认为,如果能够效法日俄进行改革,就意味着中国也能像日、俄那样强国御辱。这样,康有为提倡的维新变法就有了观念上的合理性。不改革可能会灭亡很快成为皇帝及一般士大夫的共识。可见,康有为研究日俄改革的方向在当时是正确的,这样才有可能尽快使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同步运行。在这项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以强敌为师”的结论。百日维新期间,政治、经济、文教、军事新政的出台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证明,康有为对日俄改革史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换言之,如果没有康有为对日俄改革经验的研究和借鉴,就难以形成近代史上的维新变法运动。

应该指出,康有为只局限于研究日俄的改革史,而对英、法、美等国的改革虽然做了研究,但很不到位。原因是他认为这些国家实行的是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这只能说明他的知识有限,对日俄以外的西方诸国的研究缺乏深度和广度。他认为君主立宪制最适合中国国情,实际上,君主立宪制不一定适合当时的中国,因为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不允许皇上大权独揽。这就是康有为开制度局的设想,即使一再退让也得不到落实的真正原因。此外,康有为在研究日俄改革史时存在某些思想偏差,有时为了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会随意篡改历史,甚至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断,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这种做法不仅严重违背学术原则,而且给后人的相关研究也带来不必要的阻碍。

康有为仿洋改制与托古改制并举的创新思维

康有为坚持历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原则,在坚定奉行洋为中用的同时,亦不忘托古改制,古为今用。

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体现的是他仿洋改制的理论体系,而托古改制的理论体系则体现在他编写的《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通过编纂《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打扮成改革者,使自己的改革主张通过孔子的口,披上“圣人云”的外衣,其目的是使国人感觉他所倡导的变法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业。托古改制的特点是古已有之,他只不过是承担探索、挖掘、整理、宣传任务的替天行道者,从而使自己成为醒悟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合理合法的维新变法精神领袖,而不是宣传异端邪说的乱臣贼子。只有这样,他才能更方便地完善自己的维新变法理论体系。否则,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理论体系即使不胎死腹中,也极有可能半途而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用历史学来为现实服务的学人无数,但是做得好的寥如晨星,而康有为无疑是较为杰出的一个。

康有为的世界观是崭新的、全方位、立体型的。从当时的横向视角来看,康有为仿日效俄,形成了其维新变法的具体理论体系。他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论证其维新变法理论的先进性,具有前瞻性,充满前卫意识,展示了示范性,体现了变法的世界横向贯通性。从历史的纵向视角来看,康有为是利用当时国人对孔圣人的传统偶像崇拜心理来维护自己变法理论的合理、合法性,使其变法理论及其变法运作具有了安全可行性,体现了变法的历史传统延续性。以上二者并举反映了康有为世界的横向贯通性与历史的传统延续性相统一的创新思维。如果没有仿洋改制与托古改制并举的创新思维,那么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不是失去方向性就是失去安全性,二者缺一,就难以形成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百日维新。

总之,康有为在将其维新变法主张公开后,系统地研究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康有为站在时代的潮头,效法日俄,在获得变法的观念合理性的同时,还形成了仿洋改制与托古改制并举的创新思维。

注释

①刘振岚编:《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1页。

②孔祥吉编:《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③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