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就逐步从文化“熔炉”理论慢慢向多元文化理论转变。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美国文化的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美国文化的论文篇1

凋零的美国南方文化

摘 要：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的剧作《欲望号街车》反映了美国南方种植园文化在北方工业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失败。本文通过分析主人公布兰奇和米契这两个在南北方文化冲突中艰难前行的人物，旨在剖析南北战争对南方人在精神文化方面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关键词：南北方文化冲突;《欲望号街车》;南北战争

一、引言

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美国戏剧的发展历史是最短的。直到20世纪早期，一些美国的本土剧作家才相继出现。1920年到1960年期间，美国集中出现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剧作家，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其中一些作家开始关注当时最为热门的社会问题――南北方文化冲突。1861年到1865年的南北战争对美国的政治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方最终的失败造成了南方传统生活方式的毁灭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沦丧，贵族沦为了平民，工厂取代了农田，曾经一度繁荣的南方文化逐渐走向衰败。战前，南方人富庶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一种优越感，优雅的生活方式已经在他们的记忆中根深蒂固。战后，他们不能接受失败，也不能应对生活中出现的新困难，只能一味地沉浸在对昔日荣耀的回忆中。这时，美国文坛上出现了很多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关注平民百姓的现实生活，如何走出南方战后的困境成为了这些现代作家的话题。他们将作品中的人物置身于南北两种文化中，就像是田纳西・威廉姆斯《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和米契一样，在不断探索中找寻走出困境的出路。

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 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战后作家之一。由于在南方长期的生活，他已将南方的文化印记深深地植入了心间，可以说他是南方文化的最佳代言人。在南方目睹了过多的贫穷困苦，他一直致力于描写南方人在美国内战战败后所面临的困境。《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是他的杰作，是南方种植园文化在北方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人文悲剧(徐锡祥、吾文泉，1999：95-98)。女主角布兰奇是美国文学创造的众多醒目的女性形象之一。她对南方文化的坚持，她对真爱的执著追求，她自相矛盾的性格和一度放荡的举止都是评论家钟爱的话题。本文将重点分析布兰奇和米契两个在夹缝中生存的人物，试图将南方人在战后的冲突与困难中艰难前行的生活图景展示在读者面前。

二、布兰奇――“南方神话”中的淑女

南方文化的产生和形成与其种植园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17世纪早期，与北方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比，南方优越的自然环境使殖民者轻松地创建了南方种植园产业，并将欧洲的贵族传统移植过来。这种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初步构建了南方文化。然而，南北战争的失败使南方在政治、经济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开始逃避现实，追忆往昔种植园生活的点点滴滴。在缅怀过去的过程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随之产生，这就是“南方神话”。“南方神话”描绘的是“一幅栩栩如生、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的水彩画：残存于想象的古老南方是一片拥有繁茂庄园和快乐黑奴的热土，大片装有玻璃窗的白色房屋里居住着高贵的精通诗文音乐的绅士们和淑女们;以棉花为主要产品的南方经济稳定繁荣;幸福和睦、其乐融融的完美家庭则是这幅美景的中心”(陈曦，2001：154)。事实上，“南方神话”是南方人对其旧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美化。《欲望号街车》中的女主人公布兰奇也是这样一位心怀“南方神话”的恋旧者。她带着重新编织的梦想来到了北方化的城市新奥尔良，以期寻找庇护，然而迎接她的却是冰冷的工业化社会。

布兰奇是“南方神话”中南方淑女的典范。她纯洁优雅，文雅善良。对于她来说，美貌是她唯一可以依赖的事情，她坚信只有容颜永驻才有可能实现梦想。然而真正摧毁她的并不是逝去的青春，而是南北方的文化冲突。一方面，她不能背叛南方祖先们遗留下来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她承受不了来自北方的咄咄逼人的压力。当这两种文化强烈碰撞之时，她很难在新文化中找到立锥之地，也不能够在心理上保持独立生存的空间。

布兰奇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南方人的特质。她柔弱、敏感、骄傲、优雅的特征均体现了她对南方文化的理解。布兰奇的柔弱在剧本一开始就有所交待。当她出现在天堂路时，有一段关于她羸弱身姿的描写：“Her delicate beauty must avoid a strong light. There is something about her uncertain manner, as well as her white clothes, that suggests a moth.”(Williams，1994：103)布兰奇惧怕强光是因为她有着太多不可见人的秘密。当刚遇见妹妹斯蒂拉时，她立即要求关掉灯，好像是在阳光下会立即融化掉的雪人一样。随着剧情不断的发展，读者和观众发现布兰奇害怕所有的光线，甚至连白炽灯的光线都令她坐立不安。

布兰奇经常身着白衣，剧作家威廉姆斯把她比作一只白蛾而非一只天鹅或一片雪花。原因在于白蛾比起后两者在颜色上更加苍白，在涵义上更加悲壮。蛾子经常能够让人们联想到不幸或者软弱。布兰奇在失去了南方家园的家产后决定离开家园，到新奥尔良去投奔自己的妹妹，然而她却没有意识到这座已经北方化的城市的威胁性。而她试图从新兴北方工业阶级的代表斯丹利身边夺回妹妹的行为更无异于飞蛾扑火。

布兰奇的敏感是她柔弱性格的副产品。一到斯蒂拉的家，她就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是一个不速之客。当她注意到妹妹的沉默后，便开始怀疑斯蒂拉并不欢迎她：

Blanche: You are all I’ve got in the world, and you’re not glad to see me!

Stella: Why, Blanche, you know that’s not true.

Blanche: No?―I’d forgotten how quiet you were.

Stella: You never did give me a chance to say much, Blanche. So I just got in the habit of being quiet around you. (Williams，1994：111)

布兰奇之所以如此敏感多疑是因为她身处异地，担心自己的命运。如果斯蒂拉不接受她的话，她就会走投无路。这也就为什么当发现斯丹利对她怀有敌意时，她竭力拉拢斯蒂拉，希望她能够站在自己的一方。布兰奇的敏感并不能够拯救她的未来，她无法躲避已经预知到的危险，无法释放已经感受到的压力。事实上，她的敏感让她更加迅速地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布兰奇来自于有法国血统的南方贵族家族，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文学和法语。当她向米契介绍自己家族的时候，她自豪地说：“We are French by extraction. Our first American ancestors were French Huguenots.”(Williams，1994：157)这种贵族的傲慢已经在她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无论现在多么潦倒，她始终试图在穿着上与众不同。当她第一次出现在新奥尔良的街头，她的装束与周围的环境是如此格格不入：

Her appearance is incongruous to this setting. She is daintily dressed in a white suit with a fluffy bodice, necklace and earrings of pearl, white gloves and hat, looking as if she were arriving at a summer tea or cocktail pretty in the garden district. (Williams，1994：103)

事实上布兰奇所有的羽毛、裘皮、钻石都是仿制品。她用这些赝品把自己包裹在高傲的优越感里，用虚伪的贵族式的生活方式来反衬北方人的平庸和卑贱。布兰奇南方淑女的骄傲感也让她鄙视斯坦利的出身。斯坦利每一个北方人的品质都成为她攻击的对象。她称斯坦利为“波兰佬”(这是侮辱从波兰来的人的一种方式)，嘲笑他浓重的北方口音，指责他粗鲁、原始的生活方式。布兰奇在剧中是这样形容斯坦利的：

…he is common!...you just suppose that any part of a gentleman’s in his nature!...He acts like an animal, has an animal’s habit! Eats like one, moves like one, talks like one!...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have passed him right by, and there he is―Stanley Kowalski―survivor of the stone age! Bearing the raw meat home from the killing in the jungle!...Don’t―don’t hang back with the brutes! (Williams，1994：180-181)

布兰奇的骄傲和自信让她不能够接受自己亲爱的妹妹竟然已经习惯于目前这种平庸的生活。她幻想能够将斯蒂拉拉拢到自己的一边，但这是斯坦利所不能够容忍的。两人的冲突也就由此而产生。

和布兰奇南方女性的特质不同，生活在工业化的新奥尔良人具有北方人的特点。北方化的城市是建立在工业的基础上，城市肮脏、拥挤，人们挥汗如雨地工作在工厂的车间里。而南方人生活在广阔无垠的庄园，以他们土地上的产品为生，过着恬静的乡村生活。不同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性格的人们。像剧中的斯坦利一样，北方人彪悍粗鲁、为所欲为。斯坦利的世界非对即错。当他怀疑布兰奇对他们有所隐瞒时，他就告诉她要直截了当、光明正大。他的生活毫无掩饰。

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北方新兴工业阶级逐渐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他们是十分现实的一群人，追求物质主义，珍视真实、实际的事物，而幻想并非他们生活中的要素。当布兰奇将要被带往精神病院时，除了米契之外，所有在场的人都表现得无动于衷。斯坦利竟然站起来挡住布兰奇的逃路。在布兰奇被带走之后，男人们的扑克游戏继续进行着。尽管斯蒂拉为发生在姐姐身上的事情在不停地哭泣，她的邻居安慰她说：不要相信那件事(斯坦利强奸布兰奇)，生活还要继续。北方人的麻木和冷漠在这一场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布兰奇鄙视斯坦利，同样，斯坦利把布兰奇看作是小偷和荡妇。他不能接受布兰奇的生活哲理，讽刺她记忆里的崇拜者，质疑她所描述的百万富翁男友。当他知道了布兰奇在Belle Reve不光彩的过去后，他不失时机地羞辱她。斯坦利刻薄的话语让布兰奇所剩无几的南方淑女的尊严和优雅荡然无存。

布兰奇一直相信如果她能够找到可以依附的人，她就会找到自己的栖息之所。事实上，她没有意识到只要她生活在新奥尔良――这个北方化的工业城市，她就不会找到自己最终的归宿。她的柔弱在残酷的北方变得更加不可一击，她的敏感在冷漠的北方显得格格不入，她的傲慢在现实的北方成为了众矢之的。“斯坦利战胜布兰奇标志着美国新兴的野蛮势力完全地摧毁并颠覆了美国旧南方所固有的文明礼教，取而代之的是以粗野、放肆、追求肉欲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新型的现代工业社会”(赵冬梅，2010：26)。真正摧毁布兰奇人生的并不是斯坦利，而是南北方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南方神话”在强大北方的威慑下终究会破灭。

三、米契――南北文化的综合体

米契是在第三场“扑克游戏” 时第一次出场。和其他三位粗暴无礼、令人厌恶的牌友相比，米契看起来的确有些与众不同。随着剧情的不断展开，米契成为了布兰奇期望托付余生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英俊潇洒、才智过人的男人，恰恰相反，米契此时是个碌碌无为、穷困潦倒的推销员。但是他的敏感气质吸引了布兰奇，使他看起来比起周围的人更加优秀，更具有绅士风度。米契的这种气质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他和布兰奇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他也是一个寂寞孤独的人，在遇见布兰奇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母亲的呵护之下，没有什么和其他女人交往的经历;他也曾经受过失去爱人的痛苦，当他倾听布兰奇讲述她年轻爱人的故事时，他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布兰奇内心的寂寞和苦楚;和布兰奇一样，他也不敢直面残酷的现实，宁愿在现实和虚幻之间游走。米契的温柔和感性让布兰奇感受到了久违的南方绅士风采，也让她重温了昔日的美好时光。她幻想在米契的呵护下，有机会能够再次成为南方娇嫩的花朵，纯洁、柔弱。

米契虽然有着南方绅士的特点，但是他却离“南方神话”中南方绅士的标准相差甚远。他身材魁梧，笨手笨脚，说话时带着生硬的南方口音。他的思考、办事方式完全和北方男人一样。当发现布兰奇有着不光彩的过去时，他暴露出与斯坦利一样的冷漠和残忍。如果不是他懦弱的个性，他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斯坦利。他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对诗歌和文学的理解。当布兰奇谈到某些诗句时，他总是感到困惑不解。艺术和文学对他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事物，他所需要的是生活的必需品。和所有的北方男人一样，他缺少浪漫的思想和精神，他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米契秉承了南方绅士的气质，但因身处剧烈变化的南北冲突，终日为家庭生计所累，面对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社会现实，他美好的想象无处栖身，米契在不知不觉中经历着南方绅士的演变过程(肖潇，2007：120)。

如果说布兰奇是作为南方的代表在和北方的工业文明进行着抗争，那么米契则是一直在和自己进行着斗争。他身上的南方的特质和北方的品性使他成为了一个矛盾特征的综合体。他独特的敏感吸引着布兰奇，但他软弱的性格使他既拯救不了布兰奇，也令自己身处困境。一旦他的敏感气质遭遇到阻碍，他就会将真实感受隐藏起来。最终，他得以存活下来，但却终日饱受良心的折磨。

四、衰败的南方文化

南方文化走向衰亡可以从布兰奇和米契两位主人公的命运窥见一斑。他们都生活在自我的冲突中。他们的相似点让彼此相互靠近，却又相隔万里。最终，两人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布兰奇遭遇暴力而走向疯狂，米契屈服于强权并推开了布兰奇。两人都不得不放弃心中的南方而委屈求存。

布兰奇最终疯了，当“Blue Piano”再一次在她的耳畔响起时，她的神经彻底崩溃了。斯坦利、残酷的现实和过去的虚幻把这个昔日南方的淑女逼疯了。斯坦利想要把她逐出自己的领地，残酷的北方现实试图约束这个南方女子，她的过去逼迫她永久地生活在幻觉之中。布兰奇最终只能逃到她虚幻的世界里，在那里她能够感受到一丝安抚和欢愉，一个昔日辉煌的南方世界。她愿意在那里找寻她逝去的青春。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她能够坚守自己的南方生活方式，能够骄傲、优雅、美丽地生活下去。

在《欲望号街车》这场残酷的南北方文化冲突中，南方经受了惨痛的失败。南方家族随着土地的丧失而灭亡了。而南方文化的两位继承者(布兰奇和斯蒂拉)也消失了。一位早已忘记了自己南方的特质，她期待着和爱人在北方的环境中开始崭新的生活;而另一位，只能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回忆着南方的家园。

米契是本剧中最令人失望的人物。当孤独寂寞的时候，他渴求获得布兰奇的爱恋，然而他却承受不了来自现实的压力。他的温和与感伤都是虚假、伪善的。他的懦弱和最终的妥协断送了他的前程、希望和机遇。当他最终决定站在斯坦利一方时，他放弃了重新开始生活的权利。他的放弃使最后一粒南方文化的种子枯朽在冰冷的北方土壤中。

五、结语

美国的南北战争彻底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战前，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按照不同的方式生活着。在北方，人们在工厂工作谋生。没有富庶祖先的他们丝毫不在意自己的仪表和风度。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而在南方，土地所有者们生活在他们的土地上，享受着奴隶们带来的服务。他们丝毫不为生活而担心，艺术和娱乐是他们生活的重心。战后，南北方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在北方，战争激发了人们追求权利和财富的热情。北方不仅在机械文明方面而且在现代精神文化方面成了先驱和主角(张禹九，1992：54)。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以谋求更好的生活。同时，北方人也变得更加现实。而在南方，战争摧毁了农业的基础，摧毁了蓄奴制，中断了南方战前短暂的经济繁荣，使南方大大地落后于美国其他地区。南方业主开始失去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开始质疑这个社会和他们曾经拥有的信念。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另找出路来应对这种翻天覆的变化。“南北战争的失败不仅进一步增强了南方的封闭保守状况，而且使南方成为美国唯一具有向后看的历史意识和深沉的悲剧感的地区”(肖明翰，1999：80)。

《欲望号街车》中主人公们悲剧式的命运恰恰呈现出了南北方在战后发生的变化。布兰奇沉溺于旧日的美好时光。每当生活中出现危机，她就会把自己藏匿于昔日的影子里，用南方贵族的尊严将自己包裹起来。米契害怕母亲有一天会离他而去，他将会孑然一身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喜欢布兰奇，但是他的生活经验让他无法理解布兰奇的苦痛。南北方文化的差异让他感到彷徨，最终他选择了放弃和逃匿。本剧的结尾预示着南方种植文化的终结以及南方文化的衰败。在南方的旧文明逐渐被工业化所取代的过程中，南方人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经受了重大的变革。南方人的精神家园随着物质家园的丧失而丧失。《欲望号街车》反映了剧作家威廉姆斯对南方文化价值观念在现实中的境遇的反思。

参考文献：

[1] Williams, Tennessee. Tennessee Williams [M]. New York: Quality Paperback Book Club, 1994.

[2] 陈 曦. “南方神话”的幻灭――试论《欲望号街车》南方传统价值观的解构.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2001(10).

[3] 肖明翰. 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动因 [J].《美国研究》，1999(2).

[4] 肖 潇. 《欲望号街车》中南方绅士的进化论解读 [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8).

[5] 徐锡祥 吾文泉. 论《欲望号街车》中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 [J].《外国文学研究》，1999(3).

[6] 张禹九. 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南方文化 [J].《美国研究》，1992(2).

[7] 赵冬梅.《欲望号街车》――一部聚焦多元社会文化冲突的缩影 [J].《当代戏剧》，2010(3).

关于美国文化的论文篇2

美国文化的基础与文化政策

[摘 要] 本文阐述了美国的文化政策的历史和指导思想。美国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就逐步从文化“熔炉”理论慢慢向多元文化理论转变。在强化构成美国身份的象征和形式，保持自治观念的基础上，美国的文化政策二十世纪也徘徊于对私人部分的尊重和庞大的联邦文化项目之间。战后的文化政策可以看做是整个国家向“客户国”转向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在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生活重要性的同时，也面临着文化标准评价的问题。“质量”、“标准”、“杰出”是政策管理者的利剑，用来削弱那些质疑主导文化价值观的力量。

[关键词] 契约性自由;公民文化;文化政策;熔炉理论;多元文化理论

“任何考察美国国家意识的人，无论这个人是我们自己人，还是对我们不信任的人，都会发现清教主义是美国国家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5年，历史学家Alan Simpson如是说。美国人自己一般也认为，现代美国的想法和愿望都是清教新英格兰的遗产。来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只承认《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认为每个个体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反对国教圣公会的专横、腐败和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清教徒强调，所有信徒无论平民还是国王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他们接受加尔文教教义，要求废除主教制和偶像崇拜，减少宗教节日，提倡勤俭节忍，反对奢华纵欲。他们赞许现世财富的积累，提倡节俭、勤奋的进取精神。由于受到了英国王室和国教圣公会的严厉迫害。清教徒背井离乡，去寻找他们心中的“希望之乡”。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来到了北美这块可以保持其信仰的土地。清教徒的观念和做法构成了美国社会政治的道德基础。无论是其个人主义、崇尚自由，还是政教分离、地方自治都可从清教传统中找到根源，因此美国仿佛是一个“上帝治下的国家”，清教传统作为美国民主的内核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十七世纪早期，大量的契约奴来到了这块殖民地，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宗教背景。后来，弗吉尼亚和整个南部的殖民地，为了谋求最廉价的劳动力，开始将白人契约奴换成更为廉价的黑人奴隶。宾夕法尼亚在十八世纪早期William Penn的领导下，也制定了政策鼓励不论宗教背景的移民，并且允许新移民在基本平等的条件下参与殖民地的公民生活。随后，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教徒，浸信会教徒和威尔士的长老会教徒，还有各类德国虔诚的教徒都来到了宾夕法尼亚，他们带来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很长一段时间，许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是新教徒国家，更多的人认为它是基督教国家;但国家信仰归属的问题已经在十八世纪对移民的需求中湮灭。

美国人文化价值观中强调赚取的财富，而不是继承的财富。同时美国的富人被鼓励通过帮助他人来显示财富。富人通过回馈社会或是回馈整个文化生活，感到他们的生活有意义，而且他们的财富是合法得来，以令人尊敬的方式得来。美国人还以其自信著称，美国人相信“光明未来”是他们的另一个价值观。单单只有物质财富并不能驱动在美国和新的全球经济中初现端倪的文化资本，服务和信息成为资本增长的新的载体，文化能够提升支撑技术变化的建制性环境。所以有学者认为，美国在文化前沿引领着世界;加上美国的人才资源和知识，美国人心里总认为自己是全球经济、文化的枢轴。

有学者认为，不是经济，宗教，或是国家身份意愿，让一批又一批的移民来到美国，他们来到美国就是为了人的天生的权利。在脱离英国的桎梏之后，美国也可能是效仿欧洲专制体制的，也可以是寻求宗教自由、个人权利的。所以美国文化更为持久的价值观不是宗教，而是他们所谓的“个人权利”，“人天生的权利”。在美国内战中，美国公民拿起武器相互对抗，因为在林肯总统看来，美国文化不允许有奴隶制这一邪恶存在。奴隶制必须废除，不然，在其他国家和文化眼里，美国就非常的虚伪。

十七、十八世纪开放的移民政策带来资本和领土的扩张。但美国人还是非常担心移民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十七世纪早期波士顿的John Winthrop担心宗教的纯洁性;十八世纪中期宾夕法尼亚的Franklin担心语言和文化的统一性;1781年，Jefferson对基于族裔身份的移民表示出忧虑，担心美国人不能靠一套政治理念团结起来。二战后，美国的国家团结越来越依靠公民文化，这种公民文化允许并保护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族裔和宗教多样性的表达，抑制并改善不同宗教、族裔和种族群体之间的冲突。对于刚刚来到这片土地的移民，对这个国家本能的热爱稍纵即逝。人们为什么会对他们的乡村、城市、国家的事务有巨大的热忱呢?那是因为每个人在他们各自的范围内参与社会的管理。这是Tocqueville解释的美国文明的核心。

美国的文化政策

二十世纪初文化民主的诞生。在美国，文化的融合(melting pot)和文化多元(salad bowl)之间的矛盾最早可以从文化民主看出来。在J.Drachsler 1920年的著作《民主和融合：美国移民文化遗产的交织》中，认为个人和社会群体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或是多大程度上保留文化遗产。Drachsler呼吁将文化民主作为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价值观的补充。这本书之后的二十年，W. E. B. DuBois重提文化民主概念，认为它是一种社会责任，用以颠覆美国的种族主义。为了让人们对二十世纪初出现的三K党等类似的组织警觉，Horace Kallen写道：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之上。文化多元只有在民主社会才可能，民主社会的各种机构鼓励群体、个体、性格中的个性;民主社会的规划解放这些个性，让他们结成自由和合作的团体。美国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不就是三K党，要不就是文化多元。这些传统的美国理想，有效的对抗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和其他反对派力量。他们抨击了熔炉理论(melting pot)的反民主的一面，并指出新的方向。

美国身份的象征和形式。美国身份不仅仅靠共和国的原则和民权的行使，它也赋予爱国主义意义的象征和形式：宪法和《独立宣言》的演说;七月四号国庆日的庆祝;以美国神话的宣传者来命名城镇、乡村和城市，撰写歌曲纪念他们;以及仪式、标识，如“上帝保佑美国”、“星条旗”。美国是自愿性的多元主义――个人自由表达对于祖先的热爱和情感，自由选择族裔性。即使人们希望从一个群体跨越到另一个群体，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要受到公民文化的约束。这种公民文化建立在美国的建国神话、建制、英雄、规则和措辞基础之上。

文化自治传统。Thomas Woods，Jr.指出，在殖民地人们的行为中就可以找到自由的种子。殖民地人们的实用本性和自治的使命都是最终美国宪法的文化驱动力。从最开始，美国文化就反对大政府邦联，主张自治。新英格兰自治领包括马萨诸塞、缅因、新罕布什尔，1686年的唯一的一个理事是Andros。他在殖民地征税，关押不服从他独裁统治的人，到了1688年，殖民地的人们忍无可忍了。他们起来造反，推翻了这一制度。殖民地的人们怀疑君主政体、神权政体，或是任何带有大政府色彩，夺取个人权力和自由的政体。用John Locke的话来说，“人的自由就是从地球上任何压制性的权力中解脱出来……社会中人的自由除了受共同认可的法律权力的约束别无其他”。

二十世纪初公共政策的私有化。二十世纪初，公众直接支持和协调文化生活的程度还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图书馆;其他的文化举措都是依靠私人兴趣。私人参与文化事务，在二十世纪主要的建制性的行为就是一种税法的引入，这种法律现在依旧在文化政策方面起着作用，这一法律就是收入税。受“Robber Barons”时代John D. Rockefeller和Andrew Carnegie等广受关注的慷慨捐赠的启发，1917年《税收法案》的国会策划者们决定为捐助慈善的人士减税。这项措施受到美国文化政策制定者的赞赏，使得美国从文化政策迈向暴政的途中折回。大多数的减税捐赠都来自于高收入人群，这些人愿意为高雅艺术、教育和医疗机构捐助。从文化民主的角度来看，减税政策也是一种从公众口袋里漏钱的政策。本来作为税收进入联邦财政，服务于政府决策和追责机制的收入，直接进了个人慈善家选择的慈善机构。这样会有潜在的问题：这些回避纳税的方式完全随着个人捐赠者的意愿，本来由公选官员认证的公众基金使用，就这样落到了一群不那么负责任的个人手中，而这些个人唯一的被评判条件就是他们有着多余的现金。

冷战前后国家文化的新政。虽然对私有部分的尊重一直是美国当今文化政策的核心信条，但美国历史上确实也有着违背这一信条的时期。这就是罗斯福新政中庞大的联邦文化项目。美国最早的明确发展公众文化政策的举措出现在大萧条时期，似乎非常自然，因为那时候人们认为私人企业或机构已经最后、完全失败。其次出现在冷战时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共产主义浪潮，也叫做“麦卡锡时代”可以追根溯源到三十年代。伴随着经济大萧条产生了各种各样激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潮。美国文化的反面势力被调动起来，对“外来思想”和激进意识形态的反动批评变为合法，红色恐怖成为战后政治迫害的跳板。战后美国已经俨然成为没有受到破坏的世界强国，它准备开始沉迷于自己的美国生活方式了。将美国梦变成现实变得越来越迫切。公共政策加速了美国社会的城市化;高速公路系统发展了郊区，以及整个文化上的群星璀璨。战后电视飞速发展，从此全球的视觉时代开始。

五十年代美国的文化政策呈现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对专业机构的不热衷;二是对私人部分的强调，让私人来决定文化方向。战后的文化政策对专业文化生产的导向，可以看做是整个国家向“客户国”转向的一部分。“客户国”的特征是公共机构都为满足特定兴趣的需要。政府本来可以将整个公众作为文化政策的考虑对象，但政府的做法刚好相反。三十年代的决策者们认为一个民主的政府必须与私人企业有不同的追求目标，要对公共补助金负责。他们认为已有的艺术机构没能满足民主文化的需要，这时候政府就要介入以鼓励创造和参与。然而对于冷战时期的决策者们来说，民主已经只是一个公共关系问题。既然是纳税人要买单，那么文化或是艺术管理者们就必须为他们使用公共补助金的方式辩护。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的研究小组，Nancy Hanks是小组的负责人，有如下的表述，这一表述蕴含了随后几十年的主导性公共文化政策的价值观。“我们绝不允许对质量的重视有所削弱或是转移。任何领域的普遍化都会带来标准的降低。我们在扩大受众面的时候，不能被诱惑到将模仿视作创造的代替，将平庸视作杰出的替身。”他们的说法似乎很难反驳，因为谁会说去鼓励“平庸的”、“稀释的”或是低标准的项目呢?但问题是，什么是质量?自从学者从他们的实际操作来诠释洛克菲勒报告的二十多年来，学者们发现在国内文化政策中，“质量”、“标准”、“杰出”的狭隘、品味的意义。这种意义只是不断地重复，重复着慈善家们、管理者们或是受益于这项政策的艺术从业人员认为有价值的机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杰出”和“质量”是目前政策管理者的利剑，用来削弱质疑主导文化价值观的力量。由于这样的术语的使用，它们的意义就保留在受奖励作品的风格和文化偏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