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外面上没什么问题，可是实际上呢?到底中国经济怎样才能好起来?

周其仁 著名经济学家，原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 去年8月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了《全球制造业成本变迁报告》，如果以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为100，那中国是96，只比美国低4个点。

● 比较优势在我看来就是两个，一个是成本优势，另一个是独到性优势。

● 要让坏消息飞一会儿，坏消息帮助我们调价。非得有一批人认为熬不到明天了，价格才能下来，才能重建我们的价格优势，才能为我们赢得时间去建立我们的独到性优势。

刚才我在听其他几位先生的报告时，想到了心电图。医生怎么看心电图呢?没有哪个医生说心电图上就是好的，下就是坏的。心电图就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的，最糟糕的心电图就是平线一条。

现在我们老听到说要稳增长，那是不是稳成平线一条就很好呢?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人本身生理上就是有起有落的，所以经济增长也不一定起就是好，落就是坏。关键是要明白为什么起，为什么落。

中国经济究竟怎样才能好起来

中国的成本优势正在失去

最近政府在忙十三五规划，我就想到刚到北京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是六五，当时的计划指标是保四增五，GDP保住四个增长点，争取五个增长点，不敢想六以上的事。而后来可以达到十一、十二、十三，2007年，最高的季度增长率折成年率是15.1%!中国经济很复杂，你可以看不同的层面，可以看很多不同的数据，但是如果时间非常有限，又希望把握大势，那看什么?就是看中国的成本，同样的东西，你能造我也能造，但我的价格比你低一大截，中国经济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为什么成本低?中国老百姓的工资比发达国家低，所有的生产要素价格都比别人低得多。那你只要比别人肯做，比别人价格低，市场就是你的，需求会向你倾斜，拉一把就拉起来了。我总说，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就是两个海平面，过去靠人工筑坝拦着，坝一拆掉，高海拔的水就灌进来了。这个落差的势能释放，支撑了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增长。

那么今天的新问题是什么呢?反正我是没有料到这么快中国的成本优势就没有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没有了!

去年8月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了《全球制造业成本变迁报告》，如果以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为100，那中国是96，只比美国低4个点。

有人会说，工人工资涨得太快。但中国制造的成本不完全是工人的工资，我们的综合成本也在高速增长，这里头很大一块不是市场供求形成的成本增长。我们的综合成本跟发达经济体迅速靠近，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来最主要的原因。

转型目标是建立独特性优势

成本一上去，made in China就贵了，东西贵了一点，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里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动。为什么?因为中国还没有形成另外一个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在我看来就是两个，一个是成本优势，另一个是独到性优势。你老有别人造不出来的东西，这就是独到性优势，有了这种优势，你的东西贵一点甚至贵很多也没关系。比如苹果手机，这么贵，卖得还这么好，8年时间卖掉7亿部!

以色列国家不大，但有很多独到性优势，今年我有机会去了一趟，受刺激了。举个例子，手机为什么能做这么薄?一个关键问题是解决散热，摩尔定律，芯片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功能越强大，释放的热量就越多，需要的散热设备散热空间就越大。但是以色列人解决了这个问题，芯片功能提升，热量反而下降。这样才能实现移动通讯，手机才能越做越薄。

这就是独到性优势，期望中国将来也会有这个优势。但现在中国经济整体而言不是靠独到性优势吃饭，中国经济高增长靠的是made in China，制造业是我们所有行业繁荣的基础，made in China靠的是China price，你会造我也会造，但是我比你便宜。

现在的新挑战就是这个便宜优势在迅速消失。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下一步怎么走?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只比中国高四个点，他手里还有独到性优势，中国怎么跟他竞争?

所以你看现在主调就是转型、创新。问题是创新、转型没有那么快。你说创新，这个话好讲，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以色列人解决芯片散热问题，最关键的是一开始的那个想法，为什么大家都一百来斤的人，我们就没有这个想法?

追问下去，过程会很长。这次我跟一批企业家去以色列，一个拉比来给我们讲以色列教育对创新的贡献。拉比就是牧师，拉比在犹太民族中的地位比一般信教国家的牧师要高。拉比讲了一件事情，在以色列家庭，孩子放学回来，母亲不会问你考了几分，老师教了什么，你学会没有，而是会问孩子，今天你问了问题吗?问了好问题吗?我们同行的三四十个人都受刺激了，这趟刺激最大的就是这件事。回去就开始问孩子，你今天问问题了吗?这算种子埋下去了吧，但这个种子能收获吗?也许孩子今天去问问题，明天可能就被“掐死”，跟老师说的不一样，考试成绩就不行了。而要把整个系统调过来，换成一个敢有想法、不断产生好想法的系统，要多长时间?

所以，不是说总理说了要创新，报纸头条登了要创新，就立刻有很多新想法好想法，这个得一天天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拧干制度成本赢得过渡期

那么当下怎么办?只有从经验中研究，才能发现办法。

比如餐饮业为什么好?八项规定不准吃喝，年初谁看好餐饮业?很多高档餐饮店也真关门了，但是中低端餐饮业起来了。北京金融街那么贵的地段，高档店关门了，外婆家开进去了，吃饭要排队。为什么?价格低需求量就大。

再比如为什么电商起来了?因为互联网上买东西价格低。不是说人工低了，人工低了造不出东西来，而是其他方面的费用没有了，没有那么多乱收费和中间环节的费用了。同样的东西，价格便宜，需求就拉动起来了。

但是为什么美国日本电商就没那么火?因为他们的便利店精品店都没这么贵，没有这样那样的成本加到头上。所以中国线下商业稀里哗啦，很大程度是线下成本、包括不合理的成本太高，乱收的费太多。

所以下一步怎么办?把价格调下来，市场就起来了。前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为什么这么火?公司都喜欢去那儿做生意。因为自由贸易区把制度性成本给降下来了。

我去前海看了一个车生意，叫平行贸易。过去为什么中国进口车这么贵呢?关税是一个问题，进口渠道的垄断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样的车款，同样的配置，国内外的价钱会差十几万、二十几万。这个平行贸易把这个价差给降低了，于是买车的人排队等着买。给一定的品质、价格低一点，市场就回来了。

所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危机怎么对付?就是调价，靠降低政府服务价格，靠拧掉制度成本把China price找回来。否则价格降不下来，又不能提供独到产品，经济怎么会有出路?我想起柳传志当年的“毛巾拧水”理论，成本就像毛巾里的水，看似干了，使劲拧总还能拧出水来。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还是整个国民经济，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把虚高的成本给拧下来，从而赢得一个过渡期，来支撑创新和转型，支撑更高水平的开放?

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主持人刚才说“明天会更好”，我同意，情况坏的时候的确要把未来想得好一点，但是我建议不要把它说出来。要让坏消息飞一会儿，坏消息帮助我们调价。没有坏消息，谁都不会认账。非得有一批人认为熬不到明天了，价格才能下来，才能重建我们的价格优势，才能为我们赢得时间去建立我们的独到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