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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事政治论文2000字篇一

论网络“哥”“姐”热现象与传媒社会责任

摘 要:近年来,中国网络“哥”“姐”现象愈演愈烈,各种“哥”“姐”人物层出不穷,这是过度逐利的、社会责任缺失的传媒对公众不当引导的结果,同时也构成了当前“传媒-公众”之间的不自觉共谋的特殊景观。将试着解读网络“哥”“姐”热现象背后所凸显的传媒社会责任缺失问题。

关键词:“哥”“姐”热;传媒;社会责任

近年来,中国的虚拟网络社会中风行着各路以“哥”“姐”为称号的热点人物,他们“被戏谑”、“被中心化”,“被主流化”,他们引发了公众一阵又一阵褒贬不一的热议,同时吸引着众多商业关注,其中的典型如“犀利哥”“凤姐”;然而这些在现实中处于社会边缘的角色,为何一次一次地犹如商品般被送进消费工厂符号化,接受大众狂欢式、围观式的消费?探究现象的背后,不难发现是社会责任缺失的传媒在名利追逐游戏中使他们成为牺牲品。

一、“哥”“姐”热现象

2005年前后,将性爱日记上传到互联网上的“木子美”引发大量关注;将大量雷人照片传到互联网上的“芙蓉姐姐”也引得公众热烈讨论。如果说彼时的这些网络人物的火热现象只是中国网络红人热的滥觞的话,近年来几乎是引发全民关注的“凤姐”“犀利哥”等网络红人,则将中国互联网红人拖进了后“哥”“姐”热时代。早先的网络红人依靠的是对公众猎奇心理的吸引和对许多敏感话题的底线的扩大来吸引公众的眼球,而后“哥”“姐”时代的他们则无法用简单的猎奇心理来解释了。

公众对“哥”“姐”们的关注,也许仅出于“好玩”或者“恶搞”的心态;我们甚至在“哥”“姐”们身上看到不堪、尴尬的生存状态。诚如网络上的一种说法:“审美疲劳了,便爱上审丑。”但这显然不能简单的解释网络“哥”“姐”热现象。任何一种现象背后,都存在着多种促成因素,而观照当下互联网的技术生态,笔者认为,“哥”“姐”热现象背后显现的是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的缺失,正是这种缺失,不当的引导了公众,被误导了的公众的行为又反过来不当的引导了传媒。

二、“哥”“姐”热:公众热还是传媒热

(一)公众热:喧嚣与围观

麦克卢汉在上个世纪曾经预言过,技术的发展将使得全世界在技术范畴上变成一个地球村,没有国别,每个人都是地球村的村民,每位村民都可通过技术轻易快捷地了解在地球村另一端的任何人和事物。如今,技术的发展从某种角度上印证了麦克卢汉的预言,然而,在论及媒介作为人体各个器官的延伸的时候,麦克卢汉也许没有预计到传媒技术的发展对现代人的影响的程度之深刻。媒介技术将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从不同的层面上联系到了一起,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媒介的包围中。塔尔德在他1901年的著作《舆论与群集》一书中认为报刊对社会的一个最主要的贡献,就是造就了现代舆论的主体——公众(public),那么在媒介技术的聚拢效应之下,则诞生了一个强有力的鲜明的虚拟公众的存在:网络大众。现实社会向虚拟社会的过渡伴随着社会大众向虚拟大众的过渡,而虚拟技术层面上的大众,相比于现实中的大众,则更灵活,更隐蔽,更高效,同时具有匿名性。而技术层面上的大众最大的范畴便是网络大众。

网络极其巧妙地满足了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焦躁,对“哥”“姐”围观式的关注实际上是在转移现实中无法得到合理发泄的情感,也许我们从这些“哥”“姐”们身上看到,还有人比自己过得不堪,还有人的审美趣味在自己之下,还有人的生活比自己还无趣,这一切,都极妙地舒缓了我们对现代性的不适应感和不安全感。对个人来说,这是一种通过角色扮演的自我寻找的过程;而如果这些个人集合起来变成公众,那么这个群体便变得虚幻、脆弱、如墙头草一般,他们的社会关系是基于匿名性的,责任意识和自我意识由此渐趋薄弱,在这种“群体心理”的作用下,个人似乎对自身的行为失去了意识,会做出他/她单个人不会做出的极端举动[1]。因此,网络大众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且易受控制的群体,任何信息在这个群体内部,如果符合这个群体的关注需要的话,均会得到广泛而快速的传播。网络“哥”“姐”热是背后闪烁着千千万万网络大众围观的眼睛,他们从现实世界的现代性中逃离到这里,他们甩下自己生活中的不安、焦虑、不如意和不满,带着自己饥渴枯燥的双眼、敲打键盘手握鼠标的双手,进入网络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避难所式的乌托邦,跟随着群体的审美趣味、关注焦点行事,一个“哥”或“姐”出现了,他们一拥而上“群起观之”,哄笑过后便迅速散去,转移阵地围观另一个“哥”或另一个“姐”,如此反复。从此角度上看,正是由于有了公众如此的关注,网络“哥”“姐”们才会吸引如此多的注意力。

(二)媒体热:逐利与景观构造

在任何时代,更加具有决定性的不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信息的内容,而是传递信息的媒介工具,一个时代所使用的媒介工具决定了这个时代信息传递的可能性、结构以及创造力的发挥程度;这就是著名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这个“技术自然主义”的观点虽然过于强调技术的力量,但却提醒了我们:媒介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力。技术的存在样式决定了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和方法,当前媒介技术规定了我们通过双手和眼睛来处理信息,虽然我们无法预计媒介技术的另一种发展景观也无法用科学方法证实媒介技术目前情形的唯一性,但不可否认,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先学习如何使用媒介工具,才能进行信息的交流和处理。更为中肯的一种说法是媒介是一种隐喻,它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像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2]。这是一种强硬甚至野蛮的影响方式,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要行事便必须学习使用它;而当介意它对我们的控制时,我们已然被它影响了。

传媒技术通过它强大的信息集散能力,为我们构建着一个极度逼近真实的“拟态环境”,这个环境由海量的信息构成,而现代人则早已在表层信息的“洪水”中丧失了对重要的公共事物的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力;大众传播对现代人来说类似于一种“心理暴力”[3]。通过这样的“暴力”,传媒不仅告诉我们应该关注什么,甚至还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想。且不论网络“哥”“姐”们背后到底是否有幕后推手或者利益交易,仅仅是传媒对“哥”“姐”们的围观式的关注,便引起全社会范围内的热烈讨论。从事件的开端看,大部分“哥”“姐”的信息都是由他们自己或者网友最先发布到网络上,进而通过传媒的大量关注报道在全社会范围内传播开来。现代传媒与其说出售的是它的版面或频道,不如说是在出售它所获取的注意力,无疑,在获取注意力方面网络“哥”“姐”们正符合各大传媒的胃口,他们摒弃了任何价值考量,仅仅从业务角度对这些人物进行关注,从而在公众的关注过程中继续获取他们需要的、与利益直接挂钩的注意力,于此同时,也让公众陷入了这样一场“审丑狂欢”之中,至于公众在这样的围观式狂欢中获得怎样的感受、受到什么影响,已经不是传媒所关注的内容。可以说,“哥”“姐”们能够热起来,实际上传媒是最大的幕后推动力。

三、迷茫的主体:传媒社会责任的缺失

美国学者西奥多彼得森在他与他人合著的著作《传媒的四种理论》中“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一章中开篇便写道:自由与责任相伴而生。在西方世界居于主流地位的传媒理论是传媒自由至上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作为独立的机构,传媒只有对自身任何相关利益负责的责任,没有对任何除此之外的相关方负责的义务和责任。而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西方传媒多年发展中渐渐呈现出许多因过度自由而给社会、公众带来的弊端,因此自由与责任的捆绑关系的讨论开始提上学者的议事日程。关于自由与责任,诚如约翰密尔所说,事情一到对于个人或公众有了确定的损害或者有了确定的损害之虞的时候,它就被提在自由的范围之外而被放进道德或法律的范围之内了[4]。追溯起来,传媒社会责任理论最早可以关联到约翰弥尔顿在他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中提出的自由的“自我修正过程”的思想,但这只是自由本身轻微的自我反省,或者说是为自己的自由寻求开脱的侥幸行为;而传媒社会责任论最为中肯理智的延伸,则来自上个世纪中叶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出版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在承认表达自由作为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同时,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表达自由作为精神权利不是无条件的,它包括表达自由的正确和表达自由的错误,这基于“自由的权利包括犯错误的权利”的观点。新闻工作总是涉及消费者的利益;但是,只要消费者是自由的,他的自由将由于对发布者自由的保护而得到保护[5]。显然,当代传媒的行为是一种公共行为,公共行为必须遵守公共的准则,因此传媒的工作便需要承担相应的公共责任。位于政府之下,拥有特权地位的传媒,在当今社会具有大众传播的重要功能,因此传媒有义务对社会承担责任[6]。

改革开放三十年让中国传媒在市场维度上得到巨大的 发展,市场化的传媒随着人民物质 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出现许多过

度市场化的倾向。有论者指出,传媒 社会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缺位”和“迷失”,“缺位”主要指媒体在重大事件关注和报道中的失语现象;“迷失”则主要有“媒体寻租”、“媒体媚俗”、“媒体侵权”、“媒体崇富”、“媒体弱智”、“媒体失节”、“媒体造假”等表现[7], 网络“哥”“姐”热现象便是十分突出的表现之一。在激烈残酷的竞争 环境中,对利益的过度追逐,使得传媒逐渐丧失了作为社会公器所应有的主体意识,在面对新闻事件尤其是突发性新闻事件时,首先作的是事实判断再作价值判断,发展到极端处甚至只作事实判断:只要能够吸引眼球,只要能够获取注意力,为传媒自身带来商业利益,便进行报道,价值判断已然被抛到九霄云外。主体意识的缺失,使得传媒对自身的“公共性”进行选择性的忽略,将传媒的价值追求和理念坚守让位于商业利益。主体意识的缺失,让传媒在进行任何公共行为的过程中,将价值标杆对准商业利益,把自身当成“他者”,以第三方的姿态,进行大众传播活动,将传播简化成为传媒工具与受众之间二者之间、注意力营销与商业利益之间、报道与反馈之间的简单关系,忽略了其间所应承担的对公众、社会的道德范畴、文化标尺、审美趣味的扩大和提高的责任,从而使得许多对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五德五常传统道德规范、大众的审美文化以及主流的精英文化遭到戏谑、颠覆、恶搞以及排挤,取而代之的是快餐式的、符号化的、消费化了的各种热现象,这些热现象转瞬即逝,同时又如雨后春笋般前仆后继。

可以说,传媒社会责任的缺失是网络“哥”“姐”热现象的主要幕后推手。传媒在对“哥”“姐”们进行大肆报道的过程中赚的盆满钵满而后抽身而退,留下大肆喧嚣地消费这些“哥”“姐”们后的公众,双眼空洞而迷茫去找寻下一个围观对象。主流文化在传媒如此的戏弄中遭遇中空,最后塌陷,进而导致社会风气日益低俗化、浅薄化。这无疑成为阻碍社会良性发展的一个肿瘤,应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34.

[2][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3.

[4][英]约翰密尔.论自由[M].许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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