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司马光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他的政治见解和史学成就，而其重视并关注“三农”问题的相关思想却少有提及，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国学经典司马光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国学经典司马光论文篇一

浅论司马光的“三农”思想

【内容摘要】学术界对司马光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他的政治见解和史学成就，而其重视并关注“三农”问题的相关思想却少有提及，这难免使得对司马光的探讨失之片面和不完整。而他的文集《传家集》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有关司马光“三农”思想的资料。借助这些资料，可以透视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司马光对“三农”论题的见解和卓识。

【关 键 词】“三农” 储积 宽农恤农 使民以时 各安其业 赈济

一、司马光对“三农”问题的认识

“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农民是士、农、工、商四民分途之中最苦的阶层，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既要承负繁重的经济和肉体负担，同时还要承载沉重的精神和心理负荷。中国自古即有重农、惜农、恤农的优良传统，无论是思想家还是统治者，对农的重要性均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和阐释。司马光继承并发展了历代先哲的重农思想，他将民喻之为“国之堂基”，“天下之本”，强调“国以民为本”，农乃“天下之首务”，“农既失业，余民安所取食哉”?食乃“生民之大本，为政之首务”。正因如此，故而历代“圣王重之”。尤其在饥谨之非常年份，谷物的重要性更非珠宝所可比拟：“饥谨之世，珠玉金银等于粪土，惟谷之为宝，不可一日无也”，故“国家不可不先存恤也”。但宋代的现实却是“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轻，非独轻之，又困苦莫先”。他们丰岁勉强度日，凶岁则“流离冻馁，先众人填沟壑。”而一旦遭遇不幸，则“去其乡里，舍其亲戚，弃其丘垄，流离道路，乞丐于人。”司马光向往古时至治之风，且对美风之不再深感遗憾和不解，同时提出自己一系列的重农主张。

二、司马光的重农思路

主张劝农、惜农、恤农。其劝农思路即重谷─平籴─固农―农劝，关键是要落在实处。在司马光看来，统治者对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并不取决于连篇累牍的重农律令，而应该是急农民之所急，摈弃那些与惜农、恤农相抵牾的行为。

司马光在其上书中分析道：虽则“国家每下诏书，必以劝农为先”。但“天下之民度之农者，不过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如此，则“仓廪之实”自不可得。形式上重视，而实际上农民依旧负担重，生活苦，处境惨。故他强调：“为今之术，劝农莫如重谷，重谷莫如平籴，……如是则谷重而农劝，虽有饥谨，常无流亡盗贼之患矣。”类似的奏折在其文集中可谓俯拾皆是。他指出，作为“三代之良法”的常平仓法，其宗旨是“使蓄积之家无由邀勒贫民，须令贵�，物价常平，公私两利”，但现实中却成为了官吏与富家通同作弊坑害农民的手段。因此他强调：“此乃法因人坏，非法之不善也”，是歪嘴和尚念经。

司马光极力反对各种形式的与恤农无关的举措。如在自然灾害较之庆历“尤众”的情况下，“公卿无故一切迁官”，“两府大臣无问新旧，皆被褒迁”之作为“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下慰众庶之意也。”同时他认为，在天灾肆虐、“民多菜色”的特殊时期，统治者理应“侧身克己眚礼蕃乐”。但事实上，宫中燕饮“微为过差”，赏赉之费“动以万计”，此乃“调敛细民”之举，绝非“承天忧民、辅养圣躬之道也。”实属不适之举，宜于叫停。

同样，他认为在“国家用度素窘”、“累世所藏几乎扫地”的形势下，“圣恩颁赐群臣以大行皇帝遗留物”“举朝之内所费何啻钜万”亦属不妥。此举可能导致他日一旦遭遇不测，“军旅之虞”无从措置，于是又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国用不足，必重敛于民，民已困穷，何以供命，饥寒所驱，必为盗贼”，故而他提醒统治者：“此乃安危之本，愿陛下深思熟虑，勿以为细事而忽之也。”

对朝廷大修佛寺，他的观点直截了当：“佛不能为人之福”!借此强调：国家多事之时，朝廷宜“存恤”百姓，“复兴此无名之役，不急之费”，其后果只能是“逆礼伤孝蠹财劳人，但使僧徒监修之人因此为名，妄求恩泽以广侥幸之路”，“诚非中外所望也”。

司马光对百业未兴时期的兴兵举措尤为惧怕。他的主张是：“国家先当举百职，修庶政，安百姓，实仓库，选将帅，立军法，练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备，然后可以征发四夷”。但在八事“未有一者胜于�时”，且“关中饥谨，十室九空，为盗贼者纷纷已多。县官仓库之积，所余无几”的情势下，“轻动大众横挑猛敌，此臣之所大�也。”

强烈反对扰民之新法。农民“生长畎�，天性憨愚，所知不过播种之法，所识不过耒耜之器。”司马光主张要使农民各安其业，不可多扰，强调使民以时的重要性。尤其在诸如“所在嗷嗷”，“国家有累卵之危”和“适值凶年”，“奸猾蓄萑蒲之志”的特殊形势下，更应“安静不可动摇，”如同烹鱼，“勿烦扰则免于糜烂”，犹如种木，“任生殖则自然蕃滋”。他极力反对以额外增加农民负担为前提的新法。

免役、青苗二法是司马光反对最为激烈者：“青苗免役钱为害尤大”，均是扰民、害民之法。其中免役钱是“纵富强应役之人，使家居自逸，征贫弱不役之户，使流离转死”。 “敛免役钱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夫差役出于民，钱亦出于民。今使民出钱雇役，何异割鼻饲口，朝三暮四，于民何所利哉”。青苗钱“大为民害”，它使“贫下之民寒耕热耘，竭尽心力，所收斛斗，于正税之外更以巧法取之至尽，不问岁丰岁俭，常受饥寒。”

由于新法的不完备加之官吏的上下其手，导致新法成为害民之法、扰民之法：“青苗则强散重敛，给陈纳新;免役则刻剥穷民，收养浮食”。“国家自行新法已来，中外��，人无愚智咸知其非。……冀朝廷之觉寤，弊法之变更。”并强调“为政在顺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恶者，去之”。有幸民心得顺，则“何患号令不行、民心不附、国家不安、名誉不荣哉!”实际上，司马光和王安石同为封建统治阶层中的骨干和中坚分子，其维护封建统治的初衷如出一辙，只是对理财的理解有所不同而已。在司马光的潜意识里，不管借助何种途径理财，都是避免不了对百姓的搜刮，均是于封建统治不利之举，理应予以反对。

极力强调储蓄、赈济的重要性。储蓄是保证及时赈济饥民不致流落和为盗的基本前提。“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国家对其所赖为根本的农民宜先予存恤。而要存恤，“莫若察其乏食之初早加赈赡，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费既省，民不失业，此上策也。”否则，如若饥民不能得到相应的有效的救济，往往会“抵冒为盗”。而赈济的前提便是平时的谷物储积。

他指明，“官中仓廪大率无三年之储，乡村农民少有半年之食”乃“最当今之深弊也”。平日不在乎粮食的蓄积，必然造成“丰稔之岁，粒米狼戾，……稍遇水旱虫螟，则糇粮已绝，公私索然无以相救。”不重视积蓄的理念到了非常时期就显得十分棘手和窘迫：“百姓羸弱者，流转佗方，饿死沟壑;强壮者，起为盗贼，吏不能禁。”无有积蓄导致的问题是显见的，后果是严重的。而且特别强调，在赈济谷物有限的情况下，应该遵循土著、下等次第救助的原则，并且提出关键在于官吏得人：“为此之要终于得人。”官吏负责政策的具体实施，如若官吏不得人，必可能导致国家的良法走样、变形。

包括宋代在内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基本处境均已趋于潦倒的边缘，如若额外加负，必然不堪承受。而中国封建社会加在农民身上的负担又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的。这些沉重的负担无疑是逼迫农民揭竿而起的重要和主要因素。司马光上述所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保障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尽可能让其附着在土地上，即避免其因超负荷、无以为生而沦为流民，进而铤而走险。因此他希望统治者制定政策应以稳定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环境为基本出发点。虽则他的重农主张的主观动机在于维护、强固封建统治，但在客观效果上却对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农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应于客观认识和评价。

三、司马光重农思想的局限性

司马光在其奏状中曾述及：“窃以为国家者，政有小大，事有缓急，知所先后则功无不成。议者或曰：当今之务，大而急者在于水灾�溢，是大不然。彼水灾所伤，不过污下及滨河之民，若积雨既止，有司少疏而塞之，则民皆复业，岂能 国家之患哉。又曰：然则在于谷帛窘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久，若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使良有司治之，谷帛不可胜用也，岂能为国家之患哉。又曰：然则在于戎狄侵盗，是又不然。夫戎狄侵盗不过能�扰边鄙之民，若御之有道，备之有谋，可使朝贡相继，岂能为国家之患哉。以臣之愚，当今最大最急之患在于本根未建，众心危疑，释此不忧而顾忧彼三者，是舍其肺腑而救其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复九河之道，储九年之食，开千里之边，而本根未建，犹无益也。况复细于彼三事者，乌足道哉。”确立储君的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论题，作为封建士人的司马光，自然难免落入窠臼。在他看来，三农问题固然极其重要，但是重要问题中又有轻重缓急之区分，而任何事情的重要程度都不能与储君问题相比拟，他形象地将立储比拟为躯体之肺腑，而其他诸如水灾、谷乏、边患等事由在司马光眼里只不过仅是躯体的四肢而已，四肢又何以能与肺腑的重要性相提并论!这些虽则事关国家危亡，但只要处理得当是不成问题的，只有立储才是封建国家最大最急之事务。此论显得与其重农思想有些左右相悖。事实上，就形式和表象而言，看似其重农思想大打折扣，似乎很不彻底，其实并不矛盾。作为封建统治阶层中的重要一员，司马光重农的宗旨正在于稳固封建统治，这从其重农的每一道章奏和论述中均可以窥视得出，这既是他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按照这样的逻辑思路来理解，也就顺理成章了。

国学经典司马光论文篇二

论司马光的“德才论”

摘 要：关于历史朝代的盛衰，“用人”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什么样的臣僚在经邦治国，往往直接关系到天下社稷的兴亡。“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儒家以仁义孝悌为才，墨家以兼爱无私为才，法家则重奉法执法。司马光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编著《资治通鉴》，纵观历史盛衰变迁，有着自己突出的人才思想：“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其关于才德的思想论述，对于正处于亟需大量人才的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我们来说有着很大借鉴意义。

关键词：司马光;才德论;用人;借鉴意义

一、引言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①

此段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智伯之亡而做出的评论，在司马光看来，智伯之所以灭亡，是由于智伯自身才胜德。虽然智伯有比常人突出的五个优点：英俊高大，能战善射，多才多艺，巧言善辩，刚勇果断。但因为他的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不施仁义，毫无德行。智伯瑶虽说文武双全、才智更在一般人之上，但其才没有以德作支撑，他的才能只是为他的作恶多端起到了促进作用。他无故索要韩、魏土地，合纵攻赵，展示其能力。而结果韩、赵、魏联手，最终“三家分晋”。

二、司马光的“才德论”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对于才德二者的关系，司马光认为，才是德的助力，而品德则是处于统帅才能的地位，是聪明才智的灵魂。“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②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司马光将人才分为“圣人”、“君子”、“小人”与“愚人”，司马光认为用人当先求有德，德才兼备自是最好，有德无才次之，无德无才又次之，最不能用的则是有才无德之人。若是才德不能两全，宁舍才而取德。因为才胜德的人对社会的危害，远比一个无才无德的人要严重得多。

从司马光历史上用人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司马光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耻言财利”，重视“道德”。元拓元年三月，“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常文士，少吏干，或疑其不胜任，以向司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计，则天下知朝廷非急于征利，贪吏望风拾克之患，庶几少息也。’”③选拔品德高尚的人，自然便能够起到表率带头作用，改善社会的风气与状况。“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厚于才者，或薄于德;丰于德者，或杀于才。均之不能两全，宁舎才而取德”④“凡左右之人，不须材智，但令谨朴小心，不为过斯可矣。”⑤面对人才的两种不同后果：对国家的积极贡献，对社会不可估量的灾难，从这里我们看出，司马光对于才能的观点更多的是偏向于担心防备甚至于敌视的态度。司马光对于才德的思想最终仍然是儒家“道德优先”的理论模式。然而，对于人才能的不信任与防备，最终导致人们走向平庸，才能被扼杀。

然而也正是由于传统社会缺乏对于知识、才能的公正客观认识对待，一味强调德行先行，智被看做“闻见之知”而受到排斥，道德主导一切，忽视真理与知识，对于自然科学的追求也更多的被认为是奇技淫巧、玩物丧志。

三、“人尽其才”

然而，正如孟子所言：“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关于才德之人的评析运用也应该变通的看待。“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⑥“且徐很王知修仁义而不知用武，终以亡国;鲁隐怀让心而不知任伪，终以致杀;宋襄公守节而不知权，终以见执;晋伯宗好直而不知时变，终以陨身;叔孙豹好善而不知择人，终以凶饿。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谓也。”⑦是否“有才无德”，或者“才胜德”的人就都不应该在用人考虑之列?这恐怕值得商榷。

要做成事情，有德无才是不够的，无德无才是不行的，而有德有才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所以完全不用有才无德或者少德、才胜德的人是行不通的。世上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所占毕竟不是多数，很多人都是才胜德，如果，因此而不用这些人的话，恐怕对于一个集体、国家或者社会，也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特别的是，如今的时代，早已经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了。关于用人的德才标准问题应该换一种新的思路。让有才之人，尽用其“才”，这样才是最佳的结果。

当然，仅仅让才胜德之人尽用其才，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考虑到防止他们“挟才以为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

一是，需要加强人才的道德素质的修养，特别是才胜德之人。《易经》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想要载物必须有厚德。此物自是指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各种外物，既包括有形的财物，也包括无形的名誉、地位等。而能不能长久保有这些身外之物，则要看这个人的德行有没有承载这些外物的力量。德厚方能载物，若是德薄，纵位至至尊，财至巨贾，也不能长久保有。即使能幸免于自身，终将遗祸于子孙。

做人首先要强调厚德，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增加了内涵，具备了崇高的道德和博大精深的学识，践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故加强道德修养绝对不能轻视，而且越是有才的人越应该主动修养自己的道德。

二是，要建立一个好的运用人才监管人才的法律措施和制度机制。在这里，特别重要的则是监管制度，建立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让才胜德的人没有“挟才以恶”的条件，同时又能够保证其“才”得到彻底而恰当的运用。正所谓“夫泛驾之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⑧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人才，只要控制监管得好，那么便都可以运用。

“挟才以为恶”，在新时期有一个及其重要的表现——官员腐败。这些官员大多是“才胜德”，然而，正如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如果我们“在惩治腐败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着力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同时建立健全法律制度，那么便可以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以及行为失范等行为。

四、结语

关于司马光的“德才论”，以及关于用人的选择之上应该有着一个新的思路来看待，在用人之时，只要重视对于人才的道德修养，完善整个社会的法律建设以及监督机制，那么对于“才胜德”之人，我们同样可以运用他们的“才”，让有才之人尽用其“才”。(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注解：

① 《资治通鉴》卷1，“周记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② 同上。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1。

④ 司马光：《家书集》卷64。

⑤ 马峦：《司马温公年谱》。

⑥ 曹操：《求才令》(第三次)。

⑦ 《中论·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