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小额诉讼与传统的简易程序并无严格区别，二者仅仅是诉讼标的额和简易程序有所不同而已。狭义的小额诉讼，是指基层法院的小额诉讼法庭或专门的小额法院适用比普通简易程序更加简易化的诉讼程序审理数额甚小的案件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诉讼关系的总和。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以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为视角论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完善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以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为视角，论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完善全文如下：

一、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及其交错适用

在传统的程序法理“二元分离适用论”中，诉讼法理适用于对诉讼程序制度设计的指导，而非讼法理则适用于对非讼程序制度设计的指导，“非讼程序没有适用诉讼程序原理的可能与必要，诉讼程序中也没有适用非讼原理的可能与必要”，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两者是平行关系，并不存在交错适用的现象。在这一情境下的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主义、对审主义、辩论主义等诉讼法理给予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程序保障，这对于查明案件事实、保障当事人诉权具有积极意义;而非讼程序有助于通过职权进行(干预)主义、限制处分原则、一审终审等非讼法理快捷、经济地解决民事案件。依据二元分立适用论进行程序设置具有操作简单、容易把握、保持程序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等可取之处。

然而，随着民事程序的分化、民事纠纷的非讼化以及价值追求的多元化，依据二元分离适用论设置审判程序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从而产生了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是指在依据诉讼法理解决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中，通过适用一定的非讼法理来解决民事争讼案件，简称为交错适用论。

从我国的民事程序的立法历程来看，民事程序的立法始终是按照诉讼程序适用诉讼法理，非讼程序适用非讼法理的进路。普通程序依照诉讼法理的要求进行设置，简易程序则是依据诉讼法理对普通程序的简化，例如在审判组织上采用独任制，对审判中的期间以及审限进行一定限缩，但仍然在诉讼法理的范围之内进行。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中，民事审判程序开始分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特别程序即为我们所称的非讼程序，包括了宣告失踪人死亡案件、选民名单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案件;1991年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宣告失踪案件、认定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等，同样是依据非讼法理设置，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严格依照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分离适用论进行设置安排，两者是并存的、相互独立的审判程序。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又在特别程序中增加了调解协议确认案件以及担保物权案件，在简易程序中增加了小额诉讼程序，其立法依据也是诉讼法理。依据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背景、价值取向以及小额争议的非讼化倾向，在立法体例上给我们带来了立法以及适用上的尴尬。

二、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交错适用的必要性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产生背景及价值取向

小额诉讼程序是指针对符合法定数额的特定类型案件，适用简捷、效率、经济的审判程序解决民事案件的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出现绝不是偶然，是伴随着各国的司法改革产生的。在以当事人主义为中心的普通诉讼程序中，严格遵循诉讼法理的要求，法官保持积极的中立，当事人在法庭之上对抗，诉讼已经成为了一个专业技能的竞技平台。随着诉讼案件与日剧增，诉讼程序繁琐、诉讼成本高昂以及诉讼迟延等弊端越发突出，导致当事人不愿意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甚至放弃法律救济的权利。因此，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公正与效率成为各国司法改革的热点。纷纷采取简化诉讼程序、适当采用非讼法理等措施回应社会“接近司法”的需求。虽然我国在诉讼程序中设置了简易程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的适用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其规则原则性问题太多，缺乏可操作性，留给法官太多的随意性，例如案件的适用范围采取排除式的规定，在基层法院每年大约有70%-80%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解决，然而其中30%-40%的案件是小额争议案件。所以简易程序并不简易，一方面不符合费用相当原则，另一方面对当事人来讲仍然是一种负担，由此小额诉讼程序应运而生。

小额诉讼程序制度的设立不仅在于提高司法效率，解决我国司法“案多人少”的问题，也在于为当事人“接近司法”提供了多元化渠道。现代司法的重要特征是保障当事人的听审裁判权、及时获得司法救济权，这种权利不因争议数额的大小而受到不平等待遇。为当事人提供简捷、高效、经济的诉讼程序是我国诉讼制度所面临的任务，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在小额诉讼程序中的运用正符合这一任务要求。

(二)二元分离适用论的局限性

依照传统法理，民事案件以是否存在争讼性为标准分为诉讼案件与非讼案件，具有争讼性的适用诉讼程序依据当事人主义、辩论主义等诉讼法理审理，而不具有争讼性的非讼案件适用非讼程序依据职权主义等非讼法理审理。这种划分标准存在单一性、粗略性的弊端。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事争议类型的多样化、复杂化对这种划分标准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例如在督促程序中也有存在被告，也有可能存在民事争议，同样需要依据诉讼法理来给当事人提供程序保障，这时单纯地依据诉讼法理设置的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就会给当事人带来“系争外利益”的损失。这些情形在其他非讼程序中同样存在。而在诉讼程序中，小额诉讼程序是诉讼案件非讼化的典型代表。因此，随着案件类型的多样化，依据是否存在争讼性的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来划分案件类型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

从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划分案件类型的目的来看，诉讼案件因其存在实体上的争讼性需要提供程序保障来给当事人陈述、举证、反驳的机会;而在非讼案件中由于不存在实体上的争讼性，只有一方当事人，因此由法官采取职权主义推进程序进程。然而，台湾学者邱联恭对此提出质疑：“诉讼法院是否绝无依非讼法理(非讼程序原则)审理本质上非讼事件的情形?非讼法院是否绝无(不可能或不应该)依诉讼法理审理实质事项(本质上诉讼事件)之必要及可能?”这提示我们应根据案件的类型及其特点来选择适用既能给予程序保障又可以适用非讼原理的程序。对此，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为案件类型的划分以及程序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三)小额争议解决非讼化的客观要求

现实表明，依照二元分离适用论对诉讼程序划分的形式主义越来越不适应多样化的社会生活需求，个中原因是诉讼案件的非讼化。诉讼案件非讼化是指为了迅速、经济地解决诉讼案件，在诉讼程序中引进非讼法理，依据非讼程序来处理。这种非讼化包含程序上的非讼化以及实体上的非讼化，前者是指由传统的诉讼原理改为采用职权主义色彩浓厚的非讼原理处理;后者是指将实体法上的法律要件及其法律效果予以抽象化、概括化，给法官对实体问题的处理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现阶段，在民事诉讼中占有相当大比重的小额争议纠纷，不管是适用依据诉讼法理设置的诉讼程序，还是依据非讼法理设置的非讼程序，均不符合小额案件的特点，小额争议“注重调解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运用，强调调解与审判一体化，促进当事人通过非对抗性的方式解决纠纷，显示出明显的非讼化倾向”。这一点显然与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标准相联系。在这样的标准下，对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由于小额争议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事实清楚的标准实质上不存在实体上的对抗性，只是对于费用的负担出现争议，适用诉讼程序会因为程序上的“障碍”不利于当事人利益的实现，适用非讼程序又会因为十分薄弱的程序保障而损害当事人的利益。这将给当事人造成程序上的欠妥当性。因此，只有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交错适用才符合其适用案件类型，符合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取向。

三、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在小额诉讼程序立法中的运用

(一)对小额诉讼程序立法体例的指导

在新的民诉法修正案之前，我国对于小额争议案件的审理一般是在简易程序之中，在审理小额纠纷时对简易程序进行再简化。然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时还是沿袭之前的模式，将小额诉讼程序置于简易程序之中，这对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发挥带来较大的负面作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对简易程序细则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与小额诉讼程序重复，这显然使小额诉讼程序的个性黯然失色，其价值目的很难实现。同时，因为其缺乏具体的程序规则受到简易程序规则的限制无法充分发挥功能。不同诉讼类型的性质、特征、对象和目的上的差异，决定了立法不仅应当依据不同的程序原理构建和设置程序制度，还应当在程序制度的程式、方法和规则上负有针对性和妥当性。鉴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功能和价值目的受到立法体例的制约和影响，依照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对其立法体例进行修改完善，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体例如何将影响小额诉讼程序功能的发挥。从小额诉讼立法的初衷来看，通过对特定案件提供司法救济途径，保障了当事人的诉权实现。根据以上分析，应将小额诉讼程序设置于特别程序之中，依据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论进行具体的程序结构设计。为此，建议将我国民事审判程序分为诉讼程序与特别程序，诉讼程序包括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特别程序除了包含现有的程序之外，还将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以及小额诉讼程序吸纳进去，这样才能使立法体例更具合理性。

(二)对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的制约

小额诉讼程序功能的发挥以及价值目的的实现是通过其适用范围表现出来的，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额诉讼程序制度的成败。《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由各省高院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每年做出变更标的额决定。笔者以为，这样会导致小额诉讼程序案件标的额每年都需要进行变更，造成法院以及当事人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时缺乏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显然有悖程序稳定的法理要求。而依据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的观点，在小额诉讼程序规则的设置以及适用过程中，法官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小额诉讼程序诉讼标的额设定时，我们可以采取职权主义的做法使诉讼标的额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性，从而保障小额诉讼程序的操作性和预期性。因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相对的一个时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为此，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标的额应当由法院依职权规定，各省高院根据本辖区每五年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30%以下的数额来确定本省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标的额，同时在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案件的审查时，除了要求法官按照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标准之外，对案件类型还应当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依据其审判经验以及生活经验对诉讼案件是否符合受案标准做出判断，这样可以弥补制度规范的不足。

(三)小额诉讼程序审理规则的要求

从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的视角来看，小额诉讼程序价值、功能的发挥需要在实施方式和适用规则上进行变通。

一方面，实施方式要有简便性。相对于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而言，小额诉讼程序最大的特点在于实施方式上的差异，在诉讼法理与非送法理交错适用视角下实施小额诉讼程序，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法官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在答辩的方式上，可采取口头答辩而不局限于书面的答辩，这样更有利于充分表达诉请;在诉讼传唤与送达方式上，法院可使用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传唤和送达;在开庭公告方面，不必遵循开庭前三日进行公告的规定;在审理时间上，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做出安排，譬如约定在周末或晚上。总之，小额诉讼程序的实施方式是在保障当事人基本程序权利的情形下，最大限度地提高诉讼效率。

另一方面，适用规则要有变通性。在小额诉讼程序中，运用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论，需要将非讼程序的某些规则做一些变通。一是将小额诉讼程序置于特别程序中，加强法官的职权主义，适当限制当事人主义，否则有可能因为小额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以及诉讼拖延带来不利;二是限制直接言词原则，在书面审理能够查明事实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情况下，可以不再适用直接言词原则而直接进行书面审理;三是变通证明标准，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小额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大大减弱，对于待证事实由法官采取自由心证的原则认定，法官的释明义务以及职权主义表现得更为充分。

(四)小额诉讼程序救济途径的变通

小额诉讼程序一方面给予当事人多元的司法救济途径，另一方面通过突破我国两审终审的基本审判制度规定剥夺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和上诉权利来提高效率，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由于小额诉讼程序本身的特征与要求，导致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因对当事人权利保障不周全而可能出现错误。虽然一审终审可以使判决立即生效，迅速实现当事人的权益，但也可能因为缺乏基本程序的保障而带来信访、缠诉等潜在风险。可见，在小额诉讼程序中，经济性、快捷性等立法要求与争议解决成本之间的矛盾需要在救济途径立法上考量利益的平衡，从而做出变通的规定。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设置小额诉讼程序的国家或地区对于小额诉讼程序均给予不同形式的救济，例如日本的异议制度、英国的上诉制度、中国台湾地区的有限制上诉制度等，其目的是为了能够及时解决纠纷而又符合费用相当。从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的视角来看，非讼程序中的撤销制度既与小额诉讼程序简捷性、经济性的特点相符合，又可避免法院惮于再审压力而不愿启动再审。在小额诉讼程序中设立裁判撤销制度，即是在判决生效之后，发现判决不当或者判决依据出现变化时，法院可依职权或者依申请组成合议庭对于新情况进行审查，若原判决存在错误，则撤销原判决，适用相应的程序重新审理争议。这一制度符合小额诉讼程序快速、便捷的特点，能迅速纠正错误。

结 语

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我们应当从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两个角度统筹考虑，而不是仅仅考虑某一个方面，否则小额诉讼程序设立的初衷将无法完全实现。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虽然已经完成，但是关于小额诉讼程序制度的讨论不应停止。如何更好地发挥小额诉讼程序的功能是立法之后我们更为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