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形式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美国当代诗坛，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卓尔不群。在对布罗茨基庞杂的诗歌思想和美学观点进行整体性考察时，笔者发现：语言是布罗茨基诗歌和散文的一个核心形象。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1972年后，语言在布罗茨基的诗中逐渐占有了压倒一切的地位。流亡的处境提供了“极大的加速度”，把他推入了孤独，推入了一个绝对的视角：在这个状态下，只有他自身和他的语言，其他的人与物都隔在这两者之间。[1]流亡使布罗茨基发现，语言改变了命运，变成了他的“职业和责任”。 对他而言，语言是他的房舍，是生活的目的。通过诗人说话的语言具有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地位。正是从语言入手，布罗茨基形成了自己的诗学。布罗茨基对语言的推崇甚至到了偶像崇拜的程度。在他那里，语言具有了一种神话般的、本体论上的意义。可以说，对于一个像布罗茨基这样的人而言，语言就是他所肩负使命的形式，就是他的存在命运的形式，就是他与天意签约的形式。[2]

诗人是语言的工具

布罗茨基的诗学不符合任何一个既定的范畴。[2]在诗人与诗歌的关系方面，布罗茨基继承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说，夸大了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被动性，他在不同的地方一次次地提醒我们：诗人是语言的工具。《诺贝尔奖授奖演说》被视为其诗歌美学观最集中的体现。在其中，他这样写道：“只有诗人才永远清楚，平常语言中被称之为‘缪斯的声音’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操纵;他清楚，语言不是他的工具，而他倒是语言延续其存在的手段。语言，即便有人将它视为某种让人兴奋的东西(也许是正确的)，那它也无助于伦理的选择。”“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会再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入对麻醉剂或烈性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在对语言这种依赖状态中的人，我认为，就称之为诗人 。”[3]在布罗茨基看来，诗人写诗，是因为语言对他做出了某种暗示，真正的诗人，就是始终对语言处于某种依赖状态中的人。他曾用“神助”一词比喻语言对人的作用。因此，“驱策”人进入诗歌或文学的是语言，是语感，而不是个人的哲学或政治，甚至不是创造的冲动，或青春。[1]

写诗的过程是诗人的灵感、思想、激情甚至神性的奔涌，可这些无形之物的表达都要诉诸于语言。在《诺贝尔奖授奖演说》中，布罗茨基就像一位虔诚的牧师那样阐释他的语言观。那些在语言内部进行创作的诗人的真切感受。书写对于他们来说始终是一种实验。诗人追随语言，但他并不描绘在此之前贮存的东西，而是体验他从前未知的东西。当他写作时，语言将他运载到未知然而已经可以辨认的领域。诗人常常由于语言本身的指引而发现若干先前无视其存在的东西，道出一些本来不曾想到的东西，使用一些奇特的词句。语言仿佛在虚无缥缈之中，自动来到诗人的身边，而并非诗人能够控制之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诗人在写作，不如说语言在写作。

关于诗歌的语言，布罗茨基在《诗人与散文》中写道：“在纯技术的意义上，可以说写诗等于以最有效的不可避免的外在连贯形式将最具特定重力的词语排列在一起。在观念的意义上，诗是这样一种语言：它否定自身的群体，否定万有引力定律;诗是语言朝着原始理念的方向所作的向上——或者向侧翼的——努力。总之，诗是语言的运动，朝着先于文体的境地，即诗所产生的境地运动。[4]在文字的运用上，诗歌具有自己的特色。诗歌的语言是一种多维度的语言，它冲击理性的逻辑思维语言，它不仅涉及人的理解，还涉及他的感官、情感与想象。诗歌的语言冲破了理性语言的樊笼，回归到了语言最原始的性质。要获得诗歌，必须打破日常语言的俗套，通过词语及其出乎意料的组合，使之能够容纳诗人思想与感觉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在诗歌中语言起到了咒语的作用，神奇地、自动地激起人们的种种情感和想象，打开心扉，打动灵魂。

布罗茨基自己对诗歌的分析，比如对奥登的《1939年9月1日》的分析，重点就放在表现手法上，如词语的选择、搭配、词语意义的内涵与外延、每行诗音节的数目、音调的高低、节奏、音韵和停顿的位置以及达到的效果等。正如他所说：诗的语言比思想、内容更重要。可见，布罗茨基深知，越伟大的诗人，我们从他的诗歌语言中获得的东西就越多：音乐、意义与回忆，朴素与华丽，意象与观念，高度的戏剧性与炽热的抒情性，直接陈述与间接提示，光线、色彩、力量等——一切都可从他的语言中提炼出来。

语言是观察世界的方式

对于自己的母语，布罗茨基始终怀着深深的眷恋。他曾在不同的场合不止一次地说过，俄语因为其词汇的前缀、后缀、格和位的变化，是世界上表现力最丰富的语言。他曾以“流亡作家”的遭遇为例，证明诗人的存在就是语言的生存，母语是一个人最后的家园。在被迫出国之际，他致信给当时的苏联最高当局勃列日涅夫，“我怀着痛苦的心情离开苏联。我属于俄罗斯文化，我觉得，我是他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地域的改变能够影响它，语言同国家相比，是一种更加源远流长的、难以摆脱的东西。我是属于俄罗斯语言的诗人。”[5]从某种意义上讲，布罗茨基已将故国之恋上升到“心灵的家园”的哲理高度。这种故国之思，这种对作为文化精神象征的俄罗斯语言的深沉的爱，为布罗茨基的诗歌创作开拓了巨大的思想空间和艺术空间。

此外，布罗茨基的语言是开放的。他注意吸收任何来源地话语，“因为诗歌艺术需要词汇”(《美好时代的终结》)。从最古老的圣经语言到最现代化的科学词汇，从传统的诗语雅词到当代的大众口语，从学究采用的冷僻字眼到街头的脏话，什么样的词汇都可能出现在他的诗句中。他甚至毫无忌讳地在创作中引入“他人的声音”、“用他人的乐器演奏”自己的曲子，体现出一种颇具后现代色彩的语言民主化特征。[6]他所展露的语言天赋令人感到惊奇，仅在《夏日牧歌》(诗集《乌拉尼亚》)的第一部分就使用了23个植物学名词，若换作其他诗人，其所指可能就一个字：草。据不完全统计，布罗茨基诗歌中的词汇多达19650个。

迦达默尔认为，“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人之拥有世界，这一点是建立在语言之上，体现在语言之中的。”(《真理与方法》)[7]布罗茨基的诗，不仅体现了俄罗斯诗歌最精华的东西，而且充分吸收了英语现代诗的诗艺，体现了不同文明视野的高度融合和一种惊人的创造力。正是近代俄国和西方两大诗歌潮流的撞击、遇合、融汇，从而构成了布罗茨基的独创性。对于布罗茨基来说，他是抱着极平静、极超然的心态驰骋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他认为，诗人只是“语言存在的手段”，因此，他对两种语言文化没有厚此薄彼的倾向，他既从俄语文化中提炼精髓，又从英语文化中汲取营养和经验。读布罗茨基的诗歌，人们感受到的是俄罗斯广袤、深沉的抒情性与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智性和丰富的表现手法的交融。他笔下的两种语言只是互补，而无对峙。

语言、时间与存在

在布罗茨基的诗歌中，时间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布罗茨基认为语言与时间密切相关：语言——被时间标志出的和标志出时间的诗歌语言——是随着时间而且在时间之内但却在历史之外运作的形而上学的力量。这一观念的形成显然受奥登的影响。

在奥登的诗歌中，布罗茨基找到了对他而言十分重要的关于语言和时间之本质的问题的答案。这位英国诗人并不花哨的话语使布罗茨基深刻地认识到，语言高于个人的意识，也高于集体的存在。这些思想飘散在时代的空气中，就像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萨丕尔的文化学和影响范围急剧扩大的符号学所产生的辐射。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一切现存的东西都是符号系统，都是语言;生活是一直由各种交际关系构成的、旨在传递信息的蛛网，就是对各种信息的接受、歪曲和拒绝。萨丕尔将语言的结构比作唱片上的沟纹，人的思维只能循着这些沟纹运动。海德格尔教导说，存在只能在语言中实现。奥登对此补充说，语言需要诗人，为的是始终保持其活的状态。奥登的诗歌使布罗茨基确信，他所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2]

在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上，布罗茨基比奥登走得更远。1983年1月在接受萨维茨基采访时，他甚至说过，他诉诸现实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语言支配的，这是唯一的方式。在他制造的宇宙结构模型中，他将语言置于最顶端。在布罗茨基看来，诗歌语言有如世界一样具有同样程度的现实，语言与现实往往交织一处。这种对语言的崇拜和迷恋，究其原因，布罗茨基的生前好友和研究者列夫·洛谢夫在与英国基尔大学教授瓦莲金娜·波鲁希娜的访谈录中作出如下解释：“……这个人从16岁开始就以语言为生。这就是他的生命线”;“……我永远无法完全接受对于语言的这种偶像崇拜，而这种在布罗茨基那里却是很典型的。……包括语言学在内的正规教育的缺失，反而导致了他对语言的迷恋。我认为，这样一个事实更容易理解一些。一位大诗人的语言，尤其是他的习惯用语，就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细胞在分裂，机体在生长，它并不吞噬任何东西，只像一株树那样生长着，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有趣，树枝伸展向四面八方。”[1]

布罗茨基似乎对约定俗成的生命彼岸的兴趣不大，虽然在他的诗歌中常常出现天堂、地狱、上帝、信仰、神等字眼，但对地狱和天堂，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人的生命受时间的局限，是注定要终结的，他对生命结局的考虑，集中在如何超越生命这个点。他选中了创作。根据他的一些诗作来判断，布罗茨基心目中唯一的身后存在方式，就是文本、“话语的部分”。他认为，创作是与时间抗衡的唯一手段，因为创作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在人类所有的创作物中，语言是最具有永恒意义的，只有语言不会消失，它是过去和未来的联系。虽然无法考证布罗茨基是否受过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但显而易见，布罗茨基关于语言与存在的观点与解释学——接受哲学诗学理论不谋而合。海德格尔在批判传统语言观的基础上从更为广阔的视域来看待语言，削弱了人是语言主宰者的观念，将语言与存在和人联系起来，指出“语言是境域，即存在之家”，真正从源初意义上突出了语言的本体论地位。

此外，布罗茨基关于诗歌的见解又与海氏的诗学理论一致。海德格尔讲诗是存在的语言和人的语言的契合点，是一种本真的语言。诗使存在的语言成为人的词语，诗是人进入存在的开端，是穿透人的历史的诗性启悟。[8]布罗茨基心目中的诗也是很神圣的。他认为，诗是语言的艺术，是“话语的部分”，也是语言最有序、最合理的组合，即最高的语言。诗的有韵、有序的构成，最易于记忆，诗与人的记忆相遇于是实现着人类文化的延续和积淀。语言→诗→记忆→时间→文化→文明——这就是布罗茨基给出的诗学公式。[6]

布罗茨基坚信，人类文明是通过语言来传递的，而诗歌是对语言的“俗套”和人类生活的“同义重复”的否定，因而比散文更有助于文化的积累和延续，更有助于个性的塑造和发展。[6]诗歌作为语言之最简练、有序的形式，是文明最集中的承载者，诗人因而是“文明的孩子”。他坚信，只有诗人才能在飞驰的时间之流中抓住留存者并使之出现在词语中。诗人能超越其生命的极限，存活在自己的诗歌中，并通过他的诗活在后代中。

综上所述，布罗茨基将诗歌的语言问题纳入诗歌与存在、文化、文明以及种种现实形态的关系这一大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对他来讲，诗歌的语言问题关乎诗人对于时间、存在、诗歌性质、诗歌功能与文化构成等诸多更为根本性的问题的认识与想象。他献身诗歌、献身语言，语言成为他唯一的物质生存手段和精神生存食粮，他在语言的艺术中找到了理想的现实，在诗歌的创造中确立了自身的存在。正是秉承着对语言的这种忠诚与敬畏，布罗茨基以真挚的情感和精湛的诗艺征服了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