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应该消失。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文化论文范文：试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全文如下：

虽然在文化与社会意识领域中，仍然有人坚持“道德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的观点，但随着经济活动及市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随着现当代经济行为所产生的文化的与生态的副作用以级数的形式增加，对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体认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了。王小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后，王先生认为，道德是“动力”生产力，而且，他还认为，从现当代经济发展运行的角度来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种资本。很显然，此论凸显了经济运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但学术界对此论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赞同者与反对者各执一端，意见难以统一。在经济运行中，尤其是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本，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 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 of 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

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

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

2 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

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

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

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

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

3 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 Bourdieu 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 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在现当代的经济发展中，道德因素之所以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与近现代以来“不道德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副作用是分不开的。人们日益体认到了在经济运作中，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因素，道德考虑于是成为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报载，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时报》共同拥有的《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公司在2001年7月31日推出八种“道德指数”，旨在提倡和促进“道德投资”。公司行政总裁梅克皮斯把“道德投资”又称为“有责任心的投资”，即从是否违反环保、人权及自然等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只投资于被视为对社会负责任的公司。这种“道德投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毫无疑问，这是投资理念演进史的重要事件，也是道德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在投资中把道德因素作为一种特定的考察对象，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很显然，我们也可以看出，梅克皮斯所谈到的“道德投资”虽然特别强调投资中的道德因素，却始终没有把道德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因素加以考虑，而是把道德作为经济运作中的极为重要的附加性因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道德都不是一种资本实体，“资本道德”固然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资本。事实是，如果道德考虑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收益的话，投资者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一考虑——单独考虑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隐藏着一种危机——道德意义的危机。资本的运作过程，就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及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为了达到其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尤其是当前我国转型社会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理解的混乱，因为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更倾向于关注道德的功利性工具价值，而不是道德的社会性目的价值，道德于个体、于社会的终极意义无疑也会倾向于被消解。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就更值得学界多加商榷了。

【参考文献】

[1] 汪丁丁.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4.

[2] 冯子标，靳共元.论“社会主义资本”[J].中国社会科学，1994,(3):49-61.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40-341.

[4][5] 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30,130.

[6][7] 王小锡.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伦理学的使命[J].道德与文明，1999,(3):21,22.

[8] 王小锡.论道德资本[J].江苏社会科学，2000,(3):91-100.

[9] 王宁.象征性资本与象征性暴力[J].读书，1993,(5):10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