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中国在保持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在政治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初中八年级课本政治论文，大家快来跟小编一起欣赏吧。

初中八年级课本政治论文篇一

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30年

摘要：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中国在保持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在政治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值此30年之际，有必要对中国在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进行一次梳理总结，以期为中国的政治稳定有序健康发展提供些许借鉴。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政治发展;政治建设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有必要对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既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必然趋势与战略目标;既可能是现实的变革过程，也可能是变革的目标设计和选择。作为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任务和主题，它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标志，但因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具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政治文化都相对落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具有自己的特色。

一、旗帜鲜明，坚持原则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就其中相对经济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言，政治发展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甚至被否定。在国内外常常能听到指责我们的声音，说什么“经济放开”，“政治卡死”，“政经分离”，“跛足改革”等，他们动辄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议会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制衡制”等政治制度、体制来对比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中国，由此常常得出中国在政治领域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甚至还出现了倒退的结论。也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如果把政治体制的标准仅仅界定为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三权分立、代议民主，可以说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还与以前一样，没有实质性的变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治发展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是符合我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以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就决定了我们改革的方向只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行，如果我们放弃这一原则，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滑向资本主义的泥潭，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四分五裂，人民就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曾反复强调，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不能搬用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保持我们的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7年6月，他在与美国前总统卡特谈话时更是明确地指出“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选举、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

而就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而言，也并非只有一种，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在一般性原理的指导下，探索社会主义在各个国家内部的具体表现形式。正如列宁所言：“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这是因为个性不仅包含共性，而且还包含其所独有的特性和丰富内涵，所以我国的政治发展应该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基本国情相结合的背景下的政治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言，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过去，中国曾一度效仿其他国家特别是前苏联的政治制度建制，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治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完全丧失自我特色，以致政府机构效率低下、社会结构失衡、民众积极性匮乏等，特别是由此而引发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留下了沉重的烙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不仅对外实行开放政策，而且对内也积极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政治领域，不仅逐步解决了政企不分、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机构重叠、职能混乱等问题，而且尤为重要的是逐步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政治发展道路。特别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到全球质疑的时候，我们依然高举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目标是何等的魄力。

不过我们高举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文明都有鲜明的阶级性。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牢牢把握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这一点把握不好、把握不准，走偏了方向，不仅政治文明建设很难搞好，而且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害，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影响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其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原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进程中必须牢牢坚持和把握的基本原则，这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走向，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和人民幸福。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是通过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实现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是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民主和政治权利的主体。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民主只有以法制为依托才具有可靠的保障。依法治国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因此在实践中，只有坚持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才能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也才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二、战略目标明确

纵观过去的30年，我国政治发展的脉络清晰可循，因为我国的政治发展不是盲目驱动，而是有明确的目标规划及详尽的战略方针。在政治发展过程中，选择、确定政治发展目标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政治发展目标从总体上规制政治发展的方

向，在价值观念上设立若干标准和检验尺度。只有明确 政治 发展的目标，才能确定政治发展的内容，制定政治发展战略，以此牵动、引导政治发展;只有选择确立科学、明确的战略目标，才不会为一些复杂因素所影响，也才能以明确的目标统一全 社会的思想，保持步调一致，一往无前。政治发展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情景下，应该有不同的目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和特点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更加具体地明确了新时期政治发展的目标，并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民主建设稳步推进

民主作为一种社会 管理制度，最简明的含义即为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统治。当今世界，民主化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世界各国都将民主作为本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并积极谋取有益于本国发展的民主形式。现代政治学的研究表明，民主政治与 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即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民主政治才具备必要的条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这种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判断标准的论断虽然具有很大局限性，但其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相 联系的观点，却常常为人们所接受。与此相对照，我国的民主政治也正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突飞猛进的。近代特别是建国之前，由于我国的专制传统和非常落后的经济 文化发展状态，决定了我国的民主化水平极为低下。据此，在取得革命胜利和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就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先人民民主再到党内民主，而是先党内民主后再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以达到两者的互动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邓小平曾就我国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问题指出：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如果党内不造成，国家也造不成。”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讲要“发展党内民主”，并“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十六大 报告更是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把发展党内民主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强调“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由此，将发展党内民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使对“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方针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二)法治建设日臻完善

民主与法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与专制独裁是根本对立的，在本质上应实行法治。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民主须臾离不开法制，人民的民主权力，人民的基本权利，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和运作程序，经济生活的民主化、社会生活的民主自治等等，都需要法制加以确认和保障。邓小平曾经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任何违反法律、超出法律界限的民主，都会对社会秩序和他人的民主权利造成损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总结历史的 经验教训，从民主法律化、制度化的高度，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确认和明确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任务。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强调指出：“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 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邓小平同志倡导、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指引下，加强了对民主建设的规制和保障，使民主朝着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向不断前进。改革开放以来，在从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不断加强经济立法和其他相关立法，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法律制度已基本形成。

(三)政治 环境稳定有序

美国学者亨廷顿(Huntington)曾提出政治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即是以政治秩序作为政治发展的关切点，把政治稳定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政治稳定主要是指政治系统在总体上长期保持有秩序、有规则和合法的协调、良性运行，是一种变与不变相互制约下的动态平衡和有效系统控制下的积极运动。政治稳定要求其运行机制能容纳、疏导社会的利益矛盾，具有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发展变化的控制和调适能力。其外在表现是政治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有序性和连续性。所谓有序性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排列的合理性;所谓连续性，是指系统功能的发挥不受阻碍，保持正常运转。发展中国家的普遍 实践表明，能否保持稳定，直接关系到政治发展的成败。在我国，保持社会稳定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然而，正如亨廷顿所言：“现代化孕育着稳定，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所以，邓小平在很多场合都对政治稳定的重要性给予了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因为中国目前亟需的是发展经济，摆脱落后，而要发展就要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稳定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也干不成。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所作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重要 讲话中，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摆在重要位置。十五大报告也多次提到维护安定团结的重要性。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政治稳定的重要性，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并指出通过各种途径来维护和巩固社会的安定团结，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以改革为动力，以发展为目标，以稳定为保障，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使整个社会保持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

(四)政治关系和谐发展

和谐是人类社会不懈的追求，也是世界各国着力追求的发展目标。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谐更是其本质特

征，也正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明确指出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和 谐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社会某一单方面所能完成和达至的，而必须是社会各个方面相互协调融合的平衡状态。在政治领域，则主要表现为政治关系的和谐。政治关系是指在特定的政治体系中政治主体之间在政治生活中基于某种政治利益，围绕着国家政治权力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政治关系是政治的本质内容，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关系的状况及其与政治体系的关系状态，不仅直接影响到政治主体的利益实现程度，而且关系到政治主体的政治权利拥有程度，以及特定政治体系中政治权力的配置合理程度。这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成为影响政治体系稳定的重要变量。能否有效地协调政治关系，不仅关系到能否调动政治主体的积极性，而且影响到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而我国政治和谐发展可以从阶级关系、政党关系、党政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阶级关系协调优化 在庞大而复杂的现实政治关系网络中，阶级阶层政治关系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支配和影响着其他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当时的阶级结构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特别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变革，我国的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由此决定了阶级和阶层也日益多样化。如何来面对和化解由于新阶层的涌现而引发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呢?这是对我国政府提出的严峻考验。一种健全的民主制度，应当容纳最广泛的和可能的多样化，以保持政治制度的平衡。因此，我国政府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认真对待新阶层问题，采取了包括对新阶层的政治地位予以确认、建立健全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协调机制、扩大政治参与等措施来化解各种冲突和矛盾。通过近30年的建设和努力，我们有力地保障了阶级阶层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政治的稳定进步。

2.政党关系和谐有序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不是执政党与反对党、在野党之间的关系，而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指引下确立的亲密友党相互合作的关系。在过去的30年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益成为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以及政治稳定的重要制度保障。此间，对各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作用做了新的概括，认为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人民团体，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这是新时期我党对民主党派性质和作用做出的正确分析和判断，极大地调动了各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直接推动了新时期多党合作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3.党政关系合理规范 党政关系是当前我国政治关系协调有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证，而对其的规范也是目前我国政治发展中需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为了改变“文革”时期党政关系的混乱状况，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首先就提出了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说：“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后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中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这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党政关系建设的主要指导思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从十五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再到十七大强调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反映了全党对解决党的领导这一重大问题的新的理论觉醒。

4.民族关系团结稳定 民族关系在多民族国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关系，处理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因而，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进程中，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一直备受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在恢复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深化和发展，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劳动人民之间的问题，这样便澄清了“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我国民族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明确提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总方针就是，坚定不移地关心、帮助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采取更加得力的措施，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实行区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十七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要“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就为我国民族关系的和谐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

5.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协调发展 摆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我国政治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伴随着政府机构间权力重新分配，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国家控制方式从以行政性指令和国家计划直接控制到以法律及社会经济政策进行间接调控的转变，国家与社会关系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呈现出适度分离的趋势。然而，在当今世界，完全抛弃政府追求绝对“大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种做法也是非常不可取的。现代社会，国家在整个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控制力的政府也是越来越多国家所极力追求的目标。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关

系也并非就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处理好时两者还可能会形成相得益彰的正和博弈关系。从30年的改革实践来看，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正处于良性平稳的发展之中，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的新型关系正在逐步形成。

三、走适合国情之路——绝不照抄照搬

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政治发展，不同的国家 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模式选择，所以当今世界政治发展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出形式各异的特征。在各国政治发展进程中，从来不存在一成不变、适合于所有国家的模式，那种妄想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发展模式的想法和试验都是不现实的。经各国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所证明，这种追求普遍性和统一性发展模式的观念已为世人所抛弃。在当今世界政治生活中，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实体形式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在谋求具体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国家都在致力于自主性发展，以期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要求的稳定的政治体系。

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出发，总结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实践，终于创造性地提出了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等，取得了新中国的成立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后来，又根据当时国家和社会经济的状况，成功地找到了一种独特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模式，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而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也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尔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及波折又从反面有力地佐证了走适合国情之路、选择符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性。这也给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的顺利有序进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确立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对国际环境、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使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之路不断推向前进。

在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进程中，有两条原则是我们所一贯坚持的，并将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而永远的坚持下去。第一条就是，我国的政治发展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日趋增强，国家间交往联系的频繁对每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当中国开始现代化政治发展进程时，世界上已有许多成功或比较成功的先例。在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之初，就我国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我国学者和相关人士曾有过犹豫，特别是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很多人对我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前景充满了迷茫。这时邓小平再次坚定地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而必须是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式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走自己的政治发展之路。在十二大开幕词中，他郑重宣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同时，他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命题。此后，这条道路为历届国家领导人所强调和发展。针对政治发展，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命题，使我们对我国的政治发展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把握。

另一条就是我们主张自主发展，但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吸收借鉴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任何一种政治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存在、独自发展，任何一条政治发展道路也都不可能孤立独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其实就是不同政治文明间相互影响、不同政治发展道路间相互交流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立的，反映了时代特点，顺应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是在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政治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的。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不同政治文明的因子相互渗透、融合、交流和影响，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景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气魄，敢于吸收、借鉴包括西方民主政治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使这条政治发展道路更好地体现时代精神，体现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潮流，从而也能为更快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服务。总之，正是在秉承了走适合中国国情之路而不照抄照搬的原则，紧紧围绕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的同时，又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凸显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在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在过去的30年才得到了不断的推进和发展。

四、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得以协调发展的30年，其实也正是我国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相互协调的一个过程。政治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进程。历史上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国家小社会，甚至是大国家无社会的一种状态，这是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色，而且一直到建国初期还得以延续。当然这主要是由当时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建国初期，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此时最为需要的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当时建立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是我国的必然选择。这种高度集权模式的政府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号召力，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及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政府模式使行政权力渗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国家和社会达到高度的统一，社会成了国家的附属物，完全丧失了自主性，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流动，也严重压抑了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到了后期，特别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以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发展几乎成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全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了包括经济、政治在内的社会全方位的体制变革，改变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路线，将我国的各项事业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逐步变革政治体制，提出“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国家的行政权力从社会的具体事物中脱离出来，转

而从宏观层面对社会进行调控，真正使政府成为一个“掌舵者”而非应由社会来扮演的“划桨者”角色。在经济体制方面，国家以市场经济 取代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逐步打破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展包括国有制、集体制、私有制等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打破了过去“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分配模式，而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的社会发展也得到了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过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模糊界限逐步被廓清。政府改变了过去事必躬亲的管理方式，而是主要致力于宏观方面的调控，调整社会经济政治的大方向，这样不仅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而且也进一步增强了调控力和凝聚力。社会在逐步摆脱国家干扰和控制的同时，也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和自主权。

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政府逐步返权于社会。然而，政府把权力交给社会，实现社会一定事务的自我管理，如果社会能够有效运用这些权力，达到自我的良性管理，社会便会井然有序;反之，则会带来社会的无序和政治危机。因此，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政府能否放权及放权后社会能否自我管理，直接取决于社会自身的发育状况。而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和民主实践证明，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功能性组织，中介组织的建立完善与否已日益成为社会发育状况的一个标尺，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要求对社会适度放权，培养和强化社会中介组织，增强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十五大报告也提出：“要培育和发展商会中介组织”。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并在相关法律规章中，给予这些组织以合法地位。特别是近期，我国对社会中介组织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摆脱了过去对培育和完善中介组织的盲目性，不仅要培育中介组织而且还要规范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强调的，要“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这就为我国培育和强化社会中介组织，进一步扩大社会的自主权，优化社会的自我管理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我国的中介组织从无到有，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6年12月底，全国各类中介组织约32万多个，而学者的估计大大超过这个数量，不少学者估计各类中介组织多达300万个左右。这标志着我国中介组织及公民社会日益发展和壮大，而且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权利作为公民社会的永恒追求也在逐步取代过去权力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日益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同时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也为社会发展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恒久的动力和深层次的保障。

总之，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政治发展在推动、保证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为社会发展整体目标而努力的同时，也为自身价值目标的实现而努力，这既是社会发展之必然，也是政治发展规律使然。纵观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虽然政治、社会发展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瑕疵，但也无以掩盖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当前，相信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我国的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将会相互协调、一如既往的顺利前行。

五、策略选择正确——循序渐进

在政治发展进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及政治发展能否顺利进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主要有两种模式或途径，即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所谓政治革命是旨在通过对一个社会根本性制度的置换，而推翻另一阶级的政治统治，实现政治权力的转移。政治改革则是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完善，它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政治领导集团根据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社会矛盾状况，在不改变阶级统治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旨在改进、调节政治关系以期巩固和完善自身的政治统治。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应该采取何种途径来推进的问题，邓小平毅然抛弃了前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所采取的激进的政治革命式的政治建设途径，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连为一体，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作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以稳定为前提，渐进推进的基本思路。

我国的政治发展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而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最大的实际，是我国政治建设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政治发展策略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我国政治改革的对象是阻碍政治建设发展的具体制度即政治体制，而非我国的根本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建国之初，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全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而取得的成就。而且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都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之所以会出现社会和个人积极性和自主性消退、出现“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发展动荡不安的状况，并非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所致，而是促进社会主义得以建设和完善的一些诸如计划经济体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具体制度使然。所以我国的政治改革只能是对这些具体制度的改革，而不能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否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变了颜色。但是这些具体制度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由来已久，已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作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在人们心中业已根深蒂固，如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向来等同于社会主义，而市场经济则就是资本主义等，所以它的改变并非一日之功，而必须是一个逐步变革、渐进发展的进程;其次，作为一个人口最多、国土面积世界第三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运作都极为复杂，任何制度体制的变革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暴风骤雨式的改革必然超出社会的承受力，势必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正如邓小平在1986年所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很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再次，我国民主政治基础薄弱，公民民主意识淡薄，也决定了我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渐进式选择。我国是一个专制气息浓重，而民主氛围淡薄的国家。历史上，民众不识民主为何物，而对权力的崇拜和服从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滋生民主土壤的社会也在国家权力的狭缝中生存，甚至成为国家的附属物，几近丧失自由发展的空间及自我管理的能力。而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并非国家法律、制度及指令性政策所能轻易达至。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势必困难重重。因此，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亦步亦趋式的民主政治建设才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我国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发展进程中，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摸着石头过河”，务实灵活的道路选择。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在走我们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是摸着石头过河。”即改革允许去探索、尝试，有好结果就推行，否则可另谋他途。这个思路为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工具，对指导中国渐进政治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推进具有重要的工具理性价值;第二，政策的策略性传承发展，通过积累式制度创新来突破旧体制。中国政治理论的发展历来注重保持与传统政治话语系统的策略性调适，实事求是地以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内容来丰富和发展其内涵，使之与时俱进。这是中国共产党“原则的坚持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动表述和再现，对中国的渐进政治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第三，短期次优与长期最优的统一，通过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以时间换空间。中

国的 政治 发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改革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 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组，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和阻挠。因此，改革方案的确定往往不是“比优”而是“比劣”的产物，是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的理性权衡，是短期次优与长期最优的高度统一，是退一步进两步的迂回发展策略的生动体现，是以时间换空间的政治智慧的高度表达。

实践证明，相对于前苏联及东欧等一些国家的激进式政治变革所导致的社会混乱、 经济倒退甚至国家分裂等局面，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渐进式的策略选择显然是正确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30年，不仅改变了过去社会混乱的状况，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的平稳发展，而且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公众的民主权利意识和社会的自我 管理能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初中八年级课本政治论文篇二

从解放政治走向生活政治

[摘 要]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作为解释范畴与分析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中政治的面貌、轨迹与走势。中国解放政治主要呈现为革命政治与增长政治两种形式。增长政治的发展孕育了生活政治的因素，推动生活政治兴起。随着社会变迁，增长政治的结构功能越来越难以适应生活政治发展的需求，两者之间的不适应、不兼容、不协调造成了诸多治理难题。这在增长政治框架中是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的。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发展民主法治体系、优化政策过程体系，以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和增加生活选择机会为主旨，推动解放政治(增长政治)逐步走向生活政治。

[关键词]

解放政治;生活政治;增长政治;政策体系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6)01003609

一 、 引 论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是英国学者吉登斯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深刻反思晚期现代性问题基础上，就早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变迁提出的分析概念。在吉登斯看来，近现代以来的政治，无论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在根本上都归属解放政治。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化发展与现代性积累，虽然不同程度地解放了人类，但它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科学技术异化、大众文化模式化等，使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和预期性降低，焦虑感和无力感增加，生活选择的自主性丧失，加之全球化发展，人类已处于风险时代，生活在“被围困的社会”，陷入了“失控的世界”。于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回归生活世界”就成为时代的声音。那方向是什么呢?吉登斯指出：“今天，政治取向调整的总方向是，应对我们所讨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动。这就是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1](P115)何谓生活政治?吉登斯说：“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 [2](P251，252)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发生的诸多社会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现代性官僚体制的一种挑战，是“生活政治的先驱”。

事实上，政治应该是生活的，生活也是政治的。亚里士多德就说“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3](P90)，而追求更好的生活正是政治建设恒久的主题。如果说这里的“生活”，在传统社会更多是共同体的，那么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它又是社会个体的。“政治从本意上讲不是国家的政治、政府的政治，更不是官员的政治，而是公众之事。公众之事的核心是生活，因此，政治形态的源头和依归就是生活政治，就是以提高民众生活品质和增加民众生活选择机会为重心的政治。”[4]比较而言，解放政治的着眼点、切入点更多是政治的制度领域、宏观层面，是一种“宏大叙事”。相反，生活政治的聚焦点、落脚点则更多是社会生活的个体，或是“小政治”、微观政治，它回答的主要是在后传统秩序与全球化条件下，人们如何选择生活方式、过上更好生活的问题。这是生活政治的要义。

中国政治生活变迁所呈现的特征、轨迹及趋势，是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研究关注的重要话题，并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概念与理论范畴。比如，有研究通过与中国改革开放前，或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比较，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政治的特征进行总结，提出了新权威主义、权威多元主义、韧性威权主义、后全能主义等。也有研究通过现象学观察，或是分析发展取向与政策变化，对中国政治发展走向进行描述，提出了公民政治、民生政治、公共政治、政党国家等。这些理论概括对于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发展中政治的面貌、进程与走势，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并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属于“正统”政治，其切入点和关注点是政治制度、政府权能、政党体制、权力秩序等。就认识中国超大国家的治理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而言，这很难说是充分的、全面的、准确的。那么，就有必要引入或运用新的解释范畴和分析框架，从更多维度认识变动社会中政治生活的结构特质和发展趋向。

如果说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这样的解释范畴是“西方式”的，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背景、政治逻辑提出的，那么抛开意识形态的“外衣”，从学术资源的角度看，它具有更宽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正处于时空压缩式转型过程中，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共时态发展，所积累的问题和遭遇的困境，如生态环境、生活焦虑、身份认同、公平正义等，与人们过上更好生活密切相关，且大多是在解放政治框架下无法解释，也不能解决的。因此，需要适应社会变迁，树立生活政治理念，并以此配置政治资源、组织政治过程、调适政治功能，推动生活政治的发展。这应该是分析中国发展中政治的一个维度、一种框架。

二、解放政治的两个发展阶段

在中国人话语体系中，“解放”一词耳熟能详，如民族解放、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等，都与政治变迁密切相关。吉登斯说：“我把解放政治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2](P247)也即解放政治是通过征服和改造自然，从自然、传统等束缚中摆脱出来，或是通过斗争反抗压迫和剥削，打破传统的政治统治秩序。吉登斯认为，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以来欧洲解放政治兴起的两大标志。按照这一内涵来审视中国政治，以改革开放为界可以将中国的解放政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可称为革命政治和增长政治。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但这种地位的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推动角色转变，即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思维定势、历史惯性，中国共产党在意识上、行动上履行着一个典型的革命党角色，仍然运用“打天下”的方式“坐天下”、用破坏旧世界的方法建设新世界。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搅动了中国社会蕴藏的革命冲动，并以狂热的方式爆发出来，“文革”就是这种革命政治发展的顶峰。那个时代的政治以激进方式呈现出来，具有鲜明特征。一是无规则。革命的本质是解构规则，是对制度的冲击，在其走向极端后就演化为一种野蛮政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二是动员式。通过频繁发动群众运动，虽然可以积聚资源，推动政策实施，唤起民众支持，形成群集性能量，但企图用运动取代科层制、代议制等，结果只能是背道而驰，蜕变为破坏力量。三是理想性。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不顾现实条件将目光投向未来，推动“乌托邦”理想实现，是政治浪漫主义，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挫伤了人的积极性。这样的无规则、动员式、理想性的革命政治，目的是要让广大民众摆脱压迫和束缚，属于解放政治的范畴，但它更多是“想象”的、扭曲的;它的出发点与效果背道而驰，个人被革命所裹挟，丧失了生活选择的自主性，更加依附于单位等组织体制，在国家被全面政治化的同时，生活世界也极大地被淹没了。 摆脱危机，走向新生，构成了“文革”结束后中国政治面临的首要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5](P162163)同年，他又提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5] (P194)随后，无论是政治目标规划、政治资源配置，还是政治功能调适、政治过程组织，都是围绕、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展开的。也就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 [5](P195)。与此相应，发展和解放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就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并被邓小平确定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的关键之一。事实也说明，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效益非常明显，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释放了社会活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中国因此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人民生活水平也因此迅速改善，执政党赢得了拥护和支持。这意味着革命政治转型为增长政治的成功。可以说，“告别革命”后的中国政治改革与国家治理的核心使命，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说到底也就是解放人，让人从自然与传统体制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中国解放政治的一种呈现方式。

三、生活政治发端的动力与趋势

在吉登斯看来，作为一种具有独特问题指向、特殊发展取向和解决思路的生活政治，只是在现代性积累、完善并比较稳固的基础上才会出现。但这并不是说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是一种线性历史关系，是完全割裂的，相反，生活政治涵盖着解放政治的不少议程，两者密切相关。在中国，虽然革命政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它在新生政权建设、实现国家整合、推动赶超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增长政治也存在不少问题，但它是发展中政治的一般逻辑，改善了民众生活状况，增强了国家发展实力与治理能力。中国的增长政治是市场经济驱动的增长，是适应全球化的开放性增长，是在网络技术条件下的增长，是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关系分化和互动中的增长，它为生活政治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拓展了空间、提供了动力。或者说，增长政治孕育着生活政治的因子，为生活政治成长做了准备。具体而言，促成中国生活政治发端的因素主要有密切联系的三个方面。

其一，政治逻辑改变与生活政治。围绕增长政治、服务经济建设，中国政治变革展现了“权力转移”的特色，主要体现为执政党向国家政权与社会两大领域、政府向企业和公民输送权力。这在根本上推动了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关系从一元从属逐步走向二元分立，既改变了国家权力性质，促使其公共性不断凸显，运行范围开始从无限走向有限，也给社会让渡了空间，使社会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条件，让公民追求自主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这意味着，以往社会受制于国家的政治逻辑，开始被社会决定、制约国家的现代政治逻辑所取代。或者说，增长政治在将公民从物质贫乏、经济短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将社会从国家的控制和依附中解放了出来，在解构总体性国家和依附性社会的同时，也不断塑造着自主社会和独立公民。尽管说国家仍是治理的中坚，但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随意宰制社会，而必须充分汲取社会能量与资源，考虑社会利益与权利，倾听社会声音与诉求，赢得社会信任与支持。这种条件下，改革和发展就必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共识的、稳定的、长期的关系，即制度性的生活政治关系。这正是生活政治发展的最深厚基础。

其二，自由空间拓展与生活政治。在革命政治条件下，国家是向社会成员提供资源与机会的唯一源泉，主要通过城市单位社会和农村人民公社来实现。如有研究指出：“由于单位是依附在国家行政等级体系中的一个链条，而且单位成员也是依附在单位内部组织体系中的一分子，所以，国家对于单位、单位对个人都有一种父爱主义的色彩。换言之，单位是国家机体上的一个细胞，个人是单位机体上的一个细胞。”[6]在这种政治条件下，个人处于依附性结构之中，没有机会和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市场经济和增长政治的发展改变了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7]。这使中国社会的资源总量与权力总量不断增加，并极大地拓展了社会自主自由的空间。随着单位制、身份制、户籍制等的逐步解体或松动，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总体性社会的依附结构，促使“单位人”开始转向“社会人”，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个体和单元。这直接促成了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性质的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兴起和发展，构造了社区这样一个新的资源与生活空间。如果说“单位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依附性的、没有自主性的人，那么“社会人”的出现则意味着社会成员获取资源与机会的渠道和空间呈现为多样化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国人对独立生活、幸福生活的追求。换言之，增长政治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拓展了生活政治的空间，形成了生活政治的社会网络。

其三，民众人格变化与生活政治。革命政治时代的国家不仅掌控人们的政治生命，而且控制着整个社会;个人必须依附于特定的权力才能获得生存与生活的条件、资源。于是，个人对政治权威除了非理性崇拜，就是臣服和依附。市场经济驱动的增长政治，虽然带来了诸如价值共识紊乱、理想信念缺失等，但也为民众政治人格的变化创造了条件。“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模式中蕴含着一条催生民主政治文化因素的逻辑链条，这就是：以其开放、交往的社会化性质为逻辑起点，到经济人格的独立，到平等的交往关系，到自由的活动空间，到对公正中介角色的欲求，到社会参与政治，最后到法治代替人治。”[8] (P21)可以说，正是市场经济释放了文化能量并投射至政治领域，为人们利益意识、法律意识、自由意识等现代人格的培养，以及自主、自治和自立精神的养成创造了条件。从更深层次看，人格变化的背后是价值观的改变。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中国的一些城市、一些群体已进入了“后匮乏”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此相应，后物质价值观开始兴起，尽管这是局部性的、非均衡的，且代际差异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人的生活选择开始向非物质领域延伸，如生活质量、工作满意度、环境污染以及民主参与权利等，并在网络空间出现了“批判型公民”，虽然其理性品格与批判水准还不是很高。甚至，近些年还发生了诸如环境群体性事件等维权、申权式的社会运动。在后物质价值观影响下，民众从注重物质满足、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旧政治”，向关注环境质量、个人自由以及社会平等这样的“新政治”转变。这非常类似于英格尔哈特描述的“静悄悄的革命”，即生活政治在中国社会的发端与发展。可见，民众人格变化、后物质价值观兴起、生活政治兴起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四、政治不适应与治理困境

在增长政治推动下，生活政治在中国开始孕育，并形成了比较强劲的发展动力和趋势，但实际情况是，增长政治发展所形成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体制机制等很难有效支持生活政治的成长，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成为掣肘或阻力。这造成的局面是：增长政治的结构功能越来越难以适应生活政治强势发展的需求。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两者之间的不适应、不兼容、不协调问题日益突出，在价值理念、政策过程、合法性构造、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矛盾也不断尖锐。

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符合国家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也是生活政治的内在要求。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没道理，党和政府从不认为经济增长能解决所有问题，更没有将经济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指标特别是GDP增长。如邓小平就曾明确提出现代化建设不能单打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的情形下，在认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9](P375)的条件下，在增长政治促动下，很多地方、行业、官员都将经济建设等同于经济增长，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其他问题会迎刃而解。经济增长从工具变成了目的，从“中心”变成了“唯一”，这是过去很长时期内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十八大以来有所改变。事实说明，增长政治绩效显赫，但它在推动经济繁荣、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产业失衡、区位失衡、城乡失衡、贫富失衡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治理困境。在现象学上表现为：经济增长了，但生态破坏了;物质生活有保障了，但人们的道德水准降低了，精神生活匮乏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不少人的相对剥夺甚至是绝对剥夺感增加了，获得感、幸福感下降了;一些地方发达富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了，公平正义缺失了，等等。有人指出：“国人普遍感到苦恼的是在忙碌中丢失了生活的意义。找不到意义的生活是没有精神寄托的，不可能真正幸福。GDP看起来在快速增长……但很多人的安全感、平衡感和幸福感并没有同步增长，相反，问题依旧、压力上升、挑战更大。”[10]这意味着，增长政治在物质上解放人、解放社会，使人摆脱物质贫困束缚的同时，却让人异化了、物化了，人的生活环境恶化了、自我认同迷失了，由此引发的矛盾和滋生的风险，或在不断积累，或已经显现。这也印证了邓小平晚年提出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论断：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从本质看，这些问题和治理困境，恰是以增长政治为呈现方式的解放政治不适应生活政治兴起发展造成的。

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最鲜明地折射了生活政治兴起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有统计显示，“在中国信访总量、集体上访量、非正常上访量、群体性事件发生量实现下降的情况下，环境信访和群体事件却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上升”，“如今，能阻碍中国崛起的问题之一或许就是环境问题”[11]。这表明，在过上美好生活需求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生态政治不断进入公共视野，成为舆论议程，而“邻避冲突”的频繁发生，更预示着中国社会“环境敏感期”的到来。这造成的治理困境非常突出，常常体现为：地方党和政府为解决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保障民生，推动经济增长，招商引资上项目;这样的“良苦用心”非但没有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甚至一些环境评估合格的项目也招致质疑和不满，并引发针对地方党政机关的群体性事件。不过，这只是表层现象。环境群体性事件抑或生态政治问题的背后，是政府奉行经济增长至上与民众追求幸福生活两者关系的紧张与对立，也是政治不适应即增长政治与生活政治矛盾和冲突比较集中的爆发。追根溯源，这涉及怎样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构造生态伦理责任，即人们选择什么样生活方式的问题。或者说，增长政治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激发了人们健康观念与环境意识，社会越来越关注并重视环境问题。但实际情况是，在一些地方、一些情况下生态问题仍然没有进入增长政治的问题域，尤其是介入公共政策议程，按照增长政治的方案解决生态问题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还有一种现象也值得注意，即社会抗争新的发展趋势。这在以往大多源于物质利益受到侵犯，但越来越多民众的维权、申权，是要“讨个说法”、“出口气”，甚至出现了“为权利而斗争”的组织化行动。有研究者认为，利益冲突―集体行动、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范式都无法解释中国农村社会高密度的集体行动，通过引入中国文化中独特的概念“气”，分析集体行动中“气”的作用，指出基层政府对行动精英的打压使抗争变成了为获得人格尊严和底线承认的斗争[12]。这样的集体行动与抗争在源起、目标和方式上，都与“生活政治运动”趋同，是生活政治在中国孕育发展的结果。从个体看，这往往又表现为自我认同的缺失，并非源于物质领域，而是为了追求公平正义、维护人格尊严等。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社会诉求，也就是生活政治的力量，正在塑造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治理环境，它甚至在改变政治活动与政策过程的重心与程序，对执政党和政府治理结构、治理能力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如何，生活政治都既是群体性的，也是个体性的。但是中国政治向来都是谋划国家大事，是宏大的政治制度、政府权能、政治改革等，而对微观的个体生活、个体发展、个体权利、个体选择机会等则不大关注。不管革命政治还是增长政治都大体如此。这可能与中国“无我”的文化传统相关。梁漱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13] (P474)但是，“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在于作为个体的人类生命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重要性。市场秩序使得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都充分地尊重个体的重要性。”[14]也正是在市场驱动下，中国的生活政治开始发育成长，过上幸福生活成为每个人的向往，这不只是物质利益的满足，也包括精神、政治、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尤其是在全球化、风险社会、网络政治的条件下，任何微观层面、基层社会的个人生活都与宏观的公共政治密切相关;任何个人的日常生活、行为选择都与整个社会政治的发展休戚与共;甚至一些个人的生存和生命问题、日常的生计和生活问题都可以在瞬时间演化为政治问题，直接影响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和公共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政治就是微观政治，也即个人的日常生活。这与有学者提出的“微政治”概念大体一致：“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15]近年来被舆论广泛关注的马加爵案、药家鑫案、冀中星案、邓玉娇案等都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类似社会暴力与戾气的横行，使人们的生存焦虑感、生命无意义感、不安全感等快速增加，而根据增长政治的思维、体制、策略和方案，是很难全面诊断并有效化解这些治理难题的。说到底，就是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已经无法适应并支撑中国这个业已深刻变化了的社会，并形成有效的治理局面。这呼唤着生活政治的到来。 五、生活政治的特质及发展要求

传统中国政治有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政治理念，并形成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等民生政策。有人认为，民生政治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改善民生是最广泛的政治共识[16]。不过，民生政治的切入点依然是“宏大社会”，聚焦点更多是经济领域与物质生活，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等议程。它与生活政治存在相通之处，但也有差异。有研究就指出，民生政治与生活政治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观，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实现目标及实现途径均有较大差异，但两者在方法上都不同程度体现了人本主义，在内容上更是不同程度地对现代性及现代化过程进行着反思与重构[17]。与革命政治、增长政治不同，也有异于民生政治，生活政治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政策过程体系。

就理论关怀而言，生活政治的兴起与现代性积累造成的解放政治弊端、全球化时代的身份认同与生活方式自主选择、“后匮乏社会”的到来等密切相关;它虽然涵盖了解放政治的很多公关事务与政策议程，但更多与新的社会环境变迁有关，是从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作为切入点的，其问题域也更为宽泛。吉登斯专门列举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人对自然有什么责任?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如科学技术有什么限度、人对社会有哪些责任?人与自身关系，如个体的身体权利有哪些、身份认同如何?等等。这些内容不归属解放政治话语体系，属于生活世界的政治，风险社会学家贝克认为是“亚政治”，也即生活政治的范畴。这提示我们，“如果不仅仅把政治理解为只同政府权力或国家意识形态相关联，而从人类事务层面去诠释政治，就可以把政治理解为达到人类事务的事件”[18]。与此相应，生态政治、认同政治、身份政治、对话政治等，都属于生活政治的呈现方式，也是建构生活政治应当确立的理念与可选择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增长政治发展已形成强大的历史惯性与现实冲动，与其适应的一套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工作体系、行动框架等，也深深地嵌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和结构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生活政治的因素越增长、动力越强劲、趋势越明显，增长政治的困境就越严重、风险就越突出，引发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也越频繁、越多样、越复杂。就增长政治所带来的诸多治理困境，党和政府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楚的，并顺应时势、适应社会变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包容性增长、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大建设”协同发展等，形成了新的发展与执政理念。如关于经济发展的表述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的变化，就隐喻了生活政治兴起对政治治理结构提出的要求。同时，也通过相应的制度机制安排和公共政策实施，对增长政治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与调整，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减或延缓了增长政治的危机，但成效是有限的，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其基础与动力。

为诊治现代性与解放政治的弊病，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构想主要包括：“超越匮乏型经济”、生态伦理与生命伦理、对话民主及非暴力社会等，虽然其中一些要素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但对重构现代性和发展生活政治还是有启发意义的。另一位关注生活政治的学者鲍曼，借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人们能够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创造历史的条件。我们可以把这一命题更新，使之适合‘生活政治’的时代需要，可以说人们能够创造生活，但不能选择创造生活的条件。”[19](P9)中国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还将长期面临解放政治的议程，这是不可能随意超越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还有不少人口需要脱贫，发展经济是必要的;但适应市场经济与现代化非均衡发展中产生的生活政治发展趋势，并回应相应的治理要求，同样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社会，“身处发展中国家的位序，同时面临着发达国家中高阶段的议题困扰;遭遇着现代化进程的参与和稳定压力，同时应付现代性的诘问和诉求”[20]。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过去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是“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一般而论这是有道理的。但其中的两个“发展”是有差异的，特别是随着社会深刻变迁，应当为后一个“发展”赋予新的内涵，并拓展其外延。如果将该观点置于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的认识框架中，这就转换为，经济发展、增长政治(解放政治)发展带来的不少问题，靠进一步发展经济已经无法解决，出路只能是发展生活政治。

需要指出的是，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政治发展轨迹与取向方面，展现了比较务实的作风。当政伊始，习近平就明确表态：“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1](P4)这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和发展要求的深刻认识、积极回应。在已形成的治国理政的总布局中，不少改革举措与制度建设都触及增长政治的根基。比较典型的是，不再简单以GDP增长论英雄，大力调整政绩考核的内容方法与指标体系，并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形成联动，集中体现在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这对增长政治是釜底抽薪式的纠偏。

从政治变迁的结构特征和趋势看，为增长政治走向生活政治“铺路奠基”是中国发展中政治的“必由之路”。不过，推动生活政治的策略、方法和路径则应当符合中国的政治特征与逻辑。这要求以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增加生活选择机会为要旨构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体系，形成相应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政策体系等，推动增长政治走向生活政治，缓减政治不适应、不协调而造成的治理压力、治理困境，降低治理风险。

首先，夯实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在革命政治条件下，受集体主义原则的影响，“所谓‘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被一些人津津乐道，其结果是‘以人为本’在实质上被掏空了”[22]。尤其是在增长政治条件下，以物为本、以GDP为本使得政治生活不断脱离了人，丧失了现实性主体。这两种取向都不符合以人为本精神。正确的认识是：政治生活既服务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体、每个公民，不以“人民”之名无原则牺牲公民利益、剥夺公民权利;当然，它也要构造起合理的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责任义务关系，并不倡导利己主义和个人唯私主义;它不仅要超越“匮乏型经济”，解决人的物质生活问题，更要关注人的精神空虚、文化焦虑、信仰缺失等，不断追问“我是谁”、“我们想成为谁”这些问题，是一种身份认同政治;它要聚焦当下人的选择，也要关注“历史”与“未来”的人，符合代际正义;它要尊重人类的自主选择，也要秉持生态伦理精神，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生态政治，等等。这些正是适应生活政治内需，以人为本应当具有的内涵与外延。不过，只有人民主体地位和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充分体现在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落实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才能真正推动生活政治发展。 其次，发展民主法治体系。“解放政治使人类获得史无前例的解放，但作为意外后果的表现，它也给人类生存带来大量新的不确定性因素。”[23](P105)这意味着，生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减少不确定性、增加确定性的过程。“人对其生存的自觉，对其生活问题的关切，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对生与死、幸与不幸、权力与冲动等的不安定感，使得人创造出法律。”[24] (P99)也就是说，人类创造法律的目的是要过上确定、安定的生活，尽管现实可能并不令人满意。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不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转化为民主法律权利，生活政治就会落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重要使命就是要适应“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治理环境，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可以预期的是，在法治建设中如果能够处理好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特别是能抓住并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可以有力支撑生活政治的发展。就民主而言，吉登斯认为，人们越是处于一个解传统化和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时代，越需要一个民主社会，他称之为对话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协商民主与对话民主内涵最为接近，它们更多属于治理型民主。为此，需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这要拓宽协商民主渠道，深入开展好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更重要的是推动协商民主“下基层”，或促进基层协商民主有序有效发展，让民主协商嵌入生活世界，与群众工作、社区治理、劳资关系处理等结合起来。这样，有助于回应因生活政治兴起在基层社会所形成并不断增长的民主参与需求和压力，反过来推动生活政治发展。

最后，优化政策过程体系。发展生活政治需要利益总量的增长，但更关注的是公平正义地分配利益，这需要围绕民众生活质量提升和生活选择机会增加的政策议程，优化相关政策方案与政策过程机制。以问题导向看，这主要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即适应生活政治有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居委员会选举、行政和立法听证、司法等民意表达机制，有序开发网络等新兴媒体舆论传播和表意功能，目的是建立健全多元化的政策参与通道和利益表达结构，避免非制度化参与造成社会失序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利益协商机制，即建立健全各利益相关方通过多渠道、多领域、多方式的协商对话机制和沟通平台，根据规则与程序开展理性、平等的交流和谈判，形成共识，自主地解决生活政治发展中的矛盾和纠纷;利益均衡机制，即以罗尔斯“最少得利者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25](P243)，目标是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让人们更有获得感、认同感;利益保障机制与民生政治发展相关，是以利益补偿和矫正正义为原则，通过改革税收、社会保障、公关财政支出等政策，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并强化人力资源培训等，提高民众自主生活的能力，增强抗御风险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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