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大学生进入大学阶段接触到的第一门思想政治课,上好思修课对学生,特别是对刚入学的新生打好基础、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2017大学思修论文4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2017大学思修论文4000字篇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融入机制》

作者简介：王洪波(1975-)，男，内蒙古赤峰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100048

[摘要]在文化价值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战略创新和重要理论成果，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文化战略上的自觉和文化建设上的自信。当前，其如何从智识层面向现实层面转化无疑是更为关键的问题。直面这一问题，本原性的文化自觉和觉醒、现实性的制度灌输和规约、终极性的实践生成和证实这样的三维路径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协同作用，将最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化于中国社会，并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共有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自觉;制度规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是当代中国在文化价值层面上进行的重大战略创新和重要理论成果。这一战略创新和理论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的一种价值自觉。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在从理论层面向现实层面转化，基于此，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国社会的路径，就成为理论和现实上亟需思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自觉和觉醒：本原性的文化路径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价值层面，更确切地说是文化价值层面的自觉和觉醒。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其融入社会生活、融入每一个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中)问题首先应从文化价值层面进行思考，这是本源性的。

“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内涵极其丰富。每一个人都可对其言说，但结果可能都是对“文化”一角的体认，因而极可能造成对它的误读。而且，也正因“文化”这一概念的“大而无形”，故对其界定极其困难。但从“文化”这一概念的争论史中，我们都认可这样一种描述：文化是属“人”的，即人“为”的、为“人”的，离开了“人”这一主题，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据此描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与文化形成关联：既创制着某种“文化”或“文化”的因子，同时又被“文化”塑造着。因此，与“文化”的这种必然性的相关就会使人对自己的“文化”有某种自知、自省和自悟，并进而产生觉醒和自觉，这就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概念是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先提出的，“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1](P248)由此可见，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概念大致包含三层内涵：其一，文化的“自知”，即“知”文化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知”自己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这是前提;其二，自己的文化走向世界，与其他各种“文化”样态之间进行充分地交流、碰撞和融合，这是路径;其三，直面全球化的社会现实，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主体地位，这是归宿。

有了文化自觉、觉醒和醒悟，我们才逐渐达成这样的共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的重点正在从政治力、经济力向文化力转移。“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2](P752)因而，“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是全面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3]应该说，文化的“力”(“软实力”中的重要部分)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面貌、地位和走向。“软实力”概念最先由美国学者、战略家约瑟夫·奈提出，指政治、哲学、宗教、伦理、艺术等文化内容，其中包括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价值理想等难以量化的“无形”力量(“有形”的、可以量化的军事、经济、科技等力量被称为“硬实力”)。美国政治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提出了大国(强国)的四条标准：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和文化富有吸引力。可见，在上述诸多的“软实力”构成要素中，“文化”无疑是更为重要的源泉。基于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文化作为称霸全球的利器，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隐蔽性，其渗透力极强。布热津斯基曾说：“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4](P356)

为了应对文化的挑战，我们党在文化层面上有充分的战略自觉，一直在探求走出中国文化困境，寻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机遇。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十七大报告对文化工作提出了总体的要求，即“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认为“文化自觉”应该提升为党的执政理念。十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战略构想。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在文化上自觉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十八大报告又把这一认识推到新的高度，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这表明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的充分自信。“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5]当然，文化的自觉和觉醒是深层的，是一个过程，而且可能会很艰巨、很漫长。仅以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为例，时至今日，孔子学院和中小学孔子课堂已覆盖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预计到2015年，孔子学院将达五百多所。这一事例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程度，虽然现实运作中依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当然，在当代中国，文化层面的自觉和觉醒还远不是普遍的，更多的声音发自于国家战略层面，发自政治界和学术界的政治精英和学者，还只是少数个人、少数群体的自觉和觉醒。从理想的层面看，只有整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群体、每个人都在文化价值层面上真正意识到我们在文化层面上正面临着的困境、挑战和机遇，我们的文化转型、文化选择和文化构建之路才会大踏步前进。当然，我们不会坐等整个中华民族所应呈现出的普遍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和觉醒，而应首先从国家战略层面应对中国文化正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即在自觉理性准备的前提下，把中华文化以各种方式置于世界文化的舞台上，使其充分展示自己。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文化交流、对话和碰撞中迎来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而且，这一方式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觉醒的催化器和加速器。同时，整个国家也要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培育、建构起我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自信。通过内外合力，整个国家、民族和个人就会逐渐自觉地认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并使其尽快成为国家、民族和个人在文化价值层面的自觉建构。

二、灌输与规约：现实性的制度路径

当代中国，在政治领域和学术层面存在着较为普遍的、较高层级的文化自觉和觉醒。在此之外，文化的自觉和觉醒程度相对较低，甚至处于文化昏迷或沉睡的状态(由于历史的、现实的等多方面原因所致)。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化于中国社会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然是一个相当长的、艰巨的过程。为了推进或加快这一进程，发挥政治制度的“强硬”(灌输和规约)功能和作用就显得极其重要。

在中国历史上，源于秦朝并在清朝达到顶峰的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政权的组织方式或制度。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皇帝成了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主宰和领袖，具有绝对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统治力。在历史上，这一政治结构产生过诸多的负面影响和作用(在今天的中外学术和政治界也存在着诸多的批评之声)，如它是专制、独裁和暴政之源;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延缓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导致了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主义等。但它建立在封建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是相适应的。对中国这样疆土辽阔的国家来说，这一政治结构或制度显得尤为必要，其最突出特点是强大的政治执行力和贯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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